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國民黨走下歷史舞臺的必然？──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十八）（龍城飛）

康寧祥（中時檔案照）

筆者繼續討論「蔣經國放手民進黨組黨的陽謀」的相關話題。本次的主題將繼續討論民進黨組黨9年前1979年1月發生的「餘登發案」，引用1995年9月時報文化出版彭瑞金着《臺灣野生的政治家餘登發》、1996年9月時報文化出版之《餘陳月瑛回憶錄》、2011年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吳丞祐《餘登發與戰後臺灣民主運動》、2008年國史館出版蕭李居編輯之《戰後臺灣政治案件餘登發案史料彙編》、2013年11月允晨出版之《康寧祥回憶錄》。

一、《康寧祥回憶錄》對於中壢事件以後臺灣政局變化的記載

《康寧祥回憶錄》是臺灣戰後民主化過程經歷黨外至組黨民進黨過程中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康寧祥對許多事情的回憶相當細緻，說明他是有意地保留了當時的許多記載（筆者至今沒有看見國民黨幹部與政府官員有意識地將1949年以後的親身經歷寫下日記與回憶錄，大陸上亦然，爲何如此？筆者認爲是政治環境使然，國共嚴酷鬥爭，使人民長期受到嚴重與扭曲的政治恐懼與政治崇拜的心理制約，甚而習慣成自然，發展出政治圖騰，紅藍綠皆然，很少人會懷疑其內心世界的真實性，反而機械式地表達出一致的政治正確。）

《康寧祥回憶錄》，第226－236頁，如此記載：

蔣家政權在那一年（1977年11月19日五項公職選舉）多處黨外候選人以高票當選以及中壢事件羣衆暴動的衝擊，負責輔選的中央組工會主任李煥下臺，接替他的趙自齊不知如何接手，又換了王任遠、陳履安，半年內換了3個組工會主任，還找不出力挽狂瀾的辦法。那些大陸籍立委問我（康寧祥1972年底進入立法院）有什麼看法？我說：「蔣經國不是全臺到處跑嗎？就請他撥一個時間到桃園縣政府去看許信良。」他們一聽，喜出望外，說：「小康啊！你這個點子不錯！」我隨後撥電話給許信良，告訴他最近蔣經國會去看他。蔣經國看過許信良後，同樣模式，也去看臺南市長蘇南成、臺中市長曾文坡。不只跟他們化干戈爲玉帛，還重新收編了叛黨競選的蘇南成，成爲美麗島事件前後對付黨外的打手。中壢事件的追究也在蔣經國的視察之後暫時打住。

我當時曾公開說：「1977年的選舉有很多黨外人士當選，是民主的進步，也表示國民黨這30多年來的政治建設有了相當成果，所以是國家的進步，卻不是國民黨的失敗，……這是因爲蔣經國先生開明的政治作風。」我的這些想法，跟黨外同志談過，他們反應冷淡。那幾年，美日甚至是中共對於蔣介石死後的國民黨走向以及蔣經國，下過許多功夫研究，反而黨外同志或者全面否定，或者自我陶醉在民主前輩的社會動員的成果，看到中壢事件的羣衆，就認爲民氣可用。

中壢事件後，我跟蔣經國茶敘，我說：「現在社會上很多傳聞說你要去接下任總統，你這幾年行政院長做得不錯，立法院也有這麼多朋友，行政院長的位置可以直接接觸民意，又有很多資源爲老百姓服務，你不做院長，對臺灣人民實在可惜，你可不可以考慮不接總統？」蔣經國聽後，停頓了一下，說：「現在局勢走到這個地步，我有許多不得不去接的原因。」

中壢事件後，蔣經國雖然淡化羣衆暴動的處置，但在對付黨外崛起的情勢上，最爲明顯的就是「李換（煥）王升（升）」。所執行的「李煥路線」（謂重用本省青年─筆者注）也跟着調整，代之而起的是政戰情報系統的王升路線。王升這位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兼政工幹校校長的蔣經國門生，在長期發展對匪鬥爭之後，將矛頭對準黨外，發展出「三合一敵人論」（臺獨、黨外與中共─筆者注），而且交由阮成章主持下的調查局以及汪敬熙領導的警備總部，對黨外展開一連串的鬥爭。

李煥路線和王升路線最大差別在於對待黨外的態度，李煥路線將黨外視爲政治上的競爭者，王升路線則視黨外爲敵人。李煥刻意從救國團、革命實踐研究院中挑選一些本省菁英，給予有計劃的栽培，包括安排卸任縣市長進入中央擔任次長或在省政府擔任廳處長，另外，自1972年立委、國大增額選舉開始，空降人才到地方參與選舉，以紓解地方派系對國民黨中央的抗拒。

王升路線其實就是反共抗俄國策的延伸，蔣介石雖然在1950年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時已經放棄武力反攻大陸，卻長期欺騙臺灣人民，肅清匪諜更是蔣家政權長期對付異己的工具。

在對付黨外的總體戰略下，警備總部成立專門對付黨外羣衆的單位，不只在警政署下成立3個保安大隊，還在憲兵司令部下編裝3個憲兵營，分屬北中南3個地區的警備司令部，平常照常執行憲兵勤務，遇有黨外羣衆集結，則在半小時內集結動員。調查局也全面監控黨外陣營，臥底滲透、蒐集情報，並將檯面上的黨外人士統統打成陰謀分子，編派他們罪名，甚至預設腳本，誘導犯罪。

而一羣逃到臺灣的大陸紅衛兵以及島內的黑道幫派分子也在中壢事件之後開始充當蔣家特務的馬前卒，只要黨外有公開活動，他們就一路跟隨鬧場，不曾被警方取締。他們組織反共愛國除奸行動委員會、愛國同心會，印行愛國報，舉辦反共愛國大會，口口聲聲要消滅黨外人士，喊打喊殺。（當年的極右派的《疾風》雜誌，由反共義士沈光秀、勞政武等主辦，關於《疾風》的部分歷史，筆者將在餘登發事件之後的美麗島事件研究中說明；愛國同心會近年來轉爲紅統）。

1978年10月6日，立法委員黃信介在王拓募款餐會中宣佈成立「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由施明德擔任總幹事，推薦候選人。12月5日，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在臺北市中山堂召開，等待被助選的候選人出席率甚高，48位來了43位。

這場黨外盛會，隔天的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及官報《臺灣新生報》一改以往封殺的常態，大篇幅報導，內容扭曲事實，宣稱一位反共義士勞政武因抗議主辦單位更改國歌歌詞被打，連黨外助選團仿照美國黑人民權運動設計的團徽被指爲「黑拳幫」。

那天的國歌事件，是勞政武不具出席身分，想要發言不被允許，搶奪麥克風受阻，發生拉扯。，而會議司儀蕭裕珍在唱國歌時突然跟大家說：「請將『吾黨所宗』改爲『吾民所宗』。」

12月16日，清晨4點多，我家的電話突然響個不停，我睡眼惺忪接起電話，一個熟悉的聲音說：「康先生，好像要斷交了，臺北時間早上10點，卡特要正式公佈，美國之音可以收聽到。」我一聽就知道是誰打來的，但是我永遠都不能透露。我第一個電話給當時的助理史非非（範巽綠），要她趕緊來我家收聽美國之音紀錄美國卡特總統如何宣佈斷交的事。

12月25日，黨外人士由余登髮帶頭簽署由施明德草擬，林義雄會稿的〈1225黨外人士國是聲明〉。（此份〈聲明〉《康寧祥回憶錄》中並未抄錄，筆者認爲此項〈聲明〉十分重要，乃依施明德基金會網站中公佈原稿，揀選其中重要部分登錄於下。）

〈1225黨外人士國是聲明〉

美國政府已宣佈將於明年元月一日與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並對我斷交、止約和撤軍。這是自被驅出聯合國之後，政府另一次嚴重的外交挫敗。此項外交上的變化固然早在預料之中，但如果因應失當，其影響勢必從外交擴延到內政、經濟和國防，爲國家帶來空前的浩劫。

我們是一羣獻身於政治改革、愛國、愛鄉的黨外人士。在不正常的政治環境下，我們多年來的努力一再被歧視、詆譭和醜化，但在國家慘遭如此重大打擊之下，爲了凝聚一切救國的力量，我們覺得有責任把我們的立場和主張作莊嚴的宣示。

我們的呼籲

一、依據憲法規定，徹底實踐：

（一）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二）頒佈省縣自治通則，實施地方自治，省籍直轄市長民選；（三）立司法獨立，法官超出黨派獨立審判；（四）軍隊國家化，軍人超出黨派之外，效忠國家；（五）確保學術獨立及言論、講學、著作、出版之自由；（六）解除戒嚴令，恢復民主政治正常功能，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七）尊重人格尊嚴，保障人身自由，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制侵犯民宅和破壞隱私權。

二、制定選舉法，確保選舉之公平、公正與公開。

三、實施全民醫療及失業保險，大量興建長期低利貸款的國民住宅。

四、全盤規畫農業政策。廢止田賦，以保證價格無限制收購稻穀、實施農民保險。

五、制定勞動基準法，實施工業民主制，承認勞工對資方的集體談判權。

六、保障漁民生活，補助漁民改善漁村環境，海軍保護漁民作業安全。

七、加強公營事業的監督，杜絕政治酬庸。

八、合理調整稅則，運用賦稅政策調整國民所得差距。

九、建立合理的產銷制度，避免中間剝削，保障生產者及消費者之利益。

十、以能保障自由基地的安全與生存爲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採行彈性、多元化的策略，並以內政改革作爲拓展外交的基礎，爭取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援。

我們的目標

在國際強權的縱橫捭闔下，我們的命運已面臨被出賣的危機，所以我們不得不率直地申明：我們反對任何強權支配其他國家人民的命運，我們堅決主張臺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

施明德基金會所公佈〈1225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原稿之下，附「後記」：

黨外陣營原訂12月15日至國賓飯店召開國是會議，但遭國民黨當局阻擾，遂將會議移至黨外總部召開。會議中，餘登發、黃信介、黃順興、林義雄、張俊宏、姚嘉文、許信良等人發表談話，並共同簽署「黨外人士國是聲明」，提出黨外的基本立場──堅決擁護民主憲政、反對暴力、熱愛和平與「十項具體實施民主憲政的呼籲」。

該聲明系由施明德草擬，完稿後由林義雄會稿；謄稿者不詳。因聲明中提到「臺灣的命運應由1700萬人民來決定」，隱含了臺獨的主張，可能因此引發統派人士的疑慮；餘登發、黃順興等人一度不願簽署，後經由黨外內部的勸說協調，統派人士才於聲明上簽名。

此「後記」中謂「統派人士」即餘登發、黃順興等文字，在《康寧祥回憶錄》中第242頁亦予以抄錄。

二、餘登髮長媳餘陳月瑛的歷史回顧

前集《餘陳月瑛回憶錄》說到餘陳月瑛和餘瑞言1949年7月1日結婚，此處繼續敘述相關餘登發、餘瑞言事。

在橋頭老家大約過了半年，我便陪公子讀書了，瑞言先考上臺大先修班，再考入法學院法律系，與林洋港同學。瑞言雖聰明，卻不是讀書的料，必須盯着他，否則不是蹺課就是打瞌睡。我陪他上課，防着他偷懶，幫他抄筆記，比他還用心，他反而一切都不在乎。我的許多法政常識，就是此時旁聽學到的。

1958年瑞言考試及格，派任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一年後，轉至省政府民政廳工作，後來連震東（1904－1986，連戰父）任民政廳長，提拔瑞言爲業務股長。我們一家搬到中興新村。

瑞言的粗神經是有名的，不僅不能協同照顧一大羣子女，對家庭的責任心亦十分淡薄，經常我眼巴巴地盼過了發薪的日子，忍不住問他發薪了沒有？他才說還未發餉。我只好打電話去民政廳，一問之下才發現，他早已領了薪水，拿去打麻將輸光了。這是我少女時代真正「酣眠」也想像不到的生活。

瑞言參選縣長時，對手在臺上砲火連連，他卻在臺下瞌睡打鼾，被媒體引爲笑談。他卻不以爲忤，所以不少人欣賞他的隨和。他兩度參選雖都未能當選，但票數都讓對手戰得冷汗直流。譏笑他的人，大概不知道他的肥胖是一種病，不瞭解他內心的痛苦。

1979年1月21日，一大早憲警敲門要逮捕瑞言（餘陳月瑛先生），我簡直無法置信，要求看清拘票上的理由，竟然是叛亂罪，說瑞言會叛亂，要不是情治人員開玩笑，就是證明他們無知、亂搞。後來，我以省議員的身分和小姑黃餘繡鸞一起去找時任省主席的林洋港，林洋港見了我們，以他一貫的講話腔調說：『阮瑞言兄會叛亂！哪有可能？』

不只林洋港不相信，審問瑞言的情治人員也很吃驚，因爲瑞言連接受審問時都頻頻打瞌睡，怎麼看也不像有力氣叛亂的人。情治人員完全不瞭解瑞言的健康情形，抓了他等於抓了一個燙手山芋。瑞言有心臟病、糖尿病。國民黨的情治人員如此胡亂抓人，總有一天要付出代價。

餘瑞言涉嫌判亂案因重病准許交保就醫。（中央社）

1月21日深夜，我們回到橋頭家裡，各地黨外人士便陸續趕到。事後我才得知，大家都抱着死士的決心赴會。桃園縣長許信良知道他公館被裝上竊聽器，於是躲在棉被裡向夫人交代「後事」。張俊宏、林義雄、施明德這些深諳國民黨習性的黨外人士，都已事先料到，這一去可能很難平安脫身。

1月22日上午10點之前，許信良、黃順興、林義雄、施明德、姚嘉文、陳菊、陳鼓應、何春木、邱連輝、王拓、張俊宏、張春男、陳婉真、艾琳達、陳菊等2、30名黨外人士以及高雄在地人士，已擠滿餘家客廳門口。他們連遊行用的標語、大字報及散發的抗議傳單都準備好了。

黨外人士這麼強硬、無畏的反應，完全出乎國民黨當局的預料。

初步的小結

康寧祥在回憶錄中說1978年12月16日清晨4點多的來電，告知臺美要斷交併說「臺北時間早上10點，卡特要正式公佈」，康寧祥說「一聽就知道是誰打來的，但是我永遠都不能透露」。清晨4點到早上10點，還有6個小時，這個時間，美國已派大使在半夜兩點鐘通知蔣經國先生。那麼，是誰需要這麼早要讓康寧祥知道消息，並且予以準備？筆者估計，國民黨方面的人機會不大，因爲馬上天亮，事情就公開了。筆者認爲是美國方面的人，以康寧祥的口氣，應該是和康寧祥單線聯繫的人，理論上，是美國國務院或中央情報局的人。

而1978年黨外人士已將餘登發、黃順興列爲「統派人士」，令人意外，這個說法相當突然，但是後來警總審訊餘登發時，確實餘登發表明其大中國思維，筆者在下篇文章中說明。

施明德、林義雄草擬〈1225黨外人士國是聲明〉，其中主張今天看來，非常正常合理，毫無「反動叛亂」的跡象。除了「臺灣的命運應由1700百萬人民來決定」，但是這句話，也不能扣上「臺灣獨立」的帽子。所以，筆者認爲當年的黨外人士主要以臺灣的安全與繁榮爲其理想與施政目標，臺灣獨立還是一個相當遙遠的事情。

由康寧祥、餘陳月瑛的回憶，可以看出1977年9月中壢事件以後，臺灣各地黨外勢力日益浮出，以參選地方公職爲他們的目標。可以說，這是在1895年《馬關條約》以後83年，臺灣本地人民經由民主選舉而參政的最佳時機。國民黨面臨這樣的歷史與政治「危機」，無法以包容的心態，因勢利導，擴大民主政治的參與，反而以激烈排斥黨外人士的手段處置，激發了許多臺灣人民追求臺灣獨立的心志，並且形成了國民黨必然將從歷史的舞臺上走下來的命運。我們反思，爲何如此？

筆者認爲，任何政權皆有強大的意願維持手中的權力，其實就是特權，這樣的特權，直接間接維護了基本以至最大化的社經地位。也就是說，扈從這個政權的人們，多數毋須成爲社會底層人民終身勞苦，而可以生存甚至不斷往上發展。國民黨、共產黨皆是如此，以民族主義與國家富強爲其理由，抵制與反對多黨制的民主體制。本來這在動亂時代中也有相當道理，但是以軍隊與情治系統長期鎮壓其他期望參與政治者，則無論如何，不能言之成理。

中共在解放之初，一切以蘇聯模式爲依歸，宣傳「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筆者指出「國民黨的今天，就是共產黨的明天」。國民黨在1950至1980年代，處處以黨外人士爲敵人，打擊過重，延續了白色恐怖。以至於到了1990至2000年代，國民黨在臺灣社會中，由於揹負了太重的過去反民主、反人權的包袱，幾乎完全失去年輕人的支持，只能依靠「前朝」遺老、遺少的勉力支撐，甚至成爲中共反臺獨的「間接受益者」。

1957年中國黨外的民主人士批評中共「黨天下」，招致毛澤東突然發動嚴酷的反右派鬥爭。其實在這段時間，國民黨、共產黨的「黨天下」都是一致的。筆者在前文中，提及「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依據馬克思主義之專政不可能永遠」，也是希望中共以史爲鑑，及早思考爲中國走出新路。許多人不相信有一天中共也會像今天國民黨落入政治不正確的處境，筆者認爲是時間的問題。

1979年1月22日橋頭事件時，集結在餘家準備遊行抗議國民黨當局以匪諜名義逮捕餘登發、餘瑞言父子的黨外人士中，惟一的外省人陳鼓應，日後無法在地方公職選舉中獲得足夠的選票，終於遠赴北京。可見當年一些外省子弟，仍因省籍與語言的原因，無法參與黨外運動的主流，這當然有主客觀的背景。

當年的「黨外人士助選團」如果能夠以人口比例推薦候選人中15%爲外省子弟參選名額，並全力輔選而當選地方縣市長、議員，中華民國的歷史必將改寫。今天的民進黨，也不會成爲一個以閩南人爲主的政黨，而是具有代表性的全民與多元政黨。也就是說，民進黨最終也走上了國民黨的老路。

（作者龍城飛，原名楊雨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

【未完待續，龍城飛專欄每週一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