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海研究》美國戰略鷹派的臺灣政策主張及其影響評析（汪曙申）

不少分析人士認爲中國比較擔心川普重新執政，主要的理由是川普可能對中國採用一些較不理性和更強硬的經濟政策。（圖／路透）

2017年以來，美國行政部門、國會、智庫界對華戰略鷹派的涉臺言論和行爲，是觀察美國「全政府」對華政策和涉臺政策變化的一個重要視角。較爲全面地認識美國戰略鷹派的臺灣觀念、政策主張以及思維方式，把握它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和考慮，有助於大陸從更加多元的角度分析評估美國對臺政策的面貌和發展走向。

深入研究近8年來美國政府的臺海政策，大背景是基於共和黨人川普及其後的民主黨拜登政府確立、實施並且強化了的對華激烈競爭戰略。這種激烈競爭策略的力道之大、範圍之廣、程度之深，爲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的最高點。今後一個時期也將持續演進和變化，對整個21世紀的中美關係將產生深遠影響。縱觀歷史，美國對華戰略的深度調整必然會折射到臺灣問題。 70年代，美國出於「聯中制蘇」的地緣政治需求，選擇實現中美建交，與臺灣當局「斷交」。 1990年代冷戰結束，美國在地緣戰略上對中國大陸的需要減少，在推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方面對中國的需求上升，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採取離岸制衡、雙面平衡政策，對臺政策大致保持穩定。比較大的變化發生在2017年川普執政以後，美國政府在臺海事務上傳統的平衡策略與穩定狀態受到挑戰，其中美國對華戰略鷹派發揮了不容忽視的推波助瀾作用。

研究美國戰略鷹派的臺灣觀念、政策主張，是基於美國兩黨與府會關於「遏中保臺」的政策具有相同性，但不免也存在着一些區別和差異。對美國戰略鷹派的涉臺思維、觀念主張進行研究，有助於大陸更全面深入地辨識美國「全政府」介入臺灣問題的策略以及未來趨向。 2024年11月6日，川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2025年1月將重返執政，這使得研究美國對華戰略鷹派的涉臺觀念和政策更具現實意義。

一、美國對華戰略鷹派及其特點

中美建交以來， 在美國對華政策圈， 一直有「擁抱熊貓派」（Panda-Huggers） 和「屠龍派」（Dragon-Slayers）的不同立場與聲音。 「擁抱熊貓派」被認爲主張緩和對華關係，推動中美兩國之間的務實接觸與合作。在冷戰中後期、20世紀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以及21世紀初美國陷入反恐戰爭的階段，他們在美國政策圈有較強的話語權和對華政策的影響力。蘇聯解體與冷戰結束後，全球地緣政治丕變，美國處於「一超」獨大的單極時刻。 「屠龍派」將中國大陸視爲潛在的戰略對手，主張對中國大陸加大施壓和遏制。與之相關的「中國崩潰論」 「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輿論場層出不窮。當然，在「擁抱熊貓派」和「屠龍派」之間也有持相對中間立場的觀點。有的學者將美國的對華立場和政策劃分爲接觸派、遏制派、接觸加遏制派，它們在思想流派上分別對應着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和進攻性現實主義、理性現實主義。有的學者將美國對華政策分爲三個主要派別，即制勝派、管理派和合作派。

歐巴馬執政時期，美國展開了一輪對華政策的激烈辯論，對中國進行戰略制衡與戰略競爭成爲主流派的共同意識，從此「擁抱熊貓派」和對華接觸派受到冷落。 2017年川普上臺後，這一趨勢更爲明顯，一些「屠龍派」和遏制派人士位居美國政府要職，基本上主導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對華政策。從那時起，「擁抱熊貓派」在美國的政策圈全面失勢，他們輿論場上少有發聲，話語權逐步旁落。 2021年1月拜登的上臺及民主黨建制派的登場，並沒有逆轉川普的對華遏制政策，反而延續並且進一步加強了美國「全政府」的對華戰略競爭路線。在這種大環境下，那些「屠龍派」和遏制派繼續渲染反華輿論、塑造抗中政策，干擾和破壞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

從川普時期以來，美國一些長期專注於戰略研究的學者指出，美國政學界傳統的「中國通」與「知華派」未能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及其帶來的嚴峻挑戰作出正確預測，甚至遷就了「中國咄咄逼人的行爲」，那些並非精於中國問題研究的戰略派學者對中國大陸的走向和政策行爲則給予了超前的預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國際策略的學者哈爾布蘭茲（HalBrands）認爲，美國的「中國通」或「知華派」基於過往的涉華經歷，往往不希望看到中美關係走下坡路，而鑽研大國博弈研究的戰略派學者爲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更願意承擔預測中國大陸走向的風險。哈爾·布蘭茲指出，對美而言，大國之爭不只是利益之爭，更重要的是思想之爭、價值之爭。這些經常被提及的策略學者還包括羅伯特·卡根（RobertKagan）、範亞倫（AaronFriedberg）、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 2024年10月，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代表米爾斯海默訪問中國大陸期間接受媒體採訪，再次強調「兩個非常強大的國家會互相恐懼，最終會相互競爭，這是無法避免的。」他還指出，臺灣問題處於非常危險的情況，因爲對中國大陸來說，臺灣地區是神聖的領土;與此同時，美國認爲臺灣地區是遏制中國大陸重要的戰略資產，放棄臺灣地區將對美國在東亞的戰略形勢產生負面影響。

回顧川普的第一個四年任期，他的首席策略師史蒂芬·班農、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歐布萊恩、副國家安全顧問馬修·波廷傑、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美國國防政策委員會主席白邦瑞等人，基本上佔據了美國對華決策的主導地位。這些戰略鷹派認爲，中國政府早已制定了一個取代美國霸權地位的「大戰略」，意圖將美國擠出東亞和西太平洋，進而削弱美國的全球權勢，因此美國長期採取的對華接觸戰略是錯誤的，應該予以拋棄。基於此種戰略判斷，他們協助川普制定了新版的《國家安全戰略》並於2017年底對外公佈，從全球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角度將中國政府重新界定爲「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對手」。 2018年，圍繞在川普身邊的戰略鷹派又制定了範疇宏大的印太戰略，對中國大陸採取全面競爭、遏制和打壓的組合政策。這些川普第一任期內的安全戰略幕僚或政策執行者，卸任後仍然活躍於美國智庫機構、大衆媒體和國際場合，極力推銷其遏制中國大陸的戰略觀和政策主張。馬修·波廷傑撰文聲稱，拜登政府看似在中國問題上態度強硬，然而與中國政府「管控競爭」是錯誤的選擇，美國必須要在與中國大陸的戰略競爭和冷戰中「制勝」 ，而非「管控」。這反映出戰略鷹派並不在乎建構對華戰略遏制的護欄，遏制政策的工具箱將會更加廣泛。

美國國會也有一批對華戰略鷹派，他們是認同、支持全面強化對華競爭與遏制的保守主義議員。諸如，前美國國會衆議長佩洛西、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德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克魯茲、阿肯色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科頓、田納西州共和黨籍參議員哈格蒂、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衆議員沃爾茲、聯邦衆議員史密斯等。威斯康辛州前聯邦衆議員加拉格爾，曾任衆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抱持着極力鮮明的「新冷戰」思維，鼓吹和推動對華遏制戰略。 《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分析認爲，如今的共和黨至少分裂成了三個不同的外交政策派別:霸權主義者、剋制主義者、優先主義者。霸權主義者除了蓬佩奧、歐布萊恩， 還有國會中的盧比奧、克魯茲、格雷厄姆、科頓、加拉格爾。剋制主義者更傾向於戰略內顧，認爲美國應該優先解決內部問題，不贊成過度的霸權擴張和承擔過多的國際責任。優先主義者主張美國集中戰略資源對付中國大陸，限制並逐步減少對歐洲及中東地區的資源投入與消耗。過去幾年，一些美國國會議員因爲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侵犯中方利益的言行，被中國政府採取反制措施予以制裁。

在美國智庫界，戰略鷹派關於遏制中國大陸的觀點論述則更爲保守化和極端化。身爲美國保守主義智庫代表的傳統基金會會長羅凱文，批評拜登政府相信能夠以政治對話和外交接觸解決中美關係的問題，放緩、停止甚至逆轉了一些必要的抗中措施。他極力鼓動美國國會中的保守派大步推進遏華議程，包括封殺TikTok，優先增強美國在印太區域的軍事力量，把臺灣地區武裝到牙齒。 2021年美國匿名官員透過大西洋理事會發表了《更長的電報:邁向新的美國對華戰略》一文，意圖類比1946年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給美國國務院的一份長電報，建議對中國政府劃出五條紅線，包括「中國對臺灣或其近海島嶼發動任何軍事攻擊」。該文也指出，「到本世紀中葉，美國及其主要盟國在所有主要的權力領域都繼續主導地區和全球力量平衡;阻止中國武力奪取臺灣，使其無法採取任何形式的軍事行動去實現其地區目標」。爲川普2024年競選總統提供政策建言，傳統基金會編撰了涵蓋保守派內政外交政策的報告「2025計劃」（Project 2025），該文件長達900頁，充滿了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和行爲特徵。與共和黨關係密切的哈德遜研究所所長約翰沃特斯，主張從更大的戰略視角遏制中國大陸以及防衛臺灣地區。被視爲川普預備政府的保守派智庫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FPI）聚集了一批戰略鷹派人士，準備以保守主義的價值觀重塑美國的內政與外交政策。 2024年5月，該研究所發佈由曾任川普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弗萊茨編輯的《美國優先:美國國家安全的方法》，全面詳述了「美國優先」的價值理念與實踐路徑。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的國家安全顧問、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葉望輝也十分活躍，倡議加速強化對中國大陸的軍事威懾、戰略「脫鉤」，阻擊中國大陸的國際影響力，協防颱灣地區等。另一位受到關注的戰略鷹派學者是前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柯比，創辦保守派智庫「馬拉松倡議」（MarathonInitiative），專注於地緣戰略、中美競爭與大國軍事安全博弈。

二、美國戰略鷹派的臺灣政策主張

冷戰結束後的一段時期，美國戰略界充滿着樂觀主義情緒。美國的外交政策領域流行的是自由國際主義和多邊制度主義的思想觀念，對華接觸合作與和平演變的政策維持了20餘年。 2017年川普執政後，美國國內的戰略鷹派隨之登臺掌權，他們多認爲中美之間的大國權勢之爭已經觸發了21世紀的「新冷戰」。

曾擔任川普政府國家安全顧問的麥克馬斯特）認爲，「雷根的路線──對超級大國對手施加猛烈的經濟和軍事壓力──構成了美國戰略學說的基礎。它加速了蘇聯政權的滅亡，推動持續數十年的冷戰以和平的方式結束」。曾經擔任川普政府助理國防部長的薛瑞福與保守派外交政策學者卜大年認爲， 「在冷戰中戰勝蘇聯是貫徹里根時期國家安全文件的主旨」，美國下一任總統「在主持對華政策時應該藉鏡雷根的做法」。 2024年，美國國家安全學者在《我們贏，他們輸:共和黨的外交政策與新冷戰》一書中提出，美國已經處於一場與中國大陸的「新冷戰」，美國需要採取更加堅定的「我們贏，他們輸」的清晰策略。

在目前的美國戰略學術界，認爲中美兩國關係開始進入「新冷戰」頗有一定市場。然而，若將21世紀的中美戰略競爭關係與20世紀的美蘇冷戰進行比較，二者之間仍然有着明顯的區別。它表現在:

首先，中國政府拒絕封閉主義，採取全方位對外開放，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秩序。中美兩國的經濟貿易形成了大致互補和嵌入式的關係，西方世界很難從與中國大陸的經貿依賴關係中完全脫鉤。美國牽引盟國把經濟問題安全化，在科技領域製造「小院高牆」，對中國大陸推行「去風險化」政策。但重新建構一套相互平行和分割式的中西方經濟關係，它的戰略成本是無比巨大的，美國與日本、歐盟尚且難以一致協調行動和成本代價共擔。

其次，冷戰結束後，美國雖然維持了一段時間的單極霸權，但反恐戰爭、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國內經濟財政問題大幅消耗了美國的國力，美國對中國大陸打「新冷戰」需要依賴作爲「力量倍增器」的盟友夥伴。然而，美國進行「新冷戰」的戰略和政治動員尚難吸引盟伴體系的廣泛共鳴。亞洲地區的國家更加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全球南方」國家力求保持戰略自主，對於美國戰略鷹派構建所謂「亞洲版北約」的主張少有應和。 2024年9月27日當選爲日本自民黨總裁的石破茂屬於保守派，他在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官方網站發表文章闡述日本的外交政策，聲稱「今日的烏克蘭就是明日的亞洲」 ，提出要「建立亞洲版北約」，以集體安全機制嚇阻中國大陸的行爲。 然而，石破茂關於建立「亞洲版北約」的主張並沒有得到美國民主黨政府以及印度等亞太國家的迴應。

三是，美國國內曾經在對蘇聯的冷戰政策上有共識與一致性，但是對於全面發動對華「新冷戰」有不同的立場和態度。中國政府旗幟鮮明地反對中美「新冷戰」，表示希望「中美關係穩下來、好起來」。拜登執政以來也表示，「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認爲，21世紀上半葉的決定性特徵是中美大國競爭，當前兩國處於「合作性競爭」關係。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認爲中美兩個大國似乎正在進入一場愈演愈烈的戰略競爭，這種競爭帶有冷戰的一些特徵，但是還未進入冷戰。

如果當今的時空背景、全球權力格局、國家間經濟關係以及主要國家的政策取向等方面，與冷戰時期的美蘇爭霸存在區別，那麼美國戰略鷹派複製冷戰時期對蘇聯的遏制戰略，進而修訂更新和運用於對付中國大陸，其邏輯前提和現實條件無疑是存在問題的。中美兩國如何實現競爭性共存的問題獲得戰略學術界許多人士的關注。 2024年，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21世紀30年代的中美關係:邁向共存的現實假設》的報告中提出，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冷戰」的風險和巨大成本使美國意識到，美蘇緩和關係實有必要;這一歷史經驗爲中美關係提出了一個願景，即兩國可以在經濟、軍事、全球治理等領域找到共存的路徑。

近年來，受美國霸權焦慮感上升和全球戰略調整的衝擊，中美摩擦增多、矛盾擴大，兩國關係呈現螺旋式下滑的負面狀態，已經降至1979年建交以來的最低谷。美國「全政府」對中國大陸的戰略認知發生重大轉變，戰略鷹派們更將中國大陸視爲挑戰美國領導下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主要「敵手」（Adversary），這種定位比「對手」 （Rival）的界定更具進攻性。因而，美國戰略鷹派也更重視臺灣地區的地緣戰略位置和它在全球安全戰略當中的角色。其中的不少人士將臺灣地區視同爲美國的一種「戰略資產」，認爲保持臺灣地區與中國大陸的「永久性分離」、阻止中國政府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他們拒絕支持中國政府的和平統一政策，也不願意表示「不支持臺獨」。相反，他們將中國大陸實力增長背景下的遏制「臺獨」、促進統一的正義行爲，看成是對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霸權地位的挑戰。對於一些戰略鷹派而言，中國政府的國家統一與美國的全球霸權存在着難以調和的矛盾。

對於如何理解臺灣地區的「戰略資產」價值，戰略鷹派們幾乎都聚焦於討論如果未來「臺灣淪陷」、中國政府實現統一，勢將會對美國霸權下的國際秩序帶來異常嚴重的衝擊。其可能的結果包括:亞太地區民主秩序的倒退，美國全球軍事准入的受限、美國戰略信譽和領導力的喪失，美國經濟與科技優勢的削弱，隨之而來的核武器擴散將造成更大規模的世界混亂。美國前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和傳統基金會創辦人佛訥（EdwinFeulner）投書《華盛頓郵報》稱，美國領導人認識到，臺灣地區是阻止共產主義勢力在印太地區擴張的一道重要屏障。這些戰略鷹派的想法與美國國內的戰略剋制派恰恰相左。一些剋制派人士認爲，現代科技和武器的迅猛發展已經改變傳統的地緣安全概念，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和軍事力量的快速增長，擁有突破第一島鏈封鎖的強大海空力量，臺灣地區對於美國島鏈遏華戰略的價值正在弱化，美國不應該將臺灣地區作爲「戰略資產」，不值得因爲臺灣地區而承受與中國大陸打一場戰爭的巨大風險。

與競爭性共存的思維具有一定共通點的是，拜登政府主張對中美關係進行策略管理，也即主張對中國大陸激烈競爭和遏制，但也防止中美滑入衝突和戰爭。這包括在臺灣問題上採取與川普第一任期共同但有一定差異的遊戲策略，拜登政府對中國大陸實施了「威懾+保證」政策，也就是威懾爲主，保證爲輔，以維持臺海局勢的相對平衡與穩定，尋求美國對臺灣地區的實質控制力。面對美國戰略鷹派的壓力，同時考慮到美國原有威懾工具箱的效力在下降，拜登政府在支持臺灣地區的防衛能力方面着墨很多。拜登政府運用新的安全援助政策工具增強臺灣地區的防禦，包括「外國軍事融資」（FMF）、「總統特別提取權」（PDA）、「國際軍事教育與訓練」計劃（IMET）。拜登政府任內對臺軍售額超過80億美元，若加上無償援助和轉移的軍事裝備，總計金額將進一步升高。在美國總統選舉前的2024年10月26日，拜登政府批准金額19.88億美元的對臺軍售案，包括「國家先進地對空飛彈系統」和雷達系統。拜登任內總共17次對臺軍售，高於川普任內的11批。拜登政府售臺最多的是用於以小博大的「不對稱作戰」裝備，以符合臺灣當局實施不對稱軍事戰略的迫切需要。在美國全力支持下，蔡英文任內推動軍事改革和機艦自造計劃，臺灣地區的防務預算從3577億新臺幣增至6068億新臺幣，增長1.7倍，其佔臺灣地區GDP的比重也增長到2.5%左右。臺灣當局編列2025年度防務預算爲6，470億元新臺幣，比2024年增加400億元新臺幣。這都顯示，與8年前相比，美國「武裝臺灣」和臺灣地區「自行武裝」的力度得到了空前的強化。

然而，美國戰略鷹派們認爲，中國大陸是美國最大的國家安全挑戰，上述措施並不足以彌補臺灣地區的軍事力量差距、防禦弱點和增大對中國大陸的有效嚇阻。美國戰略鷹派的涉臺政策主張，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其對中國大陸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快速增長所持有的越來越大的焦慮感。以海軍實力而言，曾擔任臺灣當局「國安會秘書長」的蘇起認爲，美國軍艦的老化問題極爲嚴重，因爲整個造船業的式微，軍事換新速度不得不延宕;20世紀80年代美國尚有600艘軍艦服役，現在只有295艘，2026年前還準備汰除48艘;根據2023年美國公佈的中共軍力報告，解放軍已有370艘軍艦，多出美國一大截。基於權力現實主義的霸權邏輯，美國這種戰略層次的焦慮感很容易投射到本就處於脆弱平衡狀態的臺海局勢。

美國戰略鷹一方面要求美國政府進一步擴大國防預算，並撥付給臺灣當局更大的份額。波廷傑、加拉格爾在《外交事務》雜誌發文闡述美國對華競爭目標是「贏得勝利」，而不應試圖控制或調節與中國大陸的競爭。他們主張將美國年度國防預算佔GDP的比例從當前3%左右增長至4-5%，在臺灣問題上則倡議美國每年投入200億美元設立「威懾基金」，5年共投入1000億美元，加快擴產關鍵軍備如反艦、防空飛彈等。他們也主張與美國的盟伴重新振興國防工業體系，在印太地區大幅提升關鍵武裝彈藥的生產和庫存。另一方面，美國戰略鷹派敦促臺灣當局儘快將年度國防預算提高至GDP 的4%-5%。那將意味着臺灣當局必須大幅壓縮社會福利和經濟成長方面的預算，從而爲擴張軍費支出騰挪空間。

美國戰略鷹派堅信中美處於零和博弈的狀態，中國大陸旨在削弱甚至解構美國的印太地區聯盟，重新建構中國政府主導的亞洲安全架構。他們認爲，維護美國的戰略主導地位，需要加快在印太地區拓展軍事准入，增強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前沿威懾與遏制能力。一方面突出前沿性。美國考慮在中國政府「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所及的地域範圍之內，包括沿着第一島煉或位於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之間的關鍵節點，加強和優化軍事力量的佈局運用。日本、菲律賓、韓國以及南太平洋島國成爲美國的重點合作對象。另一方面突顯集體威懾與成本強加。由於涉及中美競爭關係之下的廣泛且敏感的軍事安全合作問題，美國需要與目標國家協調戰略、協同政策、簽署安全協議，將目標國家的安全政策與美國的對華戰略需求進行校準和整合。正如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AFPI）指出的，從美國的實力地位出發遏制中國大陸的「惡意影響」 （maligninfluence），川普的「美國優先」理念支持盟友在與美國合作的同時承擔更大的責任與能力，而不是孤立主義和反聯盟政策。

三、戰略鷹派對美國政策的影響

近年來，隨着美國加速戰略調整、俄烏衝突和巴以衝突的爆發，全球地緣政治經濟的碎片化趨勢日益發展。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採取「投資、結盟與競爭」的組合架構，既對華激烈競爭，又防控衝突。在對華定位和挑戰問題上，共和黨戰略鷹派更加傾向於將中國大陸看成「事關生死存亡的威脅」，戰略思維上的表現是將中美之間視爲敵對性質的關係。民主黨建制派將臺灣地區作爲「政治與安全夥伴」，支持「戰略模糊」政策。例如，拜登總統曾經數次在面對媒體提問時，口頭上表示將會「防衛臺灣」，事後他的國安團隊均發佈訊息稱美國的對臺政策沒有改變。相比較而言，美國戰略鷹派更傾向於減少模糊、增加清晰，在臺灣地區的防衛問題上更加大膽、更傾向於冒險。

值得外界觀察的是，與美國戰略鷹派將臺灣地區看成一種「戰略資產」有所不同的是，川普更傾向於從「交易資產」的角度看待臺灣地區，對於他們二者之間的異同需要加以辨識。川普曾經表示，臺灣島距離美國9500英里，離中國大陸僅68英里，美國要協防颱灣地區將非常困難。他競選期間接受美國知名播客節目《喬·羅根體驗》採訪時稱，「臺積電搶走了我們大概100%的芯片生意」「臺灣如果要我們的保護，他們就要付保護費」。這一方面是因爲川普具有新孤立主義的特質，一直以強勢的姿態要求美國的盟伴最大化投資自身安全，減少美國對國際主義的責任，對於美國對外使用軍事武力持相對謹慎的態度。另一方面是因爲川普注重經濟貿易利益、算計絕對收益，而且擅長創造議題、籌碼，向競爭對手極限施壓、交易利益。因此，有美國學者認爲，民進黨當局擔心重新執政後的川普會把臺灣地區作爲與中國大陸談判交易的棋子，於是以更大的力度遊說美國國會和行政部門親臺人士，影響川普繼續支持臺灣地區。

與川普的孤立論和交易論不同的是，美國戰略鷹派認爲「地理上的距離與維護美國利益的責任無關」，諾曼底海灘距離美國3700英里，美國距離硫磺島7600英里，從華盛頓特區到阿富汗大約7000英里，美國仍是世界上唯一貨真價實的超級大國，完全有能力將力量投射到地球每個角落。從這些言論可以看出，戰略鷹派堅持美國例外主義，不贊成新孤立主義思潮削弱美國對臺灣地區的戰略定位以及影響防衛臺灣地區的政策。他們希望利用臺灣地區鞏固美國在歐亞大陸東翼、西太平洋地區的聯盟體系，形成一個更加緊密、責任共擔而且硬實力更強的遏華圈層。在對華無限制激烈競鬥的思維下，川普第一任期創設的印太戰略得以持續拓展，很容易促使戰略鷹派背棄中美圍繞臺灣問題達成的歷史協議和政治共識，從而對中美關係帶來複雜、不穩定的變數。

2024年8月29日，習近平主席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時指出，中美兩個大國打交道，第一位的是建立正確的戰略認知，首先要回答好中美到底是對手還是夥伴這個管總的問題。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與沙利文的戰略溝通對話中指出，臺灣問題、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是中方在中美關係中劃出的四條紅線，臺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2024年11月16日，習近平主席在利馬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會晤，鄭重指出「'修昔底德陷阱'不是歷史的宿命， '新冷戰'打不得也打不贏，對華遏制不明智、不可取，更不會得逞」; 「不能挑戰紅線、底線，一箇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雙邊關係的政治基礎，必須恪守。臺灣問題、民主人權、道路制度、發展權利是中方的4條紅線，不容挑戰。這些是中美關係最重要的防護欄和安全網」。習近平主席強調， 「臺獨」分裂行徑同臺海和平穩定水火不容。美方想要維護臺海和平，關鍵是要認清賴清德和民進黨當局的「臺獨」本性，慎之又慎處理臺灣問題，明確反對 「臺獨」，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界定臺海現狀的一個核心要素是「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致力於維護臺海和平穩定和推進國家統一進程。然而，美國在推動對華戰略遏制的進程中，關於臺灣地區的政治定位問題出現「政策漂移」的現象。它包括:其一，美國聲稱對「臺灣的主權歸屬」 「不持立場」，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法理和事實採取選擇性政策。美國智庫昆西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史文表示，美國的「一中政策」有着特定的屬性，它並不公開反對中方關於「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但也沒有正式認可這個立場。近些年，美國的政學界時而重炒「臺灣地位未定論」，有些人甚至妄圖質疑和挑戰中國政府對臺灣地區的主權權利。其二，美國越來越從「非北約盟友」的定位處理與臺灣當局的關係，尤其是提升「準同盟」性質的軍事安全關係。美國對臺出售武器的龐大數量與進攻性特點，美軍與臺灣地區的軍隊聯合演訓的規模擴大與協同整合，美國軍事人員以不公開方式進入臺灣島內駐訓協訓等，使得美國「武裝臺灣」的範圍和程度均在快速變化，嚴重違背美國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的承諾。其三，美國對臺灣當局的國際參與問題採取更加激進的戰略做法，極力維持其單方面定義的「臺灣與中國大陸事實分離」的現狀，企圖製造臺灣問題「國際化」的「法理依據」。其近期的表現是美國行政部門、國會及智庫機構聯合挑戰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 2024年以來，「美國在臺協會」主席羅森伯格、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藍墨客聲稱，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未決定臺灣的地位」「未認可、不等於、不反映對一箇中國原則的共識，與各國在同臺灣關係方面的主權選擇無關」 「在臺最終政治地位問題上不構成聯合國體系的立場」「不能排除臺灣與其他國家建交」「不能排除臺灣有意義參與聯合國體系」。這些說辭完全歪曲事實，篡改歷史，踐踏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歷經川普和拜登兩屆政府的8年執政，美國的「一箇中國」政策的內涵已發生變化，虛化、掏空「一箇中國」含義的演變趨勢暫難扭轉。美國戰略鷹派在臺灣問題上的認知邏輯、言論主張和行爲模式，將會使美國的「一箇中國」政策的可信度受到更多的懷疑。與拜登政府尋求中美之間「有管控的戰略競爭」不同的是，美國戰略鷹派直接將中國大陸視爲戰略上的敵手，顯而易見缺少管控中美競爭和對抗風險的意願，臺灣問題對其而言，更加具有助推對華遏制戰略和「新冷戰」的誘惑。 2024年11月美國大選結果顯示，川普贏得多數選舉人票，全國普選票也高於民主黨參選人賀錦麗，「川普式」的執政風格和「讓美國再偉大」的意識形態受到美國民意檢驗和支持，加上共和黨控制參議院和衆議院的多數席位，奠定了川普「強勢執政」的基礎。川普重新執政後，一些與臺灣當局有着深厚政治、經濟勾連的戰略鷹派將回歸權力核心，盧比奧、沃爾茨被川普分別提名爲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的候選人，二者及其幕僚未來在臺灣議題展現實力、挑戰現狀、觸碰紅線、對華施壓的企圖心和政策行動無疑將會增加。這些將在美國戰略鷹派處理涉臺政治、軍事、安全、經濟和國際參與等議題上逐一表現出來。

在拜登執政4年期間，中美關係的發展以競爭爲主軸，歷經跌宕起伏，整體保持穩定。目前，中美之間雖有戰略溝通和防務部門對話管道，但尚未建立能夠有效運作的危機預防和管控機制。對於發展穩定與可預期的中美關係，如何構建防範和應處危機的護欄並使它真正有效，仍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前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杜如鬆認爲，川普第一個任期內有兩種對華政策傾向:一種是他的國安團隊推動的「遏制政策」，另一種是他自身的「交易政策」。 回顧川普第一任期間的涉華政策演變過程，其本人與外交國安團隊的思維方式和行爲特徵確實存在差異並且不時表現出來。川普2.0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將更自大、更強勢。美國國內特別是保守主義思潮對經濟全球化與美國經濟社會關係的深度反思，將投射到川普的內政外交政策當中。同時美國國內治理秩序調整的外部效應仍在擴大，這都決定了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以及關稅、經貿、科技摩擦將更爲顯性化。而且，川普交易型的政治風格和高要價策略、懲罰式的行爲模式，使中美管理結構性矛盾的不確定性顯著增加，過去4年中美恢復和新建的20多個溝通機制能否延續也是一個問題，中美關係穩下來、好起來的阻滯性因素將更加複雜。

這也將表現在情勢日益複雜的臺灣問題上。在美國戰略鷹派的影響之下，川普在臺灣問題上主動向中國政府進行「再保證」 （如表示「不支持臺獨」等）的可能性相對較小。更可能的是，川普執政後將會施壓臺灣當局大幅增加軍費、擴大購買美國武器，要求臺灣地區半導體產業擴大對美國的投資與轉移，壓制海峽兩岸科技產業合作，美國國會涉臺法案提出、審議、通過的動能也會隨之增加。這意味着中美未來管控臺海局勢將會面對更多的障礙與壓力。

結論

基於國家間綜合實力差距的縮小、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差異的顯性化、逆全球化和保守主義的盛行、經濟科技局部脫鉤的持續，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競爭爲主、管控分歧爲輔的複雜階段。在21世紀地緣政治和大國戰略博弈的歷史進程中，中美兩國認識到保持抑或追求戰略優勢的關鍵在於辦好各自國內的事情。對美國而言，維持霸權需要維持甚至擴大高科技、金融、軍事和軟實力優勢。對中國政府而言，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是新時代新徵程最大的政治。 8年來中美在臺灣問題上的博弈，既延續了雙方建交後構建的傳統框架，又增添了戰略競爭時期的新元素，呈現出新的特點。川普重新當選美國總統，以及美國戰略鷹派迴歸權力中樞，推動更爲激進的保守主義議程，挑戰和破壞臺海現狀，將爲中美關係增添更多的不確定性。中國大陸始終保持戰略定力，有力統籌反分裂和反干涉工作，堅決維護一箇中國原則，遏制「臺獨」分裂活動，推動國家統一進程。

（作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本文收錄於倪永傑主編《臺海研究》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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