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TW／日本人一腳 踹破了臺日關係的現象與本質
文／塗柏鏗
當臺灣首座慰安婦銅像於8月14日設立後，便頗令日本和臺灣親日勢力坐立難安，先是民進黨定調此事爲國民黨的「政治活動」，駐日代表謝長廷也批評「中國政黨」藉此破壞臺日關係，接着外交部又迅速「澄清」此爲民間團體設立，與政府無關。而日本駐臺代表沼田幹夫也會見國民黨主席吳敦義，要求「處理」銅像，但遭拒絕。沒想到在9月7日，「慰安婦之真相國民運動組織」等16個日本右翼團體，前往國民黨臺南市黨部要求「討論」慰安婦問題，其中一名代表藤井實彥，竟伸腳踹向慰安婦銅像。這一踹，不僅踹到了日本殖民臺灣留下的歷史痛點，也踹到了臺灣人心中那複雜而敏感的日本情結。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臺灣民間雖有抗議之聲，卻未對此事形成大規模反彈；官方層次，無論總統府、行政院，還是綠營主政的事發地臺南，都是在輿論逼迫下才勉強表態，試圖淡化事件影響，比起其他曾遭受日本殖民或侵略的地區，如南韓、菲律賓、中國大陸等，臺灣對日本殖民時犯下的罪行以及右翼的故意挑釁，可說是異常「寬容」。長年以來，日本多次出現否認侵略歷史的右翼言論，如安倍晉三、菅義偉、堀井學等官員多次聲稱慰安婦並非官方強徵，2017年札幌冬季亞運期間日本APA酒店放置董事長元谷外志雄所寫、否認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存在的書籍等事件，無不激起大陸、南北韓的抗議。但臺灣官方不僅置若罔聞，民間亦甚少關注，甚至還有美化日本殖民建設、認同「大東亞共榮圈」等言論。這種對殖民者淡漠甚至美化的現象，在全世界的前殖民地中，恐怕是絕無僅有。
臺灣社會的「親日」情結，有其結構性與習慣性成因。從歷史的維度看，當臺灣人的國籍在二戰後由日本轉換爲中國時，身份立刻由被殖民者轉換爲戰勝國居民，國民政府爲了安撫臺胞，也未將《漢奸懲治條例》施用於臺灣，使得與日本合作過的臺灣菁英多半未像德國納粹般遭清除，因此在社會階級上部分延續了日本殖民的影響。
此外，兩岸分裂後，國民黨政府爲了對抗中共，除了依靠美國的支持外，也需仰賴日本援助，因而形成結構上的「親日」情結。政治上，臺灣依賴日本作爲反共盟友，保障自身國際地位。軍事上，蔣中正在抗戰勝利後不久，便秘密留下岡村寧次等日本侵華軍官以助內戰，1949年更在岡村寧次的召集下，組織以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爲團長的「白團」，糾集衆多日本軍人，並以中文化名掩人耳目前往臺灣，協助蔣中正訓練軍隊。即使日後美軍顧問團對此施壓質問，「白團」也仍以「實踐學社」的名義繼續秘密活動，直到1968年才解散。近年，還傳出臺灣的「國艦國造」計劃，擬請日本三菱重工等企業的潛艦技術支援，更顯示臺灣對日本的軍事企求。
經濟上，行政院曾決議在對日和約成立前，禁止日本商人來臺，但後來爲防止日本受中國大陸市場吸引，遂在1951年解禁。接着在1952年成立「中日文化經濟協會」、1957年與日本合組「中日合作策進委員會」等半官方組織吸引日資，並派遣不少人員前往日本受訓，使臺灣企業的經營模式頗受日本影響。國民黨還研議過介紹東南亞的華僑商業網絡給日本，使之能深入當地市場。另外，促進臺灣與日本經濟往來的政府要員，如張羣、何應欽、黃朝琴、張芳燮、吳金川等人，多半有留日經驗或曾在日據時代與殖民者合作過，這都使臺灣與日本的聯繫更深刻。而日本也藉着來臺投資生產，打造出「日本－臺灣－美國」的三角貿易結構，且迄今仍無太多改變。
此外，臺灣1962年成立的第一家電視臺「臺灣電視公司」，亦是與日本富士電視臺、東芝、日立等日企合資成立。今日臺灣發達的面板產業，也曾接受大量日本技術的轉移，如奇美電子引進富士通的MVA面板技術；達碁科技（今更名爲友達光電）自日本IBM、富士通和松下企業引入生產與設計技術；中華映管則與三菱合作，學習建廠、生產、設計等各項技術。臺灣上流社會的很多商業大家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都和日本保持着密切聯繫。
臺日糾葛 隱晦的結構性問題
這種政治、軍事、經濟領域上對日本的高度依賴，與臺灣過去在教育中強調的「中國人」意識和抗日記憶，形成嚴重矛盾，導致「親日」情結即使曾受壓抑，也仍是暗藏的結構性問題，未能被輕易撼動。
如1999年7月臺灣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行「臺灣慰安婦檔案調查與研究成果發表會」時，學者朱德蘭公佈檔案，指出日本總督府主導的「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委由姊妹公司「福大公司」招募慰安婦和興建慰安所，而「福大公司」的股東包含鹿港辜家、板橋林家、基隆顏家、高雄陳家等四大家族，曾擔任臺灣海基會董事長的辜振甫便是股東之一。其他家族的後人在臺灣也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如高雄陳家的陳啓清是臺灣可口可樂董事長、其子陳田錨曾擔任高雄市議長；板橋林家的林明成則掌管華南金控與華南銀行。當朱德蘭的研究一公佈，辜家立刻發佈聲明，表示名列股東是日本的籠絡，自身並未實際介入經營。朱德蘭也在隔日緊急召開記者會，聲稱沒有直接史料證據表明四大家族介入，並強調自己「沒有任何外界壓力」。
從此事便可窺見，臺日間的糾葛是多麼固化與深層，無法隨意質疑或揭露。這也令臺灣即使與日本有摩擦，也難有周旋到底的意願或能力，如釣魚臺列島領土、經濟海域重疊等問題皆是如此。與之相反，日本在臺灣面前的上國心態，卻總能在臺日爭議議題中明顯流露。結構性的因素導致習慣性「親日」的「合理化」，當李登輝等臺獨勢力爲了對抗中國大陸，逐步推行「去中國化」教育，拋棄中國法統、否定中華民國合法性，從國中教材《認識臺灣歷史篇》開始，便不惜刻意謳歌日本殖民者的「貢獻」，令「親日」情結從暗流躍上臺面，在「多元包容」的外衣下與臺獨論述結合，逐漸取得輿論優勢。
習慣性的「親日」讓臺灣社會出現極爲畸形的風氣，如藍綠黨派皆頌揚八田與一，而未檢討其協助日本臺灣總督府壓榨農民的殖民本質。在慰安婦問題上，甚至連美國都要求日本就此道歉，並以「性奴」來定義，在臺灣卻是另一番場景。2015年反課綱運動學生代表林致宇聲稱「慰安婦一定是被迫的嗎」、林品蓁質疑用「殖民」定調日本統治可能會讓其感到「憤怒」或「不公平」；2016年前行政院長林全，在接受質詢時稱慰安婦也有「自願」的。2016年，於琉球所立的臺籍日本兵紀念碑「臺灣之塔」，碑文寫着：「當年日臺戰士皆爲同袍、生死與共、榮辱同擔」，以及將戰爭形容爲「凡犧牲一己性命守護他人之義舉」等，徹底站在日本殖民者的立場書寫，更是教人錯亂；一旁還有蔡英文的落款，以及李登輝於今年6月揮毫的「爲國作見證」，更可見到臺獨勢力與日本右翼相結的詭異現象。
可以說，長期結構性與習慣性的「親日」，使臺灣社會面對這些言行都難以產生劇烈的反感或聲討。甚至檢討日本或等於「親中」的標籤，橫生反日和促統的連結，造成「親日」在兩岸對抗的格局下竟多了「政治正確」的意味。因此，臺灣要如何不再自我殖民、擺脫親日的社會結構與習慣性，恐怕仍是難以化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