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膩的範閒和王朔的頑主

◎金宇

在萬衆矚目下，《慶餘年第二季》終於閃亮登場。時下最熱的IP、各路明星的出演、快意恩仇的爽感，都讓此劇備受期待。與此同時，也讓觀衆想起當年風靡一時的王朔及其作品《頑主》。

範閒的烏托邦危機

《慶餘年》大受歡迎的原因當然是其輸出的情緒價值：我們可以把範閒的成功視作外鄉青年經過奮鬥在繁華之地的京都站穩腳跟的空間遷徙寓言，或者籍籍無名的小人物通過殘酷競爭終於晉升爲大修行者的類職場勵志傳奇。更重要的是，從一歲開始就面臨各種危機的範閒會讓堅信“生存壓倒一切”的當代人產生強烈的共鳴，他的各種激烈反抗也不難被如今困在各種內卷、競爭中的年輕人所理解。

也因此，範閒很容易讓人聯想起王朔的頑主，他們都是社會與文化的叛逆者，也都恰到好處地爲同時代的人們貢獻了一份精神上的撫慰。然而，正如頑主並不是真正的反英雄，而只是拜金主義、物質主義的實踐者和吶喊者，範閒的人生故事也不能等同於真正的奮鬥/成長，他所信奉的更多是利己主義的人生哲學。

在第一季中，範閒不斷地將自己的志向詮釋爲折中主義、江湖義氣甚至是“小市民主義”，使之退化爲與大時代無關的個人情誼；但隨着第二季劇情的發展，範閒又不得不挺身而出，爲天下蒼生代言，走向更爲廣闊的世界。於是，私人情感與公共領域的衝突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也成爲本劇需要真正直面的挑戰。

天下的大格局與範閒的小圈子

有意思的是，當年的創作者在把王朔的小說搬上大銀幕時，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如果說小說《頑主》是在調侃和嬉鬧中消解權力話語的神聖和歷史的深度模式，那麼由米家山導演的電影《頑主》則添加了小說中所不具備的想象性的完滿。電影裡的主人公們開設三T公司本是一場非價值化的鬧劇，但當患者一家數十口人坐在三T公司要吃要喝，而他們卻到醫院代盡人子之責時，這些頑主無疑就成了更真摯、更有道德感的一羣人。結尾處，被迫停業的三T公司門前的顧客排起了長長的隊伍，電影也就此完成了價值體系的轉換。

同樣，《慶餘年》第一季最大的妙筆無疑是滕梓荊一線的改編。小說中，他本來只是範閒手下一個聽話的屬下；而在劇中，範閒將他視爲知己朋友。正因爲有了情感的羈絆，滕梓荊之死才讓範閒醒悟：總有大人物視人命爲草芥。自此，範閒不再是新世界的一名看客，而轉變爲一個真正的參與者。如果說小說中的範閒有着虛僞冷酷、自私自利的一面，那麼電視劇顯然有意識地用滕梓荊的故事弱化了範閒的黑暗面，突出了他人性光輝的部分。

第二季開場，之所以要花費大量篇幅去描述抱月樓的迷局，不僅是爲了表現二皇子爲範閒設下的陷阱，更是爲了進一步立住範閒的“人設”。他要爲老金頭討回公道，因爲這個世界或許會輕易地遺忘一個拼命想要救回女兒的老頭兒，但他偏偏要“記住”。實際上，這正是《慶餘年》的可貴之處：拒絕低齡化、淺顯化、童稚化的爽文邏輯，試圖在營造“觀看快感”之外，仍保留人文性的追求。

不過，改編者越是希望重塑範閒和頑主的“人設”，角色自我認定的精神分裂也就越不可避免。面對奔涌而來的商業化大潮，王朔的《頑主》並非真正的抗議者，而是以一種鬧劇的方式來成爲這股大潮的一部分。而電影《頑主》向傳統道德、價值秩序的迴歸，絕不可能是王朔和其作品主人公的目標。

與之相似的是，雖然範閒一直把“公正”“平等”等概念掛在嘴邊，但小說的走向證明了，他最後仍然會退守到“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妻妾成羣”，踏踏實實過小日子的人生理念上。所以，《慶餘年》來到第二季，表面上越來越往宏大敘事的方向上行進，但劇情的內核還是停留在書寫範閒私生活的層面——故事再怎麼發展，“天下”的格局再怎麼擴大，本劇終究還是侷限在範閒的親情、友情、愛情的小圈子裡。

“爹”的庇護與反精英的虛僞

如果說頑主所代表的話語烏托邦只是隨風而逝的一場狂歡，終究會慢慢消失於時代視野的畫框之外，那麼範閒把道義之爭轉換爲“私怨”對壘，把殘酷的權力鬥爭轉換爲荒唐的“父子之戰”，也終究是經不起推敲的。事實上，就連本劇的播放平臺都在第二季的花絮裡大大方方地承認了範閒身邊有多位“爹”的庇護，這也就證明了：範閒的成功早已蛻化爲反覆被強化的階層固化，是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去反對精英主義的虛僞。

作爲虛構的故事，本劇當然可以繼續在歷史場域中自由馳騁——這正是範閒的歷險記何以能製造觀看快感的秘密所在。但隨着劇集的熱度越來越高，出演的明星越來越多，我們不難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觀衆似乎也“當真”起來了。他們正試圖在對角色、劇情的討論中確立自身價值立場，建構起身份認同。

然而，當《慶餘年》不斷退居到範閒的個人生活這一底線，所謂“正義”“公理”等共同價值就變得越來越遙遠。至於劇中無所不在的價值立場分歧，也因爲脫離了具體、實在的社會場景而淪爲一種懸置或消解，最終指向了共同價值的消亡。就此而言，《慶餘年》的走紅與爭議或許也承載着當代年輕人在精神層面的困惑：到底應該如何認識範閒世界裡殘酷的競爭式成功？選擇對抗或者順從既定的遊戲規則，真的只是取決於對自己是否有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