比爾·蓋茨來信
比爾•蓋茨發佈2010年度信函，介紹基金會目前的工作進展以及創新如何決定基金會的優先考慮議題
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發佈其第二封年度信函，介紹基金會目前的工作進展以及創新如何決定基金會的優先考慮議題。
這是我的第二封年信。今年這封信的主題是創新以及創新如何影響到前途黯淡還是光明。
2009年是我全職擔任基金會聯席主席的第一年，同時擔任聯席主席的還有梅琳達和我的父親。對我而言，這是不可思議的一年。我非常開心可以有很多時間跟致力於解決世界上一些最重要問題的創新家們見面。我得以走出去與那些在實地推動進步的人們聊天，包括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教師、印度抗擊骨髓灰質炎的醫護工作者，還有肯尼亞的奶農等等。這些我所見到的一線工作，讓我時刻記得需求的緊迫性以及將所有對的事情都聚合到一起來的挑戰。我熱愛我的新工作，並且爲自己可以集中地把時間投入到這些領域而感到幸運。
去年的全球經濟衰退十分嚴峻，給世界帶來了沉重的打擊。而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是經濟低迷期承受打擊最大的。2009年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人知道金融危機將會持續多久、它的破壞性將會有多大。現在看來，我們可以說市場在三月時觸底，但是到了下半年經濟便停止了萎縮並重新開始增長。今年，我與基金會的聯合受託人沃倫∙巴菲特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更加頻繁地交流，我努力嘗試理解在經濟領域正在發生些什麼。
儘管這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已經結束，但是經濟依然虛弱。世界還需要花很多年來挽回損失，包括持續性失業、創紀錄的鉅額政府赤字和債務。在這封信後面的部分，我還將談談這些赤字對各國政府對外援助預算的影響。儘管經濟形勢如此嚴峻，我仍對未來一年我們可以取得的進展抱持非常樂觀的態度。只要擁有科學創新和一批爲着世界上最窮苦人民利益工作的偉大領軍人物，人類的景況一定會繼續得以改善。
最特別的一個亮點發生在去年夏天，我在印度旅行時得知他們剛剛把創新項目加入了健康體系。印度北部的衛生統計數據是驚人的——有10%的孩子不到五歲就會死去。針對於此，印度政府承諾將增加對於健康的關注和投入。比哈爾邦是印度最貧窮的地方。在旅程中，我得以和該邦的首席部長提希∙庫瑪爾就他在提高免疫率上所作的出色工作進行討論。我還見到了拉胡爾•甘地。他是新一代的政治領袖，致力於保障在以上項目的投資可以得到很好的利用。基金會正在考慮資助估量系統以幫助改進這些項目。拉胡爾非常坦白地說，現在有很多錢並沒有到達應該到達的受益人手中，並且這種狀況很難改變。他的坦誠讓人耳目一新，因爲很多政治家並不會說可能會影響捐款人繼續給錢的話。他解釋瞭如何組織那些主體爲婦女的地方羣體來監督款項的使用，這一戰略已經產生了重大作用。我從拉胡爾以及其他年輕的政治家們那裡聽到了對於評估結果和改進服務遞送系統的長期承諾。這使我確信，在未來的十年裡，印度的健康狀況將得到可觀的改善。
創新：黯淡前景和光明未來的區別所在
正如其他我們正在開展工作的地方一樣，在印度，窮人們所需要的遠大於他們所能得到的資源。爭取更多的錢很重要，但是僅此而已並不足以解決重大的問題。這就是爲什麼我和梅琳達如此堅信創新的力量，因爲它可以讓我們在同樣成本下做更多的事。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曾經有很多的創新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的境況——使我們的壽命延長了大約兩倍，帶來了便宜的能源和食物。但總體而言，社會卻在創新上缺乏足夠的投資，尤其體現在兩個領域。一個就是可以造福窮苦人的創新——這個領域投資太少了，因爲窮人是無法創造市場需求的。第二個就是教育或預防性醫療服務——因爲那裡沒有被認可的衡量標準來告訴市場如何挑選最佳的創意。
讓我們來想象一下從現在算起十年後的世界會是什麼樣子？如果沒有健康、教育、能源或糧食生產上的創新，那麼肯定是一幅非常黯淡的圖景。富人花在健康上的開銷會更高，而其代價則會是迫使窮人滯留在今天一樣的不良景況裡。在美國，教育花費的增加意味着更少的人可以獲得較好的大學教育，而K-12教育（美國從幼兒園到高中的12年教育——譯註）在貧困人口中將繼續效果不佳。我們將不得不提高能源的價格以降低消費，而窮人將受累於更高的能源成本以及氣候變化的後果。在糧食上我們將面臨巨大的短缺，因爲沒有足夠的土地來供養正在增長的人口並提供其日益豐富的飲食。
但是，我樂觀地認爲創新將幫助我們避免那些灰暗的前景。在美國，在線學習以及其他途徑的進步將使人們更容易接觸到良好的教育。因爲疫苗、藥物以及其他領域的改善，貧窮國家將越變越好，而人們也會選擇保持小規模的家庭。有了更好的種子、培訓和介入市場的途徑，窮國的農民可以種出更多的糧食。世界將找到清潔的方式來進行低成本發電，而更多的人將擺脫貧困。
儘管創新是無法預測的，但是政府、私營企業和基金會可以通過做很多事情來推動它。富裕的政府需要在研發上花更多的錢，比如：我們在健康和教育領域需要更好的評估系統來判斷哪些努力是奏效的。
梅琳達和我認爲基金會的一個主要角色就是投資於那些不被資助的創新項目。這部分地是由於我們在科技領域的背景，同時也因爲考慮到基金會的規模和能力可以在立足長遠的基礎上在探索新方式上承擔較大風險。沃倫∙巴菲特在2006年時就對我們說，“不要只做那些比較保險的項目。在這場遊戲中，你可以批處理1000個項目，卻實際上並沒做什麼重要的事。如果你願意承擔那些真正的難題，你完全可以少做一些。”我們支持在教育、食物、健康以及其他相關領域的創新，比如窮人儲蓄等。在後面，我將談到爲什麼我們目前不認爲基金會應該進軍能源領域。
我們有一個框架來決定在哪些創新領域我們是落後的。一個主要的標準就是，如果某項創新被證實有效，那麼讓它持續下來的成本要遠低於它所能帶來的益處。這樣的話，即使當我們不再參與其中了，人們或政府仍會願意保留它。很多項目並不滿足這一要求，因此我們就不會涉足。此外，我們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考慮——即尋找優秀合作伙伴的能力，這些團隊的人們應該在獲得足夠多資源的情況下，在五至十五年內取得明顯效益。
我們的框架包括資助一系列的項目，而它們存在不同的風險水平。低風險的項目是那些在小範圍內已經證實有效的創新，而挑戰就是如何把成果更大規模地進行應用。高風險的創新要求新工具的發明。有些處於科學的前沿，比如發現一種新的藥物並進行大規模的試驗看其是否有效。其他高風險的努力還包括改變社會行爲等，比如說服在感染艾滋病病毒上存在高風險的男子進行包皮環切術。
對於我們而言，事先理解那些有可能阻止一項創新得以成功推廣的因素尤爲關鍵。在對發展中國家的工作中，缺乏熟練技工或是電能都可能是重要的限制因素。在對教師的工作中，我們需要一種可以衡量他們效率的方法——這種方法應該爲教師們所歡迎，而不應該讓他們因爲感覺太不切實際或是變幻莫測而拒絕使用。即便是在我們盡最大努力理解各種挑戰的時候，也需要設立中期里程碑。由此我們可以看看在科技或是實踐推廣中所遇到的限制條件，之後或是進行調整或是決定將項目終止。我們的重心放在強大的項目測量系統上，並且對於結果無論成敗都願意予以分享。創新會被更迅猛地推進，當各方面可以在彼此工作之上進行建造，並且吸取他人的經驗教訓以避免重蹈覆轍。
至於實例，我在前面的圖表裡列出了基金會正在投資的九項創新。這些創新按照基金會的三個不同的工作領域進行了劃分。整體而言，我們支持着大約30項創新項目。儘管表格中只含一個新疫苗項目和一個新種子項目，我們實際上在多種疾病疫苗（瘧疾、艾滋病、肺結核等）以及多種作物種子（玉米、水稻、小麥、高粱等）項目上都有投入。針對每一項創新，我列出了時間表、最終受益人以及限制因素。只有少數我們做的事情中（比如緊急災難救援和獎學金項目）不符合這個模型，但是基金會有超過90%的工作都是按照模型方式進行的。
兒童死亡
貧窮國家中兒童健康狀況的改善是展現創新力量的一個實例。在2008年，全球第一次實現了5歲前兒童死亡人數低於900萬。2005年，是2008年之前上一次仔細考量這一數據的年份。當時這一數字已接近1000萬。之所以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進步，是因爲疫苗注射的增加以及更好的防治瘧疾方法的出現。
右邊的餅型圖顯示了最主要的三種死因。請注意，在這裡所有導致新生兒於30天內死亡的疾病被歸併爲一類，即“新生兒死亡”。因爲目前對於降低新生兒死亡上進展甚微，但是在減少因其他疾病致死的問題上取得了成效，因此新生兒死亡在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整體比例中已經超過了40%。如果按照預期，我們將繼續在解決其他死因的工作上取得進展，而在預防新生兒死亡上停滯不前，那麼這一比例數字很快會超過60%
大多數關於兒童死亡的統計圖表並不歸總新生兒死亡爲一類，而是分散到各個疾病名下，如新生兒窒息、早產或是新生兒感染。這部分地是由於兒童健康領域一直是劃分得涇渭分明的。比如，營養專家和早產專家相互之間是沒有溝通的。但是，這一現實給人們帶來了挑戰。在過去的十年間，公共衛生專家認識到將各個病種分隔開並不是改善狀況的最好途徑。如今，全球健康的領袖們都在談論這些問題是如何相互聯繫的，並且他們看到需要從整體的角度來審視這些問題，包括通過干預減少母親的死亡率並改善自願的計劃生育。基金會的策略也沿着同樣的道路在演進。在過去的四年裡，我們資助了若干試點項目並且建設了一隻強有力的團隊來領導該工作。試點項目顯示，正確整合的方法可以產生明顯的效應。包括對母親和接生員進行教育，並且給他們一些新工具，如方便使用的抗生素。在早期獲得那些成功的基礎上，我們現在加大了投入看看是否可以推廣這些方法。
梅琳達對這一領域具有特別的興趣，並且計劃在2010年安排幾個旅行去考察那些項目。我們兩人偏重的領域各有不同，但是常常會在彼此之間分享所見所聞。這種合作伙伴關係讓我們可以很好地一起規劃，看各個領域如何更好地嵌入到整體策略中去。在過去的工作中，我總有一個強有力的夥伴。在微軟，早年是保羅∙艾倫，後來是史蒂夫∙鮑爾默。儘管一些人工作時並不需要這種合作伙伴，但是我發現只有當身邊有個瞭解我優勢和弱勢的夥伴，我們纔有信心承擔那些時間長且風險高的項目。當其中一方開始過度悲觀或樂觀時，另一方可以提供更加平衡客觀的觀點。
在這封信的以下幾個部分，我將寫一寫創新是如何作用於那些導致兒童死亡的其他因素以推動世界進步的。
疫苗帶來的奇蹟
疫苗是個奇蹟，因爲通常在兩歲以前，只要接種三劑你就可以終生避免一些致命的疾病。由於影響是如此的驚人，所以疫苗是基金會最大的投資領域——每年超過8億美元——而回報也是相當可觀的。我們正努力呼籲其他捐助方也投入更多的資源在疫苗開發上，因爲我們仍然面臨巨大的挑戰。首要的挑戰是投資於疫苗，其次是確保疫苗可以到達那些需要的它們的人那裡。在貧窮國家實現全面覆蓋是很困難的，因爲無論成本還是遞送都存在很大的障礙。
各種各樣的創新可以簡化遞送的過程。有時候可以把若干不同的疫苗合而爲一。最好的例子是預防白喉、破傷風和百日咳的三重聯合疫苗。它們最早產生於1920年。1942年時，這幾種疫苗已經合併爲一種聯合疫苗，包含三種活性成分。現在，三劑這樣的疫苗的價格低於50美分，並且目前世界上有超過77%的最窮國家的孩子可以接種上三劑，從而得到保護。這種聯合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引入，使得破傷風的死亡率下降了將近88%，而百日咳的死亡率下降了70%。如果聯合疫苗的覆蓋率達到95%，那麼人們將不會再因這三種疾病而死亡。
即使一種疫苗無法和其他的合併，我們仍可在發放機制上進行改進，比如對窮國免費疫苗或是至少降低價格使之可以爲他們所接受。這是我們在十年前創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的工作重點。GAVI資助貧困國家以提高疫苗覆蓋率，並幫助支付購買那些新的疫苗。GAVI自建立以來，已經使兩種新疫苗實現了廣泛供應。一個疫苗是針對乙肝，該疾病是最終導致肝癌的罪魁禍首之一，每年有超過60萬人因此而喪命。另一個疫苗是針對B型流感嗜血桿菌的，這種菌會在人的孩童時期導致腦膜炎和其他威脅生命的問題。截至2008年底，有1.92億兒童接受了乙肝疫苗接種，4180萬兒童得到了B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的保護。
現在乙肝疫苗和B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已經和上面的三重聯合疫苗相結合，從而開發出一種包含五種活性成分的五重聯合疫苗。GAVI同時提供單獨疫苗和五重聯合疫苗，這已經使得新生兒乙肝疫苗的接種率達到68%，而B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在最貧困國家新生兒中的覆蓋率達到了24%。
成本花費仍是個問題。今天，一整套這樣的五重聯合疫苗比三重聯合疫苗的成本高出8美元。但是當製造商可以生產更多、且有更多競爭引入的話，成本在未來一年裡應該可以減半。這就是爲什麼全球健康社區的目標是到2015年，B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的覆蓋率可以達到80%。到那時，每年在最貧窮的國家將可挽回25萬條生命，避免許多的苦痛和殘疾的產生。
在這些疫苗工作取得進展的基礎上，GAVI還將把兩種已經在富裕國家使用的疫苗列入工作重點：一種針對會導致痢疾輪狀病毒的疫苗，另一種是針對肺炎球菌的疫苗。你可以從那個兒童期死亡圖標上觀察到，如果有新的疫苗將會發生多麼巨大的影響。每年，輪狀病毒疫苗可以挽救22.5萬到32.5萬人，而肺炎球菌疫苗則可以挽救26.5萬到40萬生命。
在去年的年信裡，我曾說我認爲我們可以在六年內讓一半以上需要輪狀病毒疫苗的孩子都可以接種上。我仍然認爲我們可以在未來五年內達到這個目標，但是這工作要比我想象的難許多。很多國家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裡，未曾添加任何一種新疫苗。難以置信的是，一些國家甚至沒有一個決定是否應該增加一種新疫苗的政策機制。在另一些國家，該機制只存在於紙面文件上，沒有人記得誰是負責該工作的。我們在推廣B型流感嗜血桿菌疫苗和乙肝疫苗時迴避了這樣的問題，是因爲創造了五重聯合疫苗。但是，目前把輪狀病毒疫苗及肺炎球菌疫苗和其他疫苗相複合還是無法實現的。此外，除非有特別的證據證明一種疾病在該國的負擔特別重大，國家通常對於是否增加一種昂貴的新疫苗心存猶豫。這一點不難理解。有時候，它們也會接受那些類似國家的數據，有時候則不會。
今年，基金會將幫助啓動一種新方式，旨在鼓勵大批量、低成本地提供肺炎球菌疫苗以滿足貧窮國家的需要。這個方式叫做“預先市場承諾”，一組捐助者將承諾15億美元來幫助窮國支付疫苗費用。我們預計在該資金的激勵下，製造商將比正常市場情況下更早地建立工廠來競爭該市場。在2010年，與生產製造商的談判將取得結果。我們相信這將帶來重大影響，一方面，可以向人們展示該種疫苗能夠以如何之快的速度到達那些貧窮的孩子手裡；另一方面，怎樣可以讓這種方式應用到其他藥物領域。
瘧疾
兩年前，梅琳達和我曾挑戰健康領域的專家們，建議設立一系列的目標以期最終消除瘧疾。針對瘧疾這種大範圍氾濫的疾病，基金會已經資助了若干不同類型的創新。在2005年，我們資助了一項中等風險程度的試點項目——在贊比亞進行嘗試，讓某個地區的多數人在防蚊處理的蚊帳裡睡覺並且在房間內噴灑防蟲劑。這些發明被證實大幅度地降低了瘧疾的產生。由於來自於個人（有些是通過教會組織以及“只要蚊帳組織”）、全球基金、富裕國家的捐贈，對蚊帳的使用有了顯著地增加。那些在近幾年大範圍使用這些干預手段的國家裡，由瘧疾引起的死亡數已經有了大幅下降：盧旺達下降了45%，贊比亞50%，柬埔寨50%，埃塞俄比亞的厄立特里亞達到了80%。這些干預措施被迅速地推廣，這無疑將帶來巨大影響。
但是瘧疾是一種特別棘手的疾病。目前的工具手段不足以徹底消滅它，所以我們還在資助一些新的中度和高度風險的創新項目。比如，我們在資助開發新的可以用於蚊帳上的殺蟲劑，因爲某些蚊子已經開始對目前使用的藥物產生耐藥性。而且因爲有些地區蚊帳並不爲人所接受，我們也在投資開發新的室內殺蟲劑——或許可以利用蠟燭或藥物棒的形式。我們同時還在努力讓現在使用的藥物以及未來的新藥更加便宜，因爲我們知道寄生蟲會對目前的治療藥物產生耐藥性。
最後，如果要根除這種疾病，我們幾乎毫無疑問地需要一種瘧疾疫苗——而這也是我們在抗瘧疾工作中所資助的最高風險的項目。關鍵是，研究者需要探索許多不同的方案，這樣即使一個失敗了，還有其他一些機會存在。一個部分有效的疫苗備選方案RTS,S已經進入了第三步實驗階段，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其他的嘗試尚處於早期階段，不過看上去都很有希望。科學家們正在把其他一些疫苗方面的努力結合應用於RTS,S，從而提高它的有效性和適用期，這種方法可能會在未來8到15年的時間裡開發出高度有效的疫苗。
脊髓灰質炎的根除
脊髓灰質炎在過去20年裡已經下降了99%，目前保持在每年少於3000例左右的水平。但是如何消除這最後的1%從而根除該疾病卻是最難的部分。當基金會兩年前投資於這種疾病時，我們認爲這只是個方法、藥物的實際應用推廣方面的問題。因爲口服疫苗已經很有效，貌似我們並不需要再開發一種新的工具。但是我們現在發現在某些地方，口服疫苗並非完全有效。於是，我們資助開發了一種針對三種不同脊髓灰質炎病毒的新型疫苗。該疫苗在今年取得的進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個例子很好地說明了在尋找最佳解決問題方案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開放的態度。
在去年的年信裡，我提及有四個國家集中了大部分的現存病例。一個是尼日利亞，特別是在其北部省份，脊髓灰質炎尤其嚴重。2009年，由於來自一些省份、地區和傳統領袖的新的資源投入和政治支持，尼日利亞在大多數省份裡對更多的孩子實行了免疫。這使得病例數下降了50%，而最致命的菌株類型病例下降了90%。2010年，尼日利亞還需要提高每個地區的免疫率。
在另外的三個國家——印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受該疾病影響的地理區域已經縮小。疾病最嚴重的地區是那些安全狀況惡劣的地方，比如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當疾病暴發時，國家的反應與以往相比更加迅速和有效。去年，脊髓灰質炎病毒自尼日利亞和印度擴散到超過15個被認爲已經消除該疾病的非洲國家。但是，由於很多國家已經開始應用更好的實驗室技術，他們迅速診斷出了病毒並立即開始了免疫，因此控制了疾病的傳播。但是，我們仍然未能將這些國家的案例數重新歸零，特別是西非和乍得——在那裡，疾病仍在廣泛傳播。我將會去訪問這些國家，會見那裡健康方面的領袖。我相信在來年裡我們可以彙報更多的進展。
艾滋病
在艾滋病領域，有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HIV病毒的傳播不再像以前那樣快了。新發感染病例在1996年爲350萬，達到了頂峰；在2008年開始下降爲270萬。疾病預防方面的努力是使該數字下降的原因之一，比如基金會在印度促進性工作者以及他們的客戶更多地使用安全套。但是270萬仍然是太多了，並且在一些地方，艾滋病的感染率還是難以置信的高。在南非，18%的成人是感染者，甚至在該國某些地區，超過一半的婦女在25歲左右成爲感染者。
去年，全球接受HIV抗病毒治療（ARV）的患者增加到400萬，這是一大成績。在艾滋病發展的早些年裡，人們還不清楚大規模的治療在非洲是否會奏效。從2001年開始，基金會開始資助在博茨瓦納的治療，這是顯示出積極效果的若干項目之一。全球基金和美國的PEPFAR項目（一個投資500億美元用於幫助非洲抗擊艾滋病的項目）隨後開始領導了ARV推廣擴展的工作。他們分別作出了出色的努力，儘管很多人擔心有限的資金會限制他們可以治療的新病人的數量。
治療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們還急需防治HIV傳播方面的創新，因此基金會在這方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對於藥片和凝膠的試驗正在進行中，我們希望可以有效降低感染的機率。在今年晚些時候，我們將看到這些試驗的結果。
另一種降低HIV傳染的方式是男性的包皮環切術。我在去年的年信中曾經提到，研究表明包皮環切術可以將艾滋病病毒由女性傳染給男性的機率降低60%。在那些傳染氾濫的地方，如果大多數14歲以上的男子可以進行包皮環切術，那麼就可以顯著降低艾滋病的傳播。基金會資助了一些致力於推廣該手術的努力。但是，在我的眼中這屬於高風險項目，因爲我很懷疑是否有那麼多的男子自願進行這種手術。這就是爲什麼去年我訪問了在南非一個叫做橘色農場的地方工作着的法國科學家奧維特（Bertran Auvert）。奧維特進行了一個關於包皮環切術有效性的關鍵研究。現在他正着手向那些包括我在內的懷疑者展示我們的質疑是錯的。
他和他的同事泰加德（Dirk Taljaard）非常謙虛，不過每個月神奇般地有超過750名男子來到他們這裡進行包皮環切術。他們已經進行了14000例手術，並且在一年內他們認爲可以爲社區裡幾乎所有男子進行包皮環切。這看上去將是個非常高比例的參與率。奧維特的方法非常有效率，而成本只有40美元。在此項成功的基礎上，南非以及其他一些艾滋病高發國家正在建立一批設施以效仿奧維特的做法。在非洲很多國家，如果自願進行包皮環切術的男子比例足夠高，那麼艾滋病病例數將會逐漸降低至少30%。這就是像奧維特這樣偉大的科學家可以給世界帶來的影響。
你可能已經聽聞，今年關於艾滋病的一條重要新聞是關於一種HIV的疫苗：一個在泰國的試驗在九月份報告了結果。基金會對於艾滋病最大的投入在於疫苗開發，但是我們並沒有資助這個泰國的項目。儘管針對數據存在不同的分析方法並且該疫苗的效果有限，但試驗的結果仍是個好消息。研究者向科學界展示出疫苗開發還是有可能的。
艾滋病社區正在一些潛在的疫苗項目上開展工作。目前的情況是，當在猴子身上進行實驗時，這些項目中的很多都獲得了比泰國進行的疫苗試驗更好的結果。因爲只有少數幾個疫苗可以被選擇進行進一步測試，因此艾滋病社區需要合作並找出可以進一步推進的那些。儘管疫苗的大規模使用可能還是至少十年以後的事情，但是今年我們在科學上的進展比多數人預期的要好。
幫助教師改進教學
基金會在貧窮國家致力於健康事業，因爲我們認爲那是在全球範圍內改善生命狀態的最佳途徑。在美國本土，我們相信改善人民生活的最佳路徑是促進公共教育的進步。美國的教育系統是這個國家取得成功的根基。但是我們培養學生的方式在近一百年內幾乎沒有改變。如果我們不進行教育革新以使之更好更普及，那麼我們就無法實現所承諾的機會平等，並且我們的競爭力就會落在其他國家之後。
我曾在去年的年信裡寫到，證據表明幫助老師更有效地進行教學是改進高中教育的最佳方法。前25%的優秀教師對於幫助那些學習後進的孩子提高技巧方面所產生的影響大得驚人。這對於我們而言是個新的努力方向，因此在2009年我花了很多時間用於更多地理解教學：如何發現最好的教師？他們可以如何幫助其他教師成長並使他們一樣的優秀？在提升平均教學質量方面已經有了怎樣的投資？
令人吃驚的是，教師們得到的可以幫助自己改進工作的反饋非常少，特別是當我們想想看學生們可以得到多少反饋的時候。學生們可以通過定期的考試來衡量自己的技能。考試的結果可以告訴他們與其他學生相比較的情況。學生知道如何改進自身，因爲他們可以看到哪裡做的好、哪裡做的不好。他們還可以跟其他學生交流，並且向掌握了知識的那些人學習。
學生得到的反饋多於社會上大多數的人。而有一種職業的人是幾乎得不到反饋的，那就是工作在最前沿的教師。在教師的個人材料裡幾乎沒有任何特別的說明以描述該老師的優勢和弱勢。通常只有個簡單清單列出基本的指標，比如準時上班、保持教室清潔等。在那些有評級系統的學校，99%的教師的工作被評爲“滿意”。儘管這樣的個人系統有利於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可預測性，但是對於發現最佳實踐和推動改進並無助益。
另一種選擇是建立一個投入了時間和金錢、旨在幫助提升教師教學水平的評估系統。讓這個系統運轉需要資源以及信任。一個有效的新系統需要具備可預測性，這樣可以幫助教師們發現薄弱環節並給予他們改進的建議，同時也不會因爲結果的變幻莫測而讓那些能幹的教師對該系統心存憂慮。
一個關鍵性的爭論在於評估系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發現那些表現不好且沒有改進的教師。一個更好的系統的確應該可以發現那極少數不應屬於教學行業的人，但是它最主要的益處還在於幫助大多數的教師改進他們的工作。
新的系統要求的不止於僅僅觀察學生的考試分數，並比較在某老師的教學努力下學生分數在一年後提高了多少。更多的信息還應包括學生、家長還有教師同行的反饋，以及花時間審視其實際的教學工作。可以使用視頻工具來徵求建議，教師就可以發給同事們自己的教學錄像，讓他們看到自己在某些難題上的嘗試，比如如何讓課堂教學保持集中。這樣的話就不必邀請旁人進入課堂，避免干擾。因此，一個攝像頭就可以爲評估收集資料。
爲了幫助建立一套評估系統以提升教師教學的有效性，去年11月我們爲田納西州的孟斐斯、佛羅里達州的希爾斯博拉芙縣、匹茲堡和洛杉磯的合作伙伴提供了3.35億美元的資助。教師工會代表的參與和支持是我們選擇這些地點的主要考慮因素。
評估教師並幫助他們改進屬於一種創新的建立，而要求教師接納對傳統個人系統的改變則屬於創新的實踐。創新的建立或實踐在這種情形下很難分的清楚。因此，我們正從這兩方面同時進行努力。教師們將得到評估，並且若表現優秀將得到報酬上的激勵。如果這些地方的教師們喜歡這種方式並分享他們積極的經驗，那麼這些評估實踐將會被推廣。這些嘗試的目標是讓他們成爲全國性的標準操作。這個項目帶來的益處之大將是無法想象的，因此我們如此努力地在推動即使知道這其中亦存在很高的失敗風險。早前在這個方向上的努力似乎都興盛了幾年，但是如果這個系統不能很好地運轉或是教師們反對分化，那麼還是會被放棄。
《難以忽視的真相》的導演戴維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拍攝了一部新的關於美國教育的紀錄片《等待超人》，並將於今年出品。該影片講述了幾個孩子試圖進入教學水平高的學校的故事，那真的就像是買彩票一樣，不同的結果會決定這些年輕人不同的命運。儘管我可能是帶有偏見的，因爲我也出現在這部影片中了。不過，我還是認爲這部片子是很棒的，並希望它可以激起更多的政治意願來促進提高教育的有效性。
去年秋天，梅琳達和我參觀了北卡羅來納州的若干學校，並有機會與一些非常出色的校長和老師見面。在一所市內的夏洛特學校裡，教師們每週通過觀察考試結果來分析哪個老師的教學對於促進學生對概念的理解最有效，從而老師之間可以相互學習。
在達拉謨，我們參觀了一所特殊的高中，叫做“表現學習中心”。該中心服務於那些從傳統公立學校退學、但仍然願意獲得高中文憑的學生們。我們參觀他們的原因之一是想看看他們是如何利用網絡在線學習的。這裡並沒有課堂授課，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進度來選擇。剛開始，很多孩子在這裡的進步速度比在傳統學校裡要慢。但是在老師的幫助下孩子們慢慢適應了在線學習的方式之後，他們學習課程的速度要遠遠高於傳統的課堂教學。這對於孩子們而言是很大的動力，因爲他們同樣在一年的時間裡卻學到比在學校裡更多的東西。
在線學習
基金會在推動在線學習上有幾個贈款項目，不過在這一領域我們纔剛剛起步。到現在爲止，我們看到科技對正規教育的改變是何等的艱難。但是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爲，互聯網給人們帶來的下一個驚喜會發生在這一領域，特別是如果將其與面對面教學相結合的話。隨着教育成本的逐步提高，這樣一個建議將會是非常及時的。
我們當中的很多人都曾經聽過某個老師非常精彩的授課，甚至可能好得都超過了我們的預期。如果你打算花時間聽一堂課，你應該聽到最好的那節。現在，尋找和觀看視頻已經成爲標準互聯網體驗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可以把優秀老師的講課視頻放在網上。
有些大學已經把教程放在網上，供人們免費觀看。你可以從一些網站上找到很多這樣的視頻，比如www.academicearth.org。我特別喜歡麻省理工大學沃特∙勒溫（Water Lewin）的物理課還有唐納德∙薩杜威（ Donald Sadoway）的固體化學課程。當需要學習一個新的概念，比如“卡諾極限”（Carnot limit），我就會觀看不同的課程來聽他們是如何解釋的，同時也考察自己的理解力。
其實，在線學習不僅僅是指課程講座。還有一部分是將信息以互動的形式展現出來，由此可以發現學生知道什麼和不知道什麼。這就使得爲個人量身定做學習課程成爲可能。試想，學生進入社區大學後被告知需要上數學方面的補習課，原因是其考試成績在分數線以下。於是學生不得不花時間學習那些他們早已知道的知識，而無法集中精力在他們感到困惑的新知上面。他們坐在課堂裡聽課所得到的積極效用很少。很多被要求上數學補習課的孩子常常在取得學位前就退學了，因爲那是一段特別讓人灰心喪氣的經歷。從另一方面而言，在線學習可以迅速地診斷學生們知道什麼並提供積極的反饋。這樣，就可以確保學生們的時間真的是花在那些他們理解薄弱、需要增進的概念上。
正在開發的網上資料很多，但組織方式欠佳，要找到適合自己目標的最佳資料並不容易。如果你在網上搜索一個關於光合作用的視頻，會找到成千上萬條結果，包括很多學生項目。對不同年齡、不同知識水平的孩子來說，哪一個纔是最好的？我們需要一種簡單的方式，收集所有教育資料，根據不同情況進行組織和評估。
制定課程規範會是一個有效手段，也就是將各種學習目標分解形成一個清晰的框架，並在網上資料與這一框架間建立關聯。隨着時間的推移，大量資料提供者和評估者會不斷開發網上資料，其獲取和使用也更加便捷，這將會成爲各類教育的一個關鍵資源。目前，尚需要很多先行者來探索如何利用這一資源，並將其融入實體課堂體驗。我計劃在這方面投入大量時間，研究怎樣能夠達到所需規模，以便進一步推廣。
還有一個問題，多少網上資料將是免費的，多少是付費的。一些最好的K-8（幼兒園至初中）學習互動軟件由新興的公司開發，並使用了創新的互動方式。這些公司對軟件的授權以每個教室和/或每個學生爲單位。理想情況下，市場機制和非盈利性工作會相輔相成。但鑑於學校在軟件方面的預算很少，目前尚不清楚能否達到足夠的市場規模，激勵盈利模式發揮重要作用。
基金會近幾年已經開始大量投資於能夠幫助世界貧困人口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創新。全球長期飽受飢餓困擾的人口超過10億，大多是小農羣體。他們需要提高生產力，其額外收成可以貯存起來用於歉收年或是出售。這樣就有錢送孩子上學。我們還需要養活未來50年地球增加的30億人口。農業相關人士對增加生產力和確保可持續性都很關心。儘管這兩個方面往往被視爲相互排斥，實際上卻頗具互補性。它們都依賴於創新，包括新型種子、更好的農業培訓、更容易獲得投資並進入市場。《溫飽億萬人》（Millions Fed）這本書記錄了最近一些成功的農業創新，可以在www.ifpri.org/publication/millions-fed下載。
爲了獲得更好的種子，科學家們找到兩個備選方案。它們的特性都很具有吸引力，比如適合當地環境或者產量更好、抗病性更強。這樣可以結合二者的優良特性，培育出一個新型種子。通過育種獲得更好的種子，這種方法已經使用了數千年。當你看到原始的大芻草，也就是今天玉米的祖先，很難相信兩者存在關聯。這種改變完全歸功於人類的育種技術。
現代農業技術爲種子改良做出了三大貢獻。第一，是收集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樣本，以及使用數據庫跟蹤不同條件下生長的成千上萬種植物。這提高了傳統育種過程的速度。第二，是檢測植物基因序列的能力，就像檢測人類的一樣。我們已經部分地瞭解了基因哪些部分控制哪些特點，所以兩種種子雜交時，可以通過新種子的基因序列知道它是否具有我們想要的特性。這叫做標記輔助育種，它顯著加快了雜交育種過程，因爲研究人員不必等待種子成長，就可以知道育種是否成功。最後一項是轉基因技術，不是僅僅用雜交育種來創造新的種子基因組，而是提取一個基因並將其插入。一些人對這個方法仍有爭議。但是，經過適當的安全審查，這項技術可以用來創造抗病耐旱農作物。這樣的農作物不可能通過其他方法創造，它每年可以保護數十億美元的收成，增加百萬噸糧食供應。
最積極應用這些現代技術的是富裕國家的高價值經濟作物。和衛生健康領域一樣，目前沒有很大的市場激勵人們將最新科技用於貧困人口需要。基金會的做法是資助那些側重發展中國家特定種植條件的項目，以及貧困農民種植的農作物。我們的資助款項大部分涉及標記輔助育種，但也有幾個涉及轉基因技術。
去年12月，我在肯尼亞內羅畢訪問由科學家科勒姆（Segenet Kelemu）領導的BECA實驗室。他們的實驗室正在進行最先進的標記輔助育種，用以改良高粱、木薯、玉米。這樣，農作物就可以生產更多糧食，並且抗蟲抗旱抗病。科勒姆在埃塞俄比亞長大，出國攻讀研究生，在其他國家工作了25年。但她選擇在2007年回到非洲，致力於培養一代植物學家，以終結非洲的糧食不安全狀況。她組織的團隊以及他們與整個非洲育種人員的共同工作，令我印象深刻。對於某些產品，比如高粱，即使一種種子已經具有全部應有的特徵，他們還必須開發符合當地口味的多種品種，因爲與富裕國家的玉米或小麥不同，沒有一個人人都喜歡的標準形態。
富國的慷慨援助
農業和衛生方面的改善嚴重依賴富裕國家的慷慨援助。但是它在對外援助中所佔的比例要比很多人印象中的小很多。健康援助由1990年的56億美元增至2007年的218億美元，不到富裕國家當年所有對外援助的14%。而這筆錢的使用效率卻是驚人地高——挽救一個生命的成本遠遠低於富裕國家的十分之一。
2008年最富有國家的對外援助共1210億美元，具體數據可參閱http: stats.oecd.org/qwids。我密切關注這些數據，因爲這些政府的慷慨解囊是長期成功的關鍵。
由於預算赤字，對外援助很可能被削減或無法大量增加。左邊的表格是一些國家的預算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GDP，衡量經濟總量的指標）的百分比，其中很多是和平時期前所未有的赤字水平。
公衆可能不會把保持高額對外援助列爲優先目標，因爲很多人不知道其成效如何。一些國家在冷戰時期樹立了對外援助的形象，當時是用金錢來購買對獨裁者的擁戴，但對援助使用的控制卻很少，難以確保款項用得其所。我們需要獲得遠遠高於目前所擁有的關注度。ONE組織是幫助我們的重要夥伴，他們同時擁有波諾（Bono）的光芒和優秀的團隊。10月，梅琳達和我做了一個演講說明政府健康投資的良好運行情況，名爲“鮮活的證據：爲什麼我們是急切的樂觀主義者”（LIVING PROOF: Why We Are Impatient Optimists），可以在www.livingproofproject.org觀看。這一版本側重於針對美國的捐贈，但其中的信息更適合傳遞給比美國還要慷慨的富裕國家。
衡量援助慷慨程度的最好指標是看捐贈在GDP中所佔的比例。最慷慨國家——丹麥、荷蘭、挪威、瑞典、盧森堡——它們的對外援助佔GDP的0.72%至1%，非常了不起。歐洲其他捐助國的比例大部分爲0.3%至0.5%，多數已承諾在2010年前達到0.51%。法國曆來是歐洲最大的捐贈國，但在2005年前後，其援助額實際上減少了一些。德國、西班牙和英國在過去幾年都大幅增加了援助，現已接近或領先於法國。即使在貝魯斯科尼政府之前，意大利在歐洲捐贈國排名表中的位置也是靠後的。如今，貝魯斯科尼政府又削減了一半以上的對外援助，這使得他們在歐洲捐贈國中就倍顯吝嗇。這些削減將反映在意大利2009年的援助數據中。鮑勃∙格爾多夫（Bob Geldof）說得好，意大利政府“把預算平衡建立在貧困者的負擔上——多麼可恥啊”。6月，我與貝魯斯科尼總理會面，希望他們能夠給予更多支持，但未能成功。這令我非常失望，因爲我仍然認爲，意大利民衆希望像其他國家一樣慷慨。
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重要的捐贈國，佔GDP的比例分別爲0.32%和0.29%。日本曾經非常慷慨，而且做出了一些重大承諾，不過他們的比例現在已經下降到0.20%。除非新政府積極改變，否則將無法達到其承諾的水平。
國際社會已經開始努力動員俄羅斯、中國以及富有的石油國家進行大規模捐贈，但到目前爲止數目依然有限。不過，韓國已經成爲一個重要的捐贈國，去年的捐贈額超過8億美元，佔其GDP的0.09%，他們承諾在2015年前增加到0.25%。
從絕對數額來看，美國是最大的捐贈國；但以比例計算，只有0.19%。近年來，這些援助很大一部分用於重建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如果國會通過奧巴馬總統捐贈額加倍的提案，那麼美國的比例就會上升到一個非常可敬的範圍。
援助預算可能會變化，赤字並不是唯一原因，各國政府還將增加應對全球變暖方面的投入。去年12月哥本哈根峰會的最終文件談到，未來3年每年籌集100億美元，到2020年前每年籌集1,000億美元，以用於發展中國家。這個數字超過最富各國目前對外援助的四分之三。
我擔心，這些資金的一部分會來自於對其他類別援助的削減，特別是衛生健康領域。即使這1,000億美元中只有1%源自疫苗資助的削減，那麼死於可預防疾病的兒童可能會增加70萬。從長遠來看，在衛生方面省錢並不划算，因爲健康的改善，包括自願計劃生育，會引導家庭規模變小，從而相應減輕對環境的壓力。
展望未來
還有許多重要的話題這封年信未能涵蓋。能源及其對氣候的影響是我用很多業餘時間關注的一個領域。避免氣候變化所需的最重要的創新，是價格低於煤且不排放溫室氣體的發電方式。這將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政府應該爲基礎研發提供大量資金。由於基金會投資於市場驅動力不大的領域，因此我目前尚未看到我們可以如何在這個領域發揮獨特的作用。但是，我也在爲基金會外的一些創意投資。科學研發對零排放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然而人們在對於氣候問題的討論中並沒有更多地鼓勵研發，對此我深感意外。我仍然認爲，在未來20年內，至少有一個可以拓展的創新可能可以從衆多可能的方案中脫穎而出，並在其後20年中被廣泛應用。
我決定今後在旅行、讀書或見過有意思的人之後做些筆記，並整合到網站www.gatesnotes.com上 。這樣我就可以經常分享關於基金會或其他領域的想法。涉及的題目會包括結核病、美國國家預算、創新資本主義、亞洲的慈善事業等等。我將記錄的旅行包括：去尼日利亞查看根除小兒麻痹症的經歷，去印度北部瞭解更多提高疫苗覆蓋率的旅行，在美國訪問一些學校的情況。這個網站將作爲我的年度公開信和基金會網站（www.gatesfoundation.org，基金會官方網站上提供這封信所涉及話題的更多信息）的補充。
我的工作快樂而有趣，因爲工作夥伴都很出色。除梅琳達外，還包括另外一位聯席主席——我的爸爸。他始終堅定不懈地引領並確保我們瞭解到——不要讓基金會的規模成爲障礙，務必要傾聽我們所服務的人羣的意見。基金會首席執行官傑夫•萊克斯（Jeff Raikes）爲基金會的運轉、優秀員工的聘請以及最佳工作環境的創造做出了傑出貢獻。基金會團隊由各部門總裁——山田忠孝（Tachi Yamada）、西維婭•波維爾（Sylvia Burwell）和艾倫•高斯頓（Allan Golston）領導。整個團隊高度的奉獻精神和精深的專業知識，一直令我感慨頗深。能和他們在一起工作，我感到非常幸運。
比爾·蓋茨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
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