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論壇》展望拜登時期的美國、中國與新加坡關係

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新任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與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通話，兩人重申兩國間堅實的防衛、安全、貿易等合作。(示意圖/shutterstock)

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最堅定的美國盟友，隨着中國崛起，它長期以來面臨如何在中美之間搞戰略平衡的難題。它的做法總體上是這樣的：能平衡就平衡，平衡不了就先顧美國那一頭。

環球時報，2017 年 6 月 12 日

一、 前言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今（2021）年 1 月 29 日在世界經濟論壇達沃斯議程（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Davos Agenda Week），與論壇主席布倫德（Borge Brende）的對話中，談到美中關係，李顯龍主要是呼籲中國必須用世界能接受的方式承擔國際責任，以及取得影響力，而美國也必須調整看待中國的態度。然而，上述看似四平八穩的言論，美中兩國的媒體卻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代表中國軍方態度的官媒《環球時報》報導強調美中合作的部分，忽略中國也應調整對外態度；美國《彭博社》的報導，則正好相反，強調李顯龍認爲中國必須調整對外態度，忽略美國也應該有相對應的調整。

不同媒體根據自身立場選擇性報導，可以理解。兩個大國的主要媒體，不約而同的引用新加坡總理的言論來批評對方，都有透過新加坡來襯托中美關係的味道，也十分值得深思。瞭解新加坡四平八穩的語言從何而來，有助分析拜登領導下，美國、中國與新加坡關係的變化。

二、 習近平上臺前美中新三邊關係演變

人民行動黨在成爲執政黨之前，受傳統教育的華人是重要票源，他們常心向祖國，故受英語教育的李光耀不能得罪北京，族羣也成爲李光耀對中國的主要語言。和北京的私下接觸中，李光耀強調常收聽北京廣播、身爲華人對中國有感情、自己的孩子都受華人教育等等。1959 執政後，立即派陳翠嫦與易潤堂訪問北京。

這兩位都是華校出身，中文流利之外，在北京主要談的也是景仰中國文化，佩服中國發展，盼北京能派文化訪問團交流等等。1965 年獨立時，李也傳話北京，盼基於愛護華僑，愛屋及烏予以支持。換言之，獨立前與中國的交往中，受英語教育的李光耀十分重視與中國的族羣連結。

在冷戰期間對北京友好，相對與美國關係自然不佳。反殖反帝大旗是邁向獨立不可少的標誌，故反美的語言與文字，有助鞏固國內受華人教育的選民。美國與李光耀的關係，到 1959 年李光耀擔任總理後，雙方關係雖趨緩但仍未見和諧。

1965 年正式獨立之後，新加坡毋需再強調反殖反帝，人民行動黨內受傳統中文教育的華人派系已被消滅殆盡，由英語教的菁英掌權，中國因素重要性下降。更重要的是，由於和馬來西亞關係欠佳，新加坡須另尋經濟合作對象。受英語教育的人民行動黨菁英，在此背景下開始改善與美國關係，支持美國反共政策，並數次訪問美國，相對而言對中國態度就開始強硬，北京也因此在1968 年開始批判李光耀是美國的走狗。

支持美國換來的是大量的美國投資，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當時雖處文革高峰期，但新加坡是中國在香港以外最大外匯來源，政治衝突並沒有影響經濟交流，例如專賣中國貨品的百貨公司就開了七家。文革末期，美中關係開始改善，機警的李光耀立即安排訪問中國，但改善關係的同時，李光耀十分注意族羣關係的切割。一改早年和北京溝通的策略，改用英文爲主要語言，代表人也是印裔的外交部長，不讓西方覺得新加坡與中國太接近。李光耀回國後終結了華文教育體系，改成所謂雙語教育，實際上獨重英文，與中國正式文化切割，華文教育僅強調其溝通功能。

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面對舊有保守勢力，新加坡的族羣特色可以免除中共內部「崇洋媚外」的批評，故成爲中國學習的榜樣。中國的族羣考量，也成爲新加坡擡高地位的策略。李光耀除鼓勵國民重拾族羣連結以拓展商務，更把自己視爲是西方與中國的橋樑。鄧小平與李光耀間的互相恭維廣爲人知，新加坡加以宣傳後，形成西方人要透過說英文的華人才能認識中國的想像。

這種想像也延伸到江澤民。李光耀敍述江在 1994 年曾在晚宴時抓住他的手，詢問：「跟我說說西方對我們的真實看法！」江澤民雖從未證實此事，但中國領導菁英被視爲要透過說英文的華人才懂西方，使新加坡英語菁英以中國發展的導師自居。但自我膨脹終究不是現實。胡錦濤時期，2003 年的 SARS 事件，新加坡成爲少數對中國嚴厲指責與抵制的國家。2004 年李顯龍訪問臺灣，以兩岸調人自許，挑戰中國外交底線。這兩次事件中國的反應，最後都迫使加坡低頭，更突顯新加坡實際上並不瞭解中國。

簡言之，獨立後的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已由受英語教育的菁英主政，一反過去反殖反帝與親中的態度，把新加坡建構成一個位在亞洲的英語國家，開始走親西方路線。此路線決定了與中國的關係，政治與文化上都做切割，華文僅餘溝通功能，族羣關係則可在國內外製造想像。惟主政的英語菁英缺乏對中國文化深入瞭解，就不可能實際指導中國發展。英語至上的社會，也很難改變親西方或親美態度。1990 年代起，新加坡即成爲美國海軍在東南亞最重要的基地，是新加坡在中美間路線選擇的最佳證明。

三、 習近平時代的中新關係

受鄧小平經濟改革策略影響，中國各階層的領導人，例如薄熙來、汪洋、李源潮都有向新加坡學習的言論。就連習近平 2010 年在擔任中國國家副主席時，都曾對李光耀表示「我去過新加坡。我知道你們有什麼，我們的人民想從中學習。我們希望向你們學習。我們從你們身上學到的要比美國學來的多。這種學習過去需要、現在需要、將來也還需要。」

新加坡政府可能對這些客套話信以爲真，李光耀父子繼續保持優越感，在華府嘲笑中國的空氣與污水，提醒美國圍堵中國，更指責中國在釣魚臺與南海的立場。沒有體會到習近平上臺後強調中國夢的背後，就是中國毋需再向新加坡學習，也不會再容忍新加坡高姿態指點。

中國在東南亞事務上開始疏遠新加坡，不同的媒體也以「數典忘祖」、「非我族類」、「背叛文化母國」等言論數落新加坡。2016 年底新加坡裝甲車事件在香港被扣留，是中新兩國近年關係的谷底。在此同時美國總統川普上任，轉移對亞洲事務的注意力，並且退出許多國際多邊合作機制，改採「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聚焦在雙邊貿易和關稅，開啓與中國的貿易戰。對新加坡來說，美國不再是一個可靠的盟友，加上近年新加坡經濟表現不佳，2019 年的經濟成長率僅 0.7%，與2018年的3.1%相比大幅下降，更是2009年以來最差的成績，2020年受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經濟成長率出現 2001 年以來首度的負成長，導致近年新加坡在經貿上對中國更加的依賴，未來可以預期依賴將持續加深。

經濟的需求，再加上川普對盟國的態度，也使以往偏向美國的新加坡，爲了生存發展，開始調整對中國的態度。裝甲車事件落幕後，李顯龍爲了修補與中國的關係， 2017 年 9 月率大批官員赴中國訪問。行前也特別安排在新加坡以流利的華文接受《新華網》的專訪，企圖透過華語的使用暗示新加坡在族羣與語言上與中國相近之處。此外，李顯龍在受訪時處處稱讚中國，例如在談到中國的電子支付時，表達新加坡應該向中國學習，新加坡很落伍，「我想激勵新加坡人，中國能夠這麼做，我們應該學習他們、借鑑他們的經驗，應該也可以做得到。」 隨後《新華社》也報導新加坡高度依賴以現金和支票支付，十分「老土」，在發展移動支付上落後中國很多，要向中國學習。轉變了中國長年向新加坡學習的一貫態度，呈現的是新加坡現在要向中國學習。

但是，中國卻不一定會領情。針對一連串態度修正，中國官媒《環球時報》以「新加坡對華態度註定會搖擺」爲題，指出「新加坡是東盟國家中最堅定的美國盟友，隨着中國崛起，它長期以來面臨如何在中美之間搞戰略平衡的難題。它的做法總體上是這樣的：能平衡就平衡，平衡不了就先顧美國那一頭。」一針見血的點出新加坡長年以來，心向美國，卻不時根據需求利用族羣操作與中國關係的投機態度。

利用族羣操作與中國關係隨處可見。時任中國國防部長常萬全於 2018 年 2月赴新加坡訪問，與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總理李顯龍等人會面，特別的是出身英校，慣用英文，僅在選舉期間爲了拉攏華裔選民而使用中文的黃永宏，在接待常萬全時，幾乎全程均以中文接待，還引用常萬全之言，指來新加坡不像出遠門，而像是在同一個鎮上拜訪好朋友。中文不甚流利的黃永宏，卻在自己的國家勉強使用中文來討好中國國防部長，新加坡官媒也大幅刊登兩人握手擁抱的親密畫面。

面對中美壓力，新加坡態度明顯轉向，總統、內閣部會首長頻繁訪問中國，各種場合的發言皆強調不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甚至希望美國接受中國崛起的事實，與 2016 年前後相較，態度明顯轉向中國。例如 2019 年 5 月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李顯龍表示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福音」，使世界都「受益」，「世界其他地區也必須適應中國的更大角色。各國必須接受中國將繼續發展壯大的事實，阻止它們發生既無可能也不明智」，美國既使難以接受，還是要做出調整，其他官員亦有類似的言論。

8 月，李顯龍在國慶大會的演說上，首度以中文談論美中關係，重點包括「大家都不想在中美之間選邊站，新加坡也不例外」、「中國的騰飛對中國本身乃至全世界，都帶來了巨大好處」、「美國也必須接受，阻擋中國的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此外，李顯龍也再度以華人身分拉近與中國的關係，表示「新中關係是獨特的。除了中國以外，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華人佔多數的國家。這種同文同種的優勢，有助於我們延續並加深民間與文化上的交流，幫助兩國建立友好的關係，瞭解彼此併成爲合作伙伴。」希望藉着修補與中

國的關係，挽救新加坡經濟的企圖明顯。

但新加坡是否真的改變了對中國的認同呢？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東協研究中心（ASEAN Studies Centre at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2020 年1 月發佈《東南亞態勢：2020》（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2020）的報告，可以爲新加坡在中美之間的傾向，做出最好的結論。東南亞 10 國在被問及「如果被迫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選邊站，將如何選擇？」僅 3 國選擇美國，華人爲主的新加坡是其中之一，傾美態度明顯，其餘 7 國均選擇中國。

上述情形顯示，新加坡近來頻頻以華人身分修補與中國的關係，背後仍是覬覦中國龐大的經濟利益，並非兩國在「華人」身分的連結上能夠達到政治上口徑一致。

四、 展望拜登時期美新關係的變化

改變新加坡態度的美國因素是川普，而從拜登競選到目前的談話可以預測，拜登領導下的美國，將一改川普政策，繼續尋求保持與強化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也將重塑美國在國際上的道德權威，重修與同盟間關係，並且重回歐巴馬時代的多邊主義，但也同時會繼續完善川普的印太戰略佈局。因此，新加坡的政策也有望調整。

歐巴馬時代的亞太政策使新加坡對中國較爲強硬，拜登內閣人事提名，特別是國安與外交領域，許多仍是歐巴馬主政時的老面孔，包括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白宮國安會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勞拉·羅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白宮國安會中國事務主任、浦傑夫（Jeff Prescott）、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前美國國務院亞太助卿康貝爾（Kurt Campbell）也將出任白宮國安會新設的「白宮國安會亞洲政策主管」一職，主責亞洲事務。康貝爾被視爲歐巴馬「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政策的重要推動者之一。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因此認爲，有鑑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關係，未來 4 年亞洲事務將是拜登政府團隊的重心之一，對外政策也被稱爲將是「歐巴馬 2.0」。

川普時代「美國優先」的理念導致美國與盟友之間矛盾放大，再加上處理方式缺乏外交手腕，甚至因此導致與歐盟等傳統盟友的關係緊張、停滯。各界預期拜登政府未來會更大程度地推進合作，並展開對話與妥協，在強化盟友關係方面會較前朝有進展。拜登曾強調，有規則的國際秩序是重要且必要的，認爲川普時代退出國際組織的作法，並不能維護美國利益，只有深度參與才能掌握規則制定權。

因此，各界認爲拜登政府將重拾多邊主義，併力保主導地位不讓中國有機可乘。拜登不讓中國有機可乘，就是新加坡的機會。他是典型美國傳統建制派，有跟中國打交道的經驗，主張跟中國接觸，因此未來美中關係雖然仍有對抗衝突，但預期會較川普時期緩和，在分歧領域上，也較有意願跟中國對話，更將透過國際組織、國際法及拉攏盟國、夥伴國等作法，並強調與盟國的軍事合作與往來。

但整體而言，國務卿布林肯已表示原則上同意川普對中國較強硬的態度。因此，在拜登領導下重回多邊主義並修復與盟國關係的美國，將會強化與新加坡的關係。而對新加坡來說，美國的迴歸，可能使新加坡稍微放緩近年積極拉攏中國的策略，即使新加坡經濟仍舊需要依靠中國支撐，但相較川普時期，美國與新加坡的關係應會更緊密，而新加坡拉攏中國的力道將會放緩。

五、 結論

當新加坡需要中國時，常用族羣關係拉近距離。當新加坡要區隔中國時，常強調新加坡優越的西方文化。半世紀以來的美國、中國和新加坡政治與經濟需求，一直在這兩種語言間擺盪。由於文化與教育四十年來已有深刻改變，新加坡實際上是親美，而過去四年由於美國政策改變，四平八穩的發言相較過去政治態度唯美是從，已是明顯地轉向親中，讓中方媒體也有藉新加坡指責美國的柴火。

配合這個轉向的，是新加坡過去四年強調族羣語言明顯增加，優越感也下降不少。但若未來拜登時期新加坡再有言行不一的行爲，中國雖不會與拜登政府惡言相向，但對新加坡的抵制恐怕更加強烈。《環球時報》2017 年對於新加坡的批判，就是中國未來四年對新加坡的政策參考。

(本專欄文章作者意見不代表論壇立場)

（作者劉曉鵬爲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亞太英語碩士學程主任、黃奕維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