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國通”看內需與消費：重在優化資本配置

德地立人的童年、少年，甚至一部分的青年時期，都是在中國度過的。1964年5月，跟隨家人從東京移居到北京的那一年，他才11歲。由於之前並沒有學習過中文，他在北京“復讀”了一年五年級——說到這個細節，他用了地道的北京俚語：“蹲”。

1973年3月8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宴請在華外國專家，德地立人陪同父母一起前往。周總理挨桌和來賓們逐一碰杯，當走到“小孩那一桌”時，德地立人“臨時起意”向周總理詢問：像他這樣的外國子弟，是否也能上大學？周總理當即就給予了肯定回答。

很快，德地立人便獲得了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的機會，並最終在中國完成了他的大學學業。如今，已年過70歲的德地立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說，讀書的時候，他還曾提過想去“上山下鄉”“插隊”，“那會兒就是特別想去陝西農村，因爲想了解中國，就必須先了解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不過，這一想法最終並未能如願。

剛過25歲生日的德地立人，在1978年，一人離開了北京，從深圳途經香港，返回日本。在日本工作數年之後，他赴斯坦福大學繼續深造，其間師從“比較制度經濟學大師”青木昌彥，之後，回到大和證券工作了22年。

回顧這段經歷，德地立人說：“如果當時沒有上北大的‘那檔子事’的話，自然後來也不會有動力和機會去美國繼續唸書。”

德地立人爲中國國內經濟圈熟知的身份是，他曾於2002年至2015年間，歷任中信證券副總經理、董事總經理（執行委員）、投資銀行委員會主席、中信證券國際董事長等職。在任期間，主要負責了五大銀行、大型國有企業以及多家民營企業的改組上市、發行債券、國內外併購等工作。他於2013年至2018年任國家外國專家局諮詢委員會外國建言專家顧問，也是國內券商行業中第一位外籍高管，並在2009年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友誼獎”。

獨特的人生經歷，讓德地立人對日本經濟有獨到的研究，也對中國經濟發展有着深刻的認識。他成了中國人眼中的“日本通”，和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通”。

並不完全認同“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經濟在上世紀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迎來了高速成長期，年增長率達到了兩位數。然而，進入上世紀70年代後，兩次“石油危機”成爲了重要的轉折點，使得該國的經濟增速放緩至約5%。儘管如此，日本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仍然保持強勁勢頭，對外出口尤其是對美國市場的出口量尤爲顯著。

德地立人回到日本時，也正值日本經濟的“好時代”。“其實在上世紀80年代，當日本企業在全球範圍內迅速擴張時，同樣也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美日之間也存在貿易摩擦，以及匯率問題。”德地立人說，1985年的“廣場協議”給日本經濟帶來了深遠影響，“日本政府怕日元升值導致日本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失去價格優勢，採取了提高國內需求來吸收產能過剩的政策。日本央行配合政府，採取了寬鬆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但此舉卻意外促成了資產泡沫的形成，特別是在房地產和股市領域。大約從1985年開始形成泡沫至1990年，之後又迅速破滅。”

“青木昌彥並不贊成將日本經濟的停滯簡單總結爲所謂的‘失去的二十年’，而是強調這一時期實際上是日本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德地立人說，青木昌彥的這個觀點深深影響了他對日本經濟問題的理解，“這使我認識到，面對經濟挑戰時，不能僅僅關注表面現象，更需要從深層次的制度和結構性變化入手來尋找解決方案。所以每當我講到所謂‘失去的二十年’時，都要帶上引號。”

“在那段時間裡，日本政府嘗試了多種政策措施來恢復經濟活力，包括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和量化寬鬆政策。然而，效果並不理想。當討論通縮時，人們問‘最怕什麼？’我會說，‘傷元氣，傷創新能力！’。”德地立人認爲，直到前首相安倍晉三提出“安倍經濟學”，通過三支箭（金融寬鬆、財政支出和結構性改革）試圖重振經濟，日本經濟纔在近年出現了積極的變化。“例如，隨着全球通脹壓力的增加，日本也感受到了物價上漲的趨勢，這對長期以來飽受通縮之苦的日本經濟，反而起到了撬開通向‘通貨微漲’大門的作用。當然，之前日本大多數企業在‘安倍經濟學’政策之下逐漸恢復了元氣，只差契機。”

不過，在日本處於長時間通縮的那段時間裡，不少日本公司因技術創新和服務質量的提升而表現出色，例如出現了優衣庫等國際知名品牌。德地立人認爲，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業在過去幾十年間積累了豐富的成本控制經驗和市場開拓能力，這些都爲它們在全球競爭中贏得了優勢，但日本所面臨的老齡化問題，使得勞動力供給逐漸減少，這對經濟增長構成了新的挑戰。

爲了應對這一問題，日本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老年人就業率、吸引外籍人才以及推動自動化技術的應用等。德地立人認爲，這些努力有助於緩解日本勞動力短缺的局面，同時也爲日本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日本對中國具有借鑑意義

中日兩國作爲東亞地區的重要經濟體，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經歷了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路徑，同時也面臨着相似的挑戰。德地立人稱，中日兩國在全球化背景下都積極參與國際貿易，但走出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和日本的發展模式不同，中國自1978年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開放國內市場以吸引外資，引進技術和人才。在此過程中，中國不僅吸收了大量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還進行了大規模的基礎建設投資，促進了國內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使中國轉型爲‘世界工廠”。”

在他看來，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不僅推動了全球供應鏈的形成，也爲世界經濟貢獻了重要力量。但中國經濟在經歷長時間的持續快速增長後，也面臨着一些內部問題，例如2008年後，經濟發展過於依賴房地產行業、產能過剩、消費不足等問題，也應予以重視。

“中國政府目前採取了不少積極措施加以應對，但政策一般都有滯後性，效果不會即刻顯現，這需要時間。”德地立人說，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後，他第一時間研讀了新聞通稿，認爲“中國製定的相關政策都非常‘對路’，也看到問題的要害，但力度還可以再加大一些，爲穩定經濟發展，中國需要進一步重視提高國內有效需求，提高消費水平，改善供求關係”。

德地立人認爲：“要做到這點，首先要給創造就業機會較多的中小企業優惠政策，並給地方政府‘真金白銀’解決眼前資金週轉問題。重要的是，加快作爲長期規劃的城市戶口問題（的解決），推進真正的城鎮化進程，克服城鄉差別，使農村人口能夠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高勞動生產率。與此同時，要全面提高社會保障制度，尤其要提高再分配製度水平。這些政策的實施關鍵在於，堅決、持之以恆和實效性。中國總儲蓄率很高40%以上（日本最高時也只有28%左右），換一句話來講，中國不缺資金，只是現在的投資不易提高有效需求，資金容易流向海外。因此優化國內資本配置至關重要。”

結合日本經驗，對於中國的未來經濟發展路徑，德地立人強調了“創新”和“技術進步”的重要性。他認爲：“日本國內的經濟主要是靠產業企業帶動的，但目前中國企業對出口的需求比日本企業更爲強烈，對世界的影響也更大。隨着勞動力成本上升和環境壓力增大，傳統制造業的優勢正在減弱，必須向高端製造業和服務型經濟轉型，中國企業需要加大研發投入，培養高素質人才，積極參與國際競爭。”

德地立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如華爲、寧德時代、騰訊、TikTok和希音（Shein）等中國公司，在日本受到廣泛關注，既看到了這些企業在技術創新和市場拓展方面的優勢，也關注到了它們在發展模式、環境保護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問題，“儘管中日兩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各自面臨不同的挑戰，但通過共同努力解決現有問題。未來，隨着技術革新的加速、世界局勢的相對穩定，中日兩國還有很多領域可展開廣泛而深入的合作。”

中日合作的前景廣闊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多年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一直保持着比較良好的發展勢頭，並且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合作領域變得更加多元化和高質量。統計數據顯示，1972年以來，中日雙邊貿易額增長了300多倍；從2007年起，中國就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日本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對象國，也是中國吸引外資的主要來源地；中日還在推進區域經濟合作方面起了引領和帶動作用。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日兩國互動頻繁。2024年11月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利馬會議上，雙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12月25日，日本外相巖屋毅受邀訪華，同中國外長王毅在北京共同主持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雙方梳理了機制首次會議以來兩國在人文領域的交流進程，圍繞青少年、教育、旅遊等領域的交流合作達成10項共識，包括大力推動青少年交流互訪、鼓勵支持兩國間修學旅行、深化教育領域合作、加強互派留學生等。

德地立人認爲，中日兩國年輕人之間的往來對於增進相互理解和促進兩國友好關係至關重要，儘管兩國地理相近，但在歷史上曾有過複雜的關係，現在又面臨着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因此年輕人之間的交流顯得尤爲重要。

“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保持穩定的合作關係仍然是中日雙方共同的目標。”德地立人認爲，政府間高層對話及民間交流有助於增進互信，減少誤解，確保兩國能夠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共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