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趙海英：健全兒童養育政策體系 建議設計發行“兒童發展”專項債

全國人大代表、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趙海英近日對記者表示，今年兩會期間，她帶來了一份關於支持兒童養育的提案。

兒童是祖國的未來。趙海英認爲，當前，我國面向兒童早期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突出短板，關係到家庭生育意願、居民消費需求、人口發展趨勢與社會和諧穩定，亟待健全兒童養育服務政策體系，加大中央財政資金投入，鼓勵社會力量積極參與，家國共育，爲推進現代化建設和民族復興偉業培養好接班人和未來生力軍。

人口挑戰與兒童早期發展問題直接相關

趙海英表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當前，我國高質量發展面臨較大人口挑戰，很大程度與兒童早期發展問題直接相關。第一，人口總量勢能不斷弱化，長期低生育率是基礎性原因。“不願生、不敢生”現象背後，兒童早期養育負擔是一個無法迴避的普遍性問題。

根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我國0—17歲孩子養育成本平均爲53.8萬元，養育到本科畢業平均要花費68萬元，相當於人均GDP的6.3倍。

第二，人口素質參差不齊，與兒童早期的照料護理和養育教育投入密切相關。根據國家衛健委組織研究的《中國居民營養與慢性病狀況報告（2020年）》，我國6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率平均約爲5%，但農村和偏遠地區仍普遍高於20%。國家衛健委2024年數據顯示，現階段我國3歲以下兒童約4000萬，接受正規托育服務的比例僅爲5.5%，遠低於OECD國家34%的水平。

第三，兒童早期發展既是兒童的問題、也是家庭的問題和社會的問題。原本滿心歡喜步入婚姻殿堂的年輕人，除了要扛起養育孩子的財務負擔之外，還要面對巨大的精力消耗和心理壓力。“家政服務員”連續多年高居我國十大“最缺工”職業榜單，目前仍有2000萬人員缺口，且服務質量問題突出。

“許多新手父母被迫變成‘超人’爸爸、‘超人’媽媽，在家庭事業兩頭頻繁切換、疲於兼顧，導致身心俱疲，陷入情感焦慮、夫妻失和、不安與彷徨，瀰漫到工作環境和社會環境。”趙海英稱，正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千家萬戶都好，國家才能好。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於人’、服務於民生”。趙海英認爲，立足我國人口發展的新趨勢來觀察，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亟需建立兒童養育支持體系，創造有利於發展的人口總量勢能、幸福美滿家風和社會和諧穩定。

建議將0—3歲兒童早期發展納入“十五五”規劃

對於如何更好支持兒童養育，建立兒童養育支持體系，趙海英提出了三方面建議。

一是將兒童早期發展納入“十五五”規劃，健全覆蓋全人羣、全生命週期的人口服務體系。

“兒童早期發展的投資回報是長期的，且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一旦兒童早期發展滯後，將對一生的質量造成不可逆的長期障礙。”趙海英稱，但人口是自由流動的，所以地方政府投入激勵不足。實踐也表明，主要依靠社會力量開展兒童早期發展也難以持續，亟需中央政府統籌支持，國家發展戰略與公共政策應該遵循兒童優先的原則。

目前，我國兒童早期發展的公共財政投入力度偏低。趙海英提供了一組數據。2024年，中央財政面向0—3歲兒童的托育服務投入不到100億元，平均每年每個孩子投入金額僅爲350元。相比來看，2020年，OECD國家兒童早期教育與照護服務公共投入佔GDP比重平均達0.8%，公共財政平均每年每個0-3歲孩子投入金額接近6000美元。

因此，她建議，將0—3歲兒童早期發展納入國家“十五五”規劃與基本公共服務範圍。加強針對兒童早期發展工作的頂層設計，從加大中央轉移支付、優化財政資源配置、拓展新增資源與完善體制機制等方面予以保障。建立財政、教育、衛健、發改、民政、婦兒工委等多部門協作的組織體系，推動政府職責更明確、財政投入更大、行業標準更健全、幼師培訓更嚴格、家庭指導更到位，以及立法保障更可靠。構建全國性兒童早期發展普惠政策體系，協調城鄉社區、社會組織、公益機構、科研院所、政府機構等多方參與。支持職業院校和高等院校不斷完善兒童早期發展、家政服務等相關專業課程體系，鼓勵各類培訓機構開展育兒師專業培訓，給予財稅政策優惠，提升服務的職業化水平。

呼籲設立“0—3歲兒童早期發展資金”發行專項債

第二個建議則是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中央轉移支付中設立兒童專項基金，優先面向新生兒加大生育補貼。

趙海英解釋，目前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額中，基建等非民生支出佔主體，在民生支出部分，養老金、醫療保險補助等支出佔主體。加大投資兒童早期發展，既有利於保障兒童成長成才，也有利於更好發揮宏觀調控作用，短期消費刺激，長期改善消費預期，釋放更多內需潛力。即便從投資回報角度，兒童早期發展是回報率最高的人力資本投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和OECD研究顯示，兒童早期發展階段每投入1元，成年後社會價值回報4—9元，年投資回報率最高可達13%。

她建議，在中央和地方共同財政事權轉移支付中，專門設置“0—3歲兒童早期發展資金”。據有關單位測算，在“十五五”時期，面向中西部農村落後地區，精準實施兒童早期發展計劃，未來財政每年需投入250億元左右資金；面向全國農村地區，每年需要投入450億元左右資金；覆蓋面擴展到鄉鎮，預計財政每年投入800億元左右。

“目前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總額約10萬億元，上述測算的兒童早期發展資金規模不到其1%，中央有條件加大這筆投入。”趙海英稱，針對外部性強、回報週期長的兒童早期發展公共投資項目，亦可考慮探索新增籌資渠道，類似於基礎設施建設專項債券，設計發行“兒童發展”專項債券。

此外，建議優先面向新生兒加大生育補貼。國內外數據都表明，加大生育補貼能夠有效提高生育意願。據韓國官方數據，2024年新生兒人數首次出現8年以來正增長，與政府加大生育補貼高度相關。我國湖北省天門市向生二胎、三胎的家庭發6萬—12萬補貼，出生人口也顯著提高。

趙海英表示，假設在全國範圍內對新生兒每人每年補貼2萬，對1—3歲兒童每人每年補貼1萬，按照我國每年900萬新生兒、3100萬1—3歲兒童計算，每年補貼4900億（900萬*2萬+3100*1萬）。面向兒童發展等於是投資於“社會基礎設施”，乘數效應和社會效應更加顯著。

推廣“入戶養育指導”試點經驗

第三個建議則是多措並舉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支持兒童早期發展，推廣“入戶養育指導”試點經驗，充分利用現有閒置公共資源。

趙海英稱，兒童早期發展涉及健康、教育、家庭輔導等多領域、多方面工作，社會力量與公益機構善於發現社會中容易被忽視的羣體。

據趙海英介紹，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於2015年啓動“山村入戶早教計劃”項目試點，在本地招募育嬰輔導員、經過專業培訓後，爲農村家庭免費提供每週一次入戶養育指導服務。截至2023年底，已在全國10個省區市19個縣開展試點，惠及超過4萬名農村嬰幼兒。實驗表明，兒童早期干預提高了孩子的認知技能和非認知技能，降低了各維度發育遲緩風險，84%的兒童在綜合表現中好於對照組兒童。

在已有政策實驗取得積極效果的基礎上，建議進一步挖掘盤活基層閒置的公共資源。她認爲，目前鄉村、鎮在閒置的學校、衛生所、文化站等方面仍然有可以進一步整合利用的軟硬件資源，過去長期從事衛生健康的公共人力資源，也可以逐步調整配置到兒童早期發展、鼓勵生育等公共服務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