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復：告訴你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
（原標題：李開復紐約時報專欄文章 | 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
本文轉自創新工場（公衆號 chuangxin2009），本站智能已獲授權轉載。
日前，創新工場創始人兼CEO、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長李開復博士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觀點”（Opinion）欄目發表專欄文章《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真正威脅》（The Real Threa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在人工智能已經深入生活的今天，社會上不乏“人工智能威脅論”，擔憂機器人會“反噬”人類。在這篇文章裡，李開復博士討論了人工智能技術未來發展所帶來的幾個更真切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全球性的失業問題及可能產生的全球性經濟失衡和貧富差距。
在2011年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李開復博士曾預測中國手機支付直接跳過信用卡取代現金而成爲主流支付方式、線上教育會進入二三線城市、本地餐飲使用發生顛覆。當時，微信還沒有出現，而如今我們回顧這三個預測，基本都已經發生。
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次的預測同樣並非科幻小說式的想象，文中的觀點值得深思。
以下爲專欄文章的完整中文翻譯版：
通常，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像各類科幻片中的驚悚情節。他們擔心人工智能的發展會帶來所謂的“奇點”，即在人類發展的某一特定歷史時刻，人工智能會完全超越人類智慧，繼而將人類社會帶入一場無法想象的變革當中。人們甚至開始懷疑，人工智能是否最終會控制人類，使人類淪爲所謂的“機械人”。
這些問題值得探討，但並非亟待解決。先不論這些問題是否會發生，即使哪天真的出現，也是數百年以後。而目前，人類還沒有任何已知的途徑和方法能夠將當前最卓越的人工智能系統——比如剛剛戰勝了最出色的人類棋手柯潔的圍棋計算機程序AlphaGo，轉化爲通用的人工智能，即具有自我意識、可進行常識性推理、能夠自覺地從多領域獲取知識、並具有感知、表達和理解等能力的電腦程序。
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就可以高枕無憂。恰恰相反，現有人工智能技術和產品的發展速度之快大大超出我們的認識和預期，人工智能技術註定會改變我們的世界，並不完全以我們的意願爲轉移。人工智能是工具，不是一種智慧形式。但它註定會重新定義工作的意義以及財富的創造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它將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失衡現象，甚至改變全球的權力格局。
人工智能到底是什麼？粗略來講，人工智能技術指的是獲取某一領域（比如貸款償還記錄）的海量信息，並利用這些信息對具體案例（是否應給某人貸款）做出判斷，以達成某一特定目標（貸方利益最大化）的技術。這些技術在給定任務中所展現出的工作能力已經被證明可以完全超越人類的表現。
今天，這樣的人工智能技術正在被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隨着它的進一步發展，會不可避免地對就業造成衝擊。很多崗位和職業會逐步消失，例如銀行出納員、客戶服務代表、電話銷售員、股票和債券交易員等；甚至律師助理和放射科醫生這樣的工作也會被這類軟件所取代。假以時日，人工智能技術還會學會控制如無人駕駛汽車和機器人這類半自主或全自主硬件設施，逐步取代工廠工人、建築工人、司機、快遞及許多其他職業。
與工業革命及信息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術所帶來的衝擊並非單純指向某些特定崗位和職業，如傳統制造業中的手工藝者被流水線工人所取代；或只會使用紙張和打字機的秘書被精通電腦的個人助理所替代等；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是對現有職業和工作版圖大規模地顛覆。毋庸諱言，其中大部分爲低薪工作，但某些高薪崗位也將面臨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變革將會爲開發人工智能技術及採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公司和企業帶來鉅額利潤。試想，如果優步能全面利用無人駕駛車進行運營；蘋果公司能夠省卻大量人力生產其產品；全年滿足超過三千萬筆貸款請求卻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預的借貸公司；可以想見，這些企業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創造何等驚人的利潤和收益！而這一切已經是現在進行時。創新工場最近就在國內投資支持了一家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借貸的的初創企業。
誠如你所看到的，人類正面臨着很難妥善共存的兩個發展前景：一方面我們迎來了僅用少量人力就能創造巨大財富的發展時代，而另一方面，大量人員也將因此而下崗和失業。各種權衡，何去何從？
答案之一當然是教育，即要對人工智能所不擅長的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的人員教育和再培訓。具體來說，人工智能並不擅長需要創造力、規劃能力以及“跨領域”思考能力等類型的工作——比如辯護律師。這些能力也是目前很多高端職位所要求的，問題是通過短期培訓來傳授和獲取這些能力和技能的可能行較低。另一個方向則是彌補人工智能系統所欠缺的“人際交往能力”，發展出更多類似社會工作者、酒保、按摩技師等需要人際間微妙互動的崗位。即便如此，另一個問題隨之出現：我們的社會對酒保或類似崗位又有多大需求呢？
按照我的個人推測，要解決人工智能變革所帶來的大規模失業問題，需要的是更多我所說的所謂“關愛服務”。 這是人工智能無法完成，而社會又大量需要的服務；更不用講你我生而爲人所賴以的使命感和榮譽感。此類服務崗位不勝枚舉，例如：陪伴老人就醫的志工、孤兒院的教導員、戒酒互助社的志願者，甚或未來可能出現的——幫助那些沉迷於電腦虛擬現實刺激中的“平行人”重返人生現實的熱心人。換言之，當下的很多所謂志願服務工作未來都可能成爲真正的職業。
其中一些服務甚至會轉變爲高薪職業並趨於專業化，例如可協助和配合“人工智能癌症診斷程序”工作的、具有專業醫療知識、同時又富有同情心和極強溝通技巧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總體而言，人們可以選擇比現在更短的工作時間。
那麼，誰會爲這些工作買單呢？文章開始時我提到的那些集中於相對少數企業手中的鉅額財富現在可以派上用場了。在我看來，人工智能所創造財富中的相當一部分會不可避免的轉移到那些工作被取代了的人們那裡去。而這一過程似乎只能是通過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即提高政府相關領域的開銷，及增加高利潤公司的稅收來加以實現。
至於那樣狀況下的社會福利是何種形式，我認爲可能是一種有條件的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即社會福利將面向有經濟需求並符合條件的人羣。所謂“條件”，是指福利申請者必須努力參與就業或再就業培訓，或保證參與一定工時的“關愛服務”。
當然，爲了給這類社會福利提供資金，提高稅率可能在所難免。政府不僅要補貼大部分人的生活和工作，還要設法對此前大量下崗員工無法繳納的個人所得稅進行彌補。
這就帶來了關於人工智能最終、也是最重要的挑戰。我所描繪的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或許在美國和中國是可行的，因爲這兩個國家可以通過其規模巨大且成功的人工智能企業來獲取稅收，並以此支撐其高昂的社會福利方案。但是其它國家又當如何呢？
相較而言，其他國家會面臨兩個難以克服的問題。首先，大部分人工智能所創造的財富會流入美國和中國。人工智能是一個“強者更強”的產業：數據越多，產品越好；產品越好，所能獲得的數據就更多；數據更多，就更吸引人才；人才越多，產品就會更好。在這個良性循環裡，中美兩國目前已經匯聚了大量人才、市場份額以及能夠調動的數據。
舉例來說，中國的語音識別企業科大訊飛以及人臉識別公司如曠視科技、商湯科技等就市值來講，都已經成爲行業翹楚。在谷歌、特斯拉及優步等企業的引領下，美國的無人駕駛技術也是首屈一指。而在消費互聯網領域，中美七家企業——谷歌、臉書、微軟、亞馬遜、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都已在其現有產品和服務中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術，並正快速將其運營版圖擴展到全球範圍內，儘可能佔據更大份額的人工智能市場。從目前的情勢看，美國似乎佔據發達國家市場及部分發展中國家市場，而中國公司無疑贏得了多數發展中國家市場。
對於中國和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來講，另外一項挑戰則在於許多國家還在日益增長的人口，尤其是一些發展中國家。龐大的人口可以成爲一種經濟資本，就如同其近幾十年來在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中所產生的積極作用。但是在人工智能時代，這一資本卻可能成爲經濟負擔，因爲其中大部分人口將面臨下崗失業。
所以，如果很多國家不能通過向高額盈利的人工智能企業徵稅來補貼工人，他們還能有什麼其他選擇？依我個人推論，爲避免本國人民陷入貧困，這些國家會與提供最多人工智能軟件的國家——中國或者美國——進行磋商和談判，最後以特定人工智能企業在本地用戶中的盈利來換取國家所需的社會福利補貼。從而最終成爲中美兩國的經濟依附體，這樣的經濟發展態勢也將重塑當今的地緣政治版圖。
一言以蔽之，最大程度地縮小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經濟失衡和貧富差距，已是當下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此差距不僅體現在國家內部，也體現在國與國之間。從樂觀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爲我們展現了一個打破全球經濟失衡狀態的機會，而挑戰所帶來的巨大影響，將使任何國家都無法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