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者的獎勵

【中柳/摘自《看天下》2023年第28期,本刊節選】

5次被解僱,從未獲得終身教職,很難拿到研究經費,連個穩定的實驗室都沒有─這是202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卡塔琳‧考里科65歲前的職業人生。

或許她唯一值得驕傲的,是培養出獨生女蘇珊‧弗朗西亞這位兩屆奧運會賽艇項目的金牌得主。

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卡塔琳忍受着失敗、被輕視和屈辱。這和她的研究方向有關,mRNA(信使核糖核酸)一直不被學術界看好,也鮮有人問津。但卡塔琳堅信它可以改變世界。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卡塔琳的研究成爲mRNA疫苗得以問世的基礎。

疫苗的問世,不是卡塔琳一個人的功勞,是許多科學家的共同成果,但卡塔琳在其中厥功甚偉。

在許多人眼裡,這是一個苦盡甘來的故事,但在卡塔琳看來,自己的堅持和外界評價無關,這只是一段熱愛之旅。

黃色的樹林裡分出兩條路

1955年,卡塔琳出生在匈牙利東部一個約1萬人口的小鎮。她的父親是屠夫,但會拉小提琴,懂心算;母親是會計,也喜歡音樂。

卡塔琳2歲時,父親亞諾斯不幸失業,此後,他只能在酒吧、建築工地和農場打零工。一家人住在以蘆葦做屋頂的土坯房裡,沒有自來水、電視機和冰箱。

幼年的卡塔琳目睹過鄰居家母牛的分娩,也時常去森林深處遠足,她對鳥類、植物感到好奇。

卡塔琳14歲時,在全國生物競賽中考取第3名,並在16歲時立志成爲一名科學家。

那時,卡塔琳讀了匈牙利科學家漢斯‧謝耶寫的關於緊張和焦慮對身體健康影響的書。謝耶認爲,消極情緒也是一種能量,人應該將其轉化爲積極情緒,過一種遠離怨憤和悔恨,內心沒有壓力的生活。小卡塔琳對此有強烈的共鳴,並立下誓言,將終生踐行這一理念。

她牢記謝耶那句「你必須專注於你可以改變的事情」,並以此爲座右銘。

卡塔琳隨後考入匈牙利歷史悠久的頂尖研究性大學塞格德大學,那裡曾培養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聖捷爾吉‧阿爾伯特。卡塔琳在這所大學一直唸到博士畢業。在生物學系的一次迪斯可舞會上,她遇見了比自己小5歲的貝洛‧弗朗西亞,兩個人隨後結婚,並很快育有一女。

在大學讀書時,有一天,卡塔琳聽了一場關於mRNA潛力被低估的講座。從此,她被mRNA迷住了。當時,科學家對用基因編輯治療疾病感到興奮,但主流的研究方向是使用DNA分子。

mRNA並不是受歡迎的分子,不僅很難製造,也極不穩定。

但卡塔琳對mRNA着迷,相比於要進入細胞核才能發揮作用,並會對人體產生永久性影響的DNA,mRNA只要進入細胞質就能發揮作用,對人體更安全。

黃色的樹林裡分出兩條路,卡塔琳選擇了人跡罕至的那條,哪怕之後的很多年裡,她爲此窮困潦倒。

二等公民

確定了研究方向的卡塔琳很快便遇到了第一個挫折。1985年,塞格德大學生物學研究所因爲缺乏資金,將卡塔琳解僱。爲了找到新工作,卡塔琳四處投簡歷,最終收到了美國天普大學發出的博士後邀請函。

卡塔琳上大學纔開始學英語,和丈夫兩個人的英語水平都很差,但爲了能繼續研究mRNA,他們還是決定移民美國。

當時匈牙利政府實施管制,卡塔琳夫婦按規定只能攜帶100美元出境。他們在黑市賣掉自家汽車,把換來的900英鎊縫進兩歲半女兒的毛絨玩具泰迪熊裡,懷着忐忑的心情登上飛機,前往美國。

最開始的日子很艱難。卡塔琳的年薪是1.7萬美元,她的母親隨後也來到美國,一家四口靠這筆錢度日。

丈夫貝洛沒能繼續自己的工程師生涯。他隨後在一家公寓當維修經理,負責修暖氣和下水道,收入和卡塔琳的差不多。

1989年夏天,卡塔琳找到了更好的工作,進入常春藤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工作。

在賓大,卡塔琳的頭銜是「助理研究教授」。做這種工作的很多是移民,他們被稱爲「外星人」,拿着微薄的薪資,給掌控實驗室的教授們打工,只爲能在世界一流大學的實驗室工作,並且拿到綠卡。

「二等公民」的日子並不好過。有一次,卡塔琳因爲沒有爬5層樓去另一間實驗室,而是直接用了同實驗室一位資深研究員準備的實驗用水便被罵。

對助理研究教授們來說,「隧道的盡頭」在於儘快出成果,申請到資金,有自己的實驗室,成爲教授。但是,卡塔琳並沒有熬到這一天。

mRNA瘋女人

卡塔琳一直爲研究資金髮愁。她用蹩腳的英文寫申請書總要花很長時間,而且通常石沉大海。她甚至沒有申請成功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最常見的R01型研究資助專案。

mRNA太冷門了,實驗室裡很少有人願意碰。卡塔琳卻在鑽牛角尖,對她來說,想獲得終身教職,最好換一個方向,而不是死磕mRNA。卡塔琳動過這個念頭,但被丈夫貝洛制止了,他說:「這樣的話,你就不是在做自己喜歡的事了。」

卡塔琳爲了繼續蹭研究經費,先後在巴納森和蘭格教授的實驗室工作,但因爲實驗室解散等變故,她一而再地失業。

系主任朱迪‧斯溫不喜歡這個不能帶來經費的研究員,覺得她性格不好。1995年,斯溫給卡塔琳下了最後通牒:要麼離開,要麼降職。

這其實是解僱通知書,因爲沒有人願意接受降職,但卡塔琳同意了。她的頭銜變成「高級助理研究員」,這在賓大是一個全新職位,此前從沒有過。

卡塔琳接受降職的一個原因是,她的女兒蘇珊要上大學了。如果她這時候辭職,蘇珊就不能享受賓大教職工子女只需繳納1/4學費的待遇,而卡塔琳家負擔不起全額學費。

那時候,卡塔琳每年的工資是4萬美元,過得很辛苦。她總是開着老舊汽車進出學校,這還是丈夫從垃圾場裡找回來修好的。在女兒蘇珊的記憶裡,她的假期就是在母親的實驗室裡整天晃盪,因爲卡塔琳家沒錢外出度假。

卡塔琳不是不喜歡錢,有時候想起自家的貧窮,她會偷偷流眼淚。

擦乾眼淚後,卡塔琳繼續着唐吉訶德式的行爲,她不停地向同事推薦mRNA,希望能蹭進別人的實驗室。「你需要mRNA嗎?我可以替你製造。」同事們看卡塔琳的表情愈發奇怪,還有人在背後叫她「那個mRNA瘋女人」。

直到在印表機旁碰到德魯‧魏斯曼,卡塔琳才得以脫困。

無人問津的勝利

魏斯曼是個沉默寡言同時愛貓成癡的人,曾經因爲追着貧血流浪貓打紅細胞生成素而差點兒錯過前往重要會議的飛機。

1997年,魏斯曼和卡塔琳相識於印表機旁。沉默相對幾次後,卡塔琳主動和魏斯曼搭話:「你是新來的吧?我是卡塔琳‧考里科,我可以合成mRNA。如果你需要的話,我可以幫你合成。」

沒人想到這場邂逅會成爲科學史上一次偉大合作的開端。魏斯曼當時在嘗試用DNA分子製造愛滋病疫苗,卡塔琳建議他用mRNA試試。

第二年,兩個人開始合作。他們把mRNA輸入小鼠的細胞,意外發現小鼠們變得病懨懨的,有些還死了。人造mRNA進入細胞後,意外地引發免疫系統反應,機體以自傷爲代價,殺死這些入侵者。

卡塔琳決定「修飾」自己的mRNA,讓它們「騙過」免疫系統,這正是她讀博士時的主要研究方向。經歷過幾百次失敗的嘗試後,他們終於找到了合適的辦法。

卡塔琳和魏斯曼的研究成果於2005年發表在著名期刊《免疫》上。魏斯曼意識到這項發現對醫學的重要意義,滿心歡喜地等待醫藥公司打爆他家的電話,但一個電話都沒等來。

科學界仍然對mRNA缺乏信心,更重要的是,卡塔琳和魏斯曼並沒有用這項重要發現做出過響噹噹的產品。

卡塔琳和魏斯曼用專利在2006年成立了研發公司,但把科研成果轉化爲商業產品是一件燒錢的事,他們玩不起。

即便這家小公司後來破產了,卡塔琳和魏斯曼依然相信mRNA,但他們的研究成果逐漸被人們遺忘。

2013年,卡塔琳最後一次被解僱。她被賓大認定爲「不具備教師素質」,遭到強制退休。爲了繼續研究mRNA,卡塔琳接受了德國生物製藥公司拜恩科技的邀請,擔任副總裁,這家公司當時甚至連網站都沒有。

卡塔琳被迫離開年邁的母親和一直支持自己的丈夫,前往德國,每年在那兒工作10個月。做出這個決定後的整整一個星期,卡塔琳每晚都哭着入睡。

母親戈茲非常支持卡塔琳的工作,她在2018年去世。母親生前每年都會關注諾貝爾獎得主公佈的消息,並對卡塔琳說:「也許你的名字會被念出來,你工作非常努力。」卡塔琳苦笑着跟母親解釋:「不可能的,我甚至不是教授,也沒有團隊。所有科學家都很努力。」

專注於可以改變的事

卡塔琳最終獲得了諾貝爾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mRNA疫苗得到廣泛應用,爲此做出關鍵貢獻的卡塔琳也走到聚光燈下,財富和榮譽蜂擁而至。

但她並不是爲了錢、榮譽和地位工作,她甚至不是在工作。

卡塔琳每天6點到實驗室,絕大多數週末也待在那裡。丈夫貝洛調侃她,說按照卡塔琳的工作時長,她的時薪可能只有1美元。每次卡塔琳出門上班,貝洛都會笑她:「你根本不是去工作,你是找樂子去了。」

16歲時,卡塔琳讀到謝耶寫的「你必須專注於你可以改變的事情」,在半個世紀的科學旅途中,她做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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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讀者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