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奧派看美國：公衆輿論的侷限性和民主的失敗

此文轉載翻譯自米塞斯學院，讓大家瞭解一下美國奧派是怎麼看美國。

政治代表人民，這並非易事。

然而，公衆意見對政治的影響不容忽視。在各種政治體系中，掌權的少數派必須考慮公衆情緒，無論是市政廳、民意調查、選舉、示威，還是社交媒體。

最穩定、最受歡迎的政府，並非最“民主”的政府，而是那些能夠傾聽民意並適時調整政策的政府。

西方政府之所以不受歡迎、政治不穩定，部分原因在於掌權者忽視了公衆意見，而選舉變成了表面的“媒介化”儀式。

越南的政治制度雖不是自由的朋友，但其穩定性和受歡迎程度，部分源於政府試圖“把握民意，反映公衆意願”。

相比之下，西方世界主義和金融寡頭政治的議程常常被優先考慮。

公衆意見雖依賴於常識，但普遍受到對政治和經濟無知的影響。

對自由市場的刻板印象和困惑很常見，導致大多數人長期受到國家干預主義和現代社會主義的影響。

社會和經濟問題的因果關係普遍被誤解。

例如，儘管貿易壁壘是對人民的徵稅，只讓某些有政治關係的部門或企業受益，但西方大多數人不支持自由貿易。

國家提高關稅以保護特殊利益時，大多數人會受到傷害，但不會反對，因爲他們將自己的利益與掌權者的利益混淆。

西方的經濟精英，尤其是非政治性的商業領袖，更支持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

他們普遍認識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不僅有利於他們自己，也有利於整個社會。

Mont Pélerin Society的50年閉門會議記錄顯示，成員們擔心“民主立法機構傾向於通過福利補貼和社會援助破壞自由市場”。

他們問：“如何限制人民？”因爲“民主政治傾向於導致對經濟的干預，扭曲甚至摧毀市場機制。”

限制民主的問題之所以被提出，是因爲人們傾向於以違背自身利益的方式投票，導致經濟停滯和社會衰落，最終產生不滿。

這與今天的西方社會高度相關。

蒙佩萊林社會的紳士們推論出，民主將公地悲劇引入社會。

大多數人不願削減公共支出，儘管官僚主義膨脹和低效率跡象明顯。

他們傾向於支持福利國家的進一步擴張，導致稅收和再分配增加，扼殺經濟。

這種情況持續存在，因爲大多數人認爲，自己的稅收負擔低於所獲得的補貼和社會服務的價值。

大規模移民加劇了這一過程，因爲貧困移民到西方，從這種投票策略中獲益，而無損失。

“民主”時代的到來與國家的巨大增長密切相關。

民主助長了官僚主義的增長，因爲大多數人投票支持需要更大國家的政策。

社會中這種國家主義可以用失控的數字衡量——稅收、公共債務、公共支出和政府僱員。

增加的公共支出並不會自動轉化爲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

根據鮑莫爾效應，服務業的相對成本趨於增加，尤其是在國家管理部門的非市場服務。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國家僱員爲公共利益進行良好和公平管理的激勵是微弱的，最好的情況是浪費和低效率，最壞的情況是腐敗。

這些觀點在大多數投票者中並不爲人所知。

因此，許多人低估了他們實際爲國家做出的財務貢獻。對於增值稅和通貨膨脹等累退稅，存在着天真的輕率。

1845年，弗雷德裡克·巴斯蒂亞將稅收視爲盜竊時已經抓住了這些要點：“要搶劫公衆，就必須欺騙公衆。

欺騙它就是說服它，它是爲了自己的利益而被搶劫，並誘使它接受虛構的或往往更糟糕的服務，以換取它的財產。”

西方社會已經逐漸投票放棄自由，以換取國家提供的所謂安全。

許多人起初相信赫伯特·馬爾庫塞是對的，當時他指出，“過去兩個世紀真正成就的經濟和政治自由的喪失，在一個能夠使管理生活安全和舒適的國家中似乎受到輕微的損害。”

然而，儘管這似乎是簡短的，但由於上述“去文明過程”，現代民主國家的生活不可能長期“安全和舒適”。

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投票自由導致了“民主”西方經濟自由的喪失。

這個過程與將民主和自由等同起來的主流觀點背道而馳。

因此，這個過程與馬克思所謂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相反：正是國家主義干預主義導致了經濟和社會緊張，並將社會推向危機甚至崩潰。

當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無法在經濟上取得進步，當他們無法再維持生計，當他們面臨日益嚴重的不安全感、腐朽的社會服務和搖搖欲墜的基礎設施時，這種結果就變得不可避免。

要麼國家干預主義的邪惡影響——悲劇性地被民主進程所推動——對大多數人來說變得明顯，要麼財富破壞和社會衰落的惡性循環將繼續下去。

如果民主的失敗最終被揭露，自由的理念纔會再次變得有吸引力，真正的資本主義的好處纔會得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