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移民成危機替罪羊 西方不再是“希望之鄉”

本站教育訊 據聯合早報報道，歐洲正面臨移民困境。主流政客囿於“恐外症”黨派的要挾，不得不用反移民口號來取悅憂心忡忡的公衆，而在海外出生的人則在學校、城市和工作單位日益被邊緣化。然而，儘管歐洲大陸很多國家面臨高失業率，許多僱主卻找不到他們所需要的員工。工程師、醫生和護士均供不應求，農場工人和健康助理也是如此。歐洲也一直缺乏創意可以驅動經濟和創造就業的企業家。

目前盛行的質疑移民的觀點並不完全毫無根據。許多社區確實被兩極化了，無怪乎歐洲人會憂心不已。但把這一現象歸咎於移民是錯誤的並只會加劇問題。我們所有人都有責任。因爲沒有承擔起責任，我們讓移民成了其他一系列不相關問題的替罪羊。全球經濟危機、關乎歐洲存亡的政治爭論，以及新興勢力的崛起所造成的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往往通過對移民的不滿表達出來。這樣不僅不公平，還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不能專注於構思解決真正問題的辦法。

西方不再是“希望之鄉”

歐洲各國最終必須如實承認，與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一樣，它們也是移民國家。在不少歐洲國家——包括西班牙、英國、德國、荷蘭和希臘——外國出生居民比重與美國不相上下。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沒有作出必要的努力來讓新來者融入我們的學校和工作場所。在改革我們的公共機構，讓它們變得更包容、更能滿足多元化社會的需求上，我們也做得不夠。問題不在於多少新移民被歐盟接受，而在於認識到我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的性質和結構。

這既諷刺——又危險——歐洲的反移民情緒在全球結構性變化給移民流帶來根本性變化的當口達到了最高峰。最重要的轉變是具吸引力的新地區的出現。企業家、擁有博士學位的移民及純粹爲了改善生活的移民正涌向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亞、墨西哥、中國和印度。未來十年，移民增長的大頭將在南方。西方不再是“希望之鄉”，歐洲的全球競爭力也將因此蒙上一層陰影。

歐洲人口的老齡化是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工作人口數量將大幅下降，到本世紀中葉可能將減少近三分之一。這對歐洲的社會模式、城市的活力、創新和競爭力及代際關係（隨着老人越來越依賴年輕人）產生巨大的影響。歷史顯示，歡迎新公民能量和活力的國家最具國際競爭力，但歐洲卻在反其道而行的收緊邊境。但情況並不是不可挽回。歐洲之所以落得如此田地，是拜沒有積極行動和短視決策所賜。這意味着歐洲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事實上，一些歐洲國家已經出現了希望之光。

例如，瑞典已經修改了移民政策，允許僱主列明他們需要有什麼技能的移民員工（該政策有一項瑞典人和歐盟公民享有優先權的保護措施）。在較理性的時期，這類改革會讓歐洲羨慕不已，特別是考慮到瑞典經濟在歐洲本來就韌性較強。這些政策顯然已經引起了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注意，它們都準備仿效瑞典的做法。

在融合移民方面也有不少創新。不少方案（儘管力度不大）鼓勵有移民背景者申請警察、消防隊、媒體和其他公共部門的職位。這些措施也符合了讓公共機構更接近它們所服務的人羣的迫切需要。

需要足夠的政治決心

還有很多途徑可以增進融合。我們都瞭解早期兒童教育的重要性，知道什麼樣的教育計劃可以促進移民兒童和本地兒童之間的關係。我們也明白融合過程中找到工作的重要性，知道怎樣更好地識別移民的技能，怎樣爲他們提供正確的職業培訓，及怎樣克服招聘中的歧視。

但是，儘管我們知道要怎麼樣做，我們現在需要的是足夠的政治決心。好消息是，如果我們可以處理好融合問題，就更有可能說服公衆支持更開放的移民政策。

同樣重要的是移民的國際合作問題。去年阿拉伯之春革命期間，歐盟坐失一次開始團結地中海兩岸的歷史良機。歐洲沒有向年輕學生、企業家和其他北非人敞開大門。如今，歐盟正更努力地加強同南面鄰居的關係。潛在機會包括自由貿易協定、放寬對大學留學生的簽證要求、暫時性工作計劃及吸引企業家的激勵措施。

在移民問題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單槍匹馬解決問題。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身處的環境在未來多年也可能不利於移民。我們能夠取得多少進步取決於我們能夠打破多少關於移民的流言。

移民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我們必須鞭策自己設計出適應新現實的制度和方法。如果我們能夠成功，人力流動將成爲21世紀的一項巨大資產。

作者Peter Sutherland是高盛國際主席、倫敦經濟學院董事會主席及聯合國移民和發展特別代表；Cecilia Malmstrom是歐盟內部事務執委及瑞典前歐洲事務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