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投資潮的反思和提醒

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富士山、楓葉‍‍‍‍

筆者上次訪日是一年前的2023年11月，相隔一年再度訪問日本時，感覺到了去日本投資的熱潮。

《日本中的中國》這本書，描繪了從中國成功移民到日本後，在日本建立起“說中文，只和會中文的人打交道”的全新的社會現象。（注：中島惠，日經BP，2024年9月出版，10月再版。）

也見了幾位日本老朋友，他們周邊多多少少有些中國人在問去日本買房、投資的可行性。

聽得出來，大批資本在準備投資日本，或者已經在投資日本的路上，而已經辦完移民手續，在日本買了房，設立企業的中國新移民，今後該能夠在日本大幹快上，創業興產，就算不能像在中國那樣短期獲得潑天的富貴，也能保持殷實，穩定。

來自朝鮮半島的移民，這些移民的後代，能在日本獲得成功的人不少。比如軟銀創辦人孫正義，原來有日本名字“安本正義”，在知道了自己的家族來自朝鮮半島後，恢復了在半島時使用的“孫”姓。

筆者在山口縣生活過很多年，那裡姓“柳井”的人，大都來自朝鮮半島的“柳”氏家族。山口縣就有不少人認爲優衣庫的柳井正，應該也是來自朝鮮半島的後裔。

和朝鮮半島的移民比，來自大陸的移民，獲得軟銀、優衣庫那樣成功的人還不多。日本最爲重視的是鋼鐵、石油化工，汽車等基幹產業，IT、新零售很長一段時間不是國家資本投資的重點，這讓軟銀、優衣庫那樣的企業有了飛速發展的機會。

孫家、柳家在日本已經繁衍數代，能夠融入日本社會，但還保留着一些半島生活文化特點，與日本社會和而不同，走出了新路。

中國移民日本的歷史同樣久遠，華僑華人在日本也有相關的組織，但目前還沒有出現能夠超越軟銀、優衣庫那樣的企業。買個房置塊地，小富即安的人較多，想借助中國製造業特點，在產業方面獨樹一幟，在日本建功立業，不是這裡沒有市場，而是因爲需要和日本當地的產業資本激烈競爭，中國的投資恐怕鬥不過已經有將近兩百年曆史的日本產業資本。

小富即安，目前也許是個明智的選擇。

在大量資本準備投資日本的時候，冷靜分析日本產業的特點和中國資本能夠進取的範圍，也是明智的選擇。

日本製造業鮮有外資獨資、合資企業

上個世紀80年代在日本讀博時，問過導師這樣一個問題：日本經濟發展極爲迅猛，社會超級穩定，但和英國、德國、法國不同，爲什麼美國資本、外國資本在戰後四十多年時間裡，基本上都沒有投資日本？

導師有些詫異地看着筆者，反問道：“戰後四十年來，日本社會穩定嗎？國際環境和平嗎？”

在導師的眼裡，1945年以後的十年，拆除日本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將日本主要產業轉移到亞洲其他國家，是國際社會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重要一環。

戰後日本社會極度動盪，工人農民運動風起雲涌。朝鮮戰爭（1950年6月25日－1953年7月27日）停戰並不意味着戰爭的結束。

1955年以後的十年，歐洲相對穩定，經濟發展迅速。日本靠近中蘇，加上需要面對一個很不穩定的朝鮮半島，這裡絕非投資高地。想發展，日本只能靠引進國外技術。

日本在技術引進時，採用“一號機引進，二號機國產”的方式，重複引進的現象不多，引進的規模有限，讓國外資本看不上日本市場，不願意到日本投資，甚至不願意與日本企業合資。

1955年以後的十年，日本在能源方面出現了轉換，從以煤爲主轉爲以石油爲主。日本並不生產石油，美國等國外資本一定程度進入到了日本，但依舊不看好這裡的市場，讓日本石化工業有了發展的機遇。

至於1965年以後的日本，由於美國介入越南戰爭，讓亞洲國際環境依舊極不穩定。美歐資本與其投資日本，不如讓日本投資越南周邊國家和地區，用日本的經濟力量實現越南周邊的穩定，助力美國在越南的戰事。

日本在越戰期間獲得了輸出技術與資本、壯大在日本國內及國外市場的絕好機會。日本鋼鐵、石油化工業開始成爲世界最強勢的產業，爲後來發展家電、汽車打下了基礎。

“1975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以後，美歐的經濟發展走完了黃金三十年週期，完全沒有了來日本投資產業的資本與技術了。美國對日投資開始以IT、金融爲主，但日本本身在IT硬件技術方面不比美國弱，半導體等更是日美競爭的焦點，美國失去了在硬件方面超越日本的能力，開始走軟件開發等新路子。在金融方面，日本的銀行在規模上不比美國小，要來投資，只留下了股票投資等渠道，而上個世紀70年代的美國股市並不繁榮，能投資的金額有限。”我的導師說。

80年代是日本經濟泡沫期，產業、金融空前發展，美歐等國的資本在規模上完全不是日本的對手，日本開始大舉投資國外，而國外對日本的投資與日本對國外的投資，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

美歐國家投資其他國家，也吸收大量的外資來投資本國。日本不同於美歐，這裡的市場開放，運行透明，但戰後一開始時因爲戰亂、內亂，也因爲國際局勢不穩定，而很少能夠獲得外國投資。

等經濟穩定後，日本國內的產業資本已經足夠強大，日本經濟規模從1968、1969年開始就已經成爲世界第二，外國投資不具有改變日本國家進程的力量。

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後，日本因泡沫經濟的崩潰，出現了“失落的三十年”現象，經濟開始舉步不前，用美元計算的經濟規模（GDP）在2012年進入鼎盛的6.27萬億美元后，隨着安倍晉三出任首相，在產業經濟方面走“避實就虛”（遠離實業，振興金融）的經濟路線，讓日本GDP下滑到了他辭職的2020年的5.05萬億美元，此後繼承安倍路線的日本政治家，將日本經濟規模拉退到了2024年的4.07萬億美元（相關數字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國際資本不可能去一個經濟規模不斷收縮的國家投資，日本愈發失去了吸引國外投資的條件，除了亞馬遜、谷歌以外，在日本很少能夠看到國外獨資或者日本與國外的製造業合資企業。

中國的技術與市場是對日投資的基礎

如果我的導師的結論“二戰之後日本並非國外企業來投資產業的國家”成立的話，經濟上失落的三十年讓日本資本對投資本國缺少信心，國外資本就更加難以顧及日本了。

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製造國家，中國的製造能力能夠向外輸出，去國外建廠，但並不適合去日本投資產業。目前中國對日投資基本侷限於房地產，產業方面的內容不多。

在不能投資日本基礎產業的時候，中國能投資哪些領域，換句話說，中國投資日本的話，優勢地位在哪裡？這些值得關注。

筆者認爲中國在決定投資的時候，一定要知悉自己的強項在哪裡。中國是技術大國，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去日本投資時，首先需要明確中國技術特點，今後維持技術優勢地位的可能性以及對中國市場有比較清晰的認識。

對比中日現狀，可以看到中國技術的諸多特點。

第一，笹（tì）川日中友好基金編撰的《日中關係數據庫2024》對比了中日科學技術能力，按購買力平均換算後的金額統計，中日在研發費總額的比較上，在2008年前後開始發生逆轉，日本基本停留在20萬億日元（約9500億人民幣）的規模上，而中國早在2018年已經達到48.4萬億日元（約2.3萬億人民幣），是日本的2倍以上。2018年以後，中國研發費一直在增加，從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相關數字看，2023年爲3.3萬億人民幣，是日本的3倍以上了。

如果看政府在科技方面投入的預算，中日差別更大。日本基本維持在4.3萬億日元（約2000億人民幣），而中國在2018年已經有26.3萬億日元（約12500億人民幣），是日本的6倍以上，這裡不談中日研發中水電、人員基礎工資上的差別，單隻從政府預算規模上，日本今後超越中國幾乎沒有任何可能。

利用中國目前及今後在科研方面的優勢地位，在決定出口技術的時候，首先選擇日本，不僅去填補日本研發的不足，還借道日本，從這裡向世界各國輸出中國技術，該是中國投資日本的首選之路。

畢竟隨着特朗普再度出任美國總統，對中國技術、產品的進一步打壓會是一個確定的內容，中國需要借道日本在科研、技術轉讓各個層面，建立與世界的聯繫。

第二，中國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國，中國企業對自己國家最熟悉，去日本投資生產適合中國、同時也能夠出口到世界的產品，該有足夠的可行性。

也是看《日中關係數據庫2024》中提供的數據，2021年日本對外進出口貿易中的22.8%（383,662億日元，約18,306億人民幣）來自中國，比第二位的美國（14.1%）要高出8.7%。

日本這些年通過經濟安保等政策在打壓對華貿易，從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發表的相關數字看，2022年、23年已經連續兩年縮減了對華貿易額，在2022年比2021年減少4.6%的情況下，2023年又比2022年再減少了10.4%，2024年略有增加，但只是在2023年嚴重縮減的情況出現的微小反彈，與中日經濟規模不成比例。即便如此，中國的佔比不會退縮到一位數，韓國、澳大利亞等的對日進出口，不能和中國比擬。

中國產業最需要的是半導體制造裝備、半導體等電子零部件、光學等檢測儀器，這些主要從日本進口。中國市場的最新需求，讓相關裝備、零部件、儀器能及時呼應中國市場的相關需求，中國企業如果能夠在這些領域與日本企業建立良好的技術溝通、資本合作的話，那麼相關領域的日本對華出口、日本技術的提升，將明顯加快。

第三，日本有大量的中小企業後繼乏人，面臨歇業的風險。中國企業家和日本企業家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機制，就能解決日本中小企業缺乏經營者的日本問題，同時也能解決中國企業在新產品開發、技術技能上存在一些不足的中國問題。

在日本媒體上有這樣一張圖。日本的企業家中有245萬人爲70歲以上，其中將近一半的企業，120萬人後繼無人。這些企業大約僱傭了650萬人，如果真的沒有人來經營相關企業的話，日本將損失22萬億日元（約1萬億人民幣）的GDP。

其實這纔是中國企業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中國企業家大都還年輕，且有十幾年、二十多年的企業經營經驗，現在需要開拓國際市場。和日本中小企業建立起信任關係，既能解決日本企業缺少接班人的問題，也能發揮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讓日本的技術用在中國及國際市場的開發上。只是中國企業和日本中小企業的交流太少，相關的信息溝通嚴重不足，兩國企業在最能取長補短的領域，還沒有很好地合作。

難以逾越經濟安保及日本輿論大關

不過，中日企業的合作，恐怕難以逾越日本經濟安保政策及輿論大關。

相隔一年，再度訪問日本，已經沒有了去見官員、見媒體的心情。一年前去見官員時，對方有隨行人員，而且只能在咖啡廳等公共場所見面，所談內容無非家長裡短，沒有了在經濟方面的討論。以前都可以直接去其辦公室，一對一交流，話題很廣。

媒體的中國報道，似乎除了貫徹“壞消息就是好新聞”以外，便是中國再度主動給日本免籤這樣的消息，也要說成是中國經濟窘迫後的不得已的選擇。

｜《朝日新聞》，2024年11月23日

日本輿論中的中國，經濟發展了便是日本的威脅，經濟發展遲緩了，便又會變成拖累日本經濟的進程，極度缺少對中國的客觀報道。推行了十餘年安倍經濟學，讓日本GDP不增反減，交通水電學費提升了很多，普通人的工資卻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日期間，一位朋友說，很多小學生期待着去學校學習。“因爲只有在中午能免費吃飽肚子。”朋友說。想不出來日本人中竟然有不少人吃飯都成了問題。

中日並沒有直接的衝突，但今天的日本竟然有一半左右的人對中國“完全不信任”或者“不太信任”。想得出來一箇中國人，或者一個剛剛拿到日本護照的華人，想和日本人打交道、和日本企業談生意會有多難。

日本進入石破茂時代後，告別安倍經濟學，重新界定中日關係，該是新內閣的重要職責之一，包括對日投資在內的中日經濟交流，應該能夠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

不是簡單地投一套房子，也不是做點中日間的小買賣，超越來自半島的移民，真正在科技、半導體等決定國計民生的大項目上，在救助日本中小企業等方面，中國企業家能做的，該做的事實際有很多，在我們決定對日投資時該認真地進行分析。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圖片 視覺中國/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