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廣場》美國墮胎法制翻轉的司法反思（李念祖）

圖爲7月4日，墮胎權支持者在美國紐約舉行示威遊行。（新華社）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近日做成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一案判決，以6:3的多數宣告該院1973年的Roe v Wade以及1992年的Parenthood v. Casey兩項先例見解錯誤，推翻人工流產是憲法保障的權利；是否及如何限制人工流產，從此由各州立法決定。

這是前總統川普任命3位保守派的大法官，改變了最高法院成員的結構與生態之後，最高法院決定推翻近半世紀前的重要先例。過去曾有1954年的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推翻了1896年的Plessy v. Ferguson，一改過去法院支持黑白隔離的立場，鄭重宣告種族隔離違憲，徹底重塑了美國的社會面貌。現在Dobbs 案交由各州州法自由決定是否容許或限制人工流產，以爲先例的論述錯誤；因爲腹胎是潛在的生命，人工流產不是美國傳統承認的權利。本案反對意見則以爲此事應由女性自主決定，政府不能越俎代庖而將女性視爲生產機器。美國新一波的社會衝突勢將重啓。

人工流產是否爲憲法保障的權利，在臺灣未像美國一樣形成重大爭論。Dobbs案除了是則吸睛的新聞之外，背後其實還有深層的司法哲學思辯，可供我國司法改革政策進行反思，就是先例遵從(stare decisis)原則的含義。

遵從先例，是英美法律傳統上構成法治核心的司法慣行，「除非有絕佳的理由存在，不更動已經做成的司法決定」；爲的是提倡不偏不倚、具有一致性與可預測性的司法，使得人們依法安排生活，成爲可能。遵從先例不是絕對的要求，先例是否錯誤、應否遵從，都交由後來的法官獨立判斷。只是在後的法官推翻先例，例必詳細交待足令信服的理由。認爲先例無誤而加以遵從，維持判決一致性，原屬順理成章；反之，推翻先例一旦缺乏足以服人的充分理由交代先例有何錯誤、爲何必須改變，將只予人司法恣意的印象，必將形成司法公信力的雙重毀損。

美國最高法院前次以Brown一案推翻先例，指出種族隔離就是種族歧視，嚴重違反種族平等，理由相當充分，一般多以爲是自由派法官持司法積極主義(activism)的結果。保守派的司法態度通常與此相反，採取司法極簡主義(minimalism) ，基本上以爲司法審判只要處理足以決定個案是非的關鍵爭點即可，反對司法積極推動翻轉社會的宏觀性政策變動。

這次Dobbs案推翻先例，雙方竟然立場反轉，保守派法官改採積極主義，硬將社會塞回歷史；自由派法官則寧可維持現狀，反對輕舉妄動。至此不難發現，司法積極主義與極簡主義其實是站在遵從先例原則的兩端。推翻先例的是積極主義；遵從先例所採取的則是一動不如一靜的司法極簡態度。

值得注意者，遵從先例與否，既由後案法官自主決定，司法獨立，並不當然指向拒絕遵從先例的司法積極主義。後案法官深思熟慮之後選擇遵從前例，是一種司法謙抑，不僅因爲同意前例的判決理由，每也考量到司法的可預測性、安定性與公信力具有重要性。關鍵並不在於積極主義與司法極簡主義孰更正確，而是在於有無足以服人的判決理由，交代先例存在必須糾正的錯誤。

或可藉由臺灣的法制來思考這個問題：我國《刑法》上設有墮胎罪，過去10年間成罪的不足5例。而《優生保健法》則規定，配偶雙方同意「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懷孕婦女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可由合格醫師施行人工流產。既經雙方同意即可人工流產，已難解釋腹中之胎享有生命權。美國限制墮胎的州法也不乏類似的規定；使用保障腹胎生命做爲限制女性人身自主以及推翻先例的理由，不免顯得薄弱。Dobbs判決已然受到廣泛質疑，司法換人就立即推翻先例，是司法恣意而非依法判決。既否定了女性久受承認的人身自主權利，也已破壞法的可預測性與安定性；美國最高法院的公信力因此受到重挫，並不令人意外。

將Brown與Dobbs案對比的啓示是，判決理由要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司法獨立與遵從先例之間才能取得均衡，維持司法公信力。畢竟，具說服力的判決理由纔是司法公信力的終極憑仗。（作者爲東吳大學法研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