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永續風險調查 KPMG曝5警訊

KPMG安侯建業主席陳俊光表示,2021年KPMG首次發佈全球跨部門的ESG策略藍圖與影響力報告《Our Impact Plan》,展現KPMG在地球(Planet)、人們(People)、繁榮(Prosperity)和治理(Governance)四大領域做出的行動與成果。同時,也承諾未來3年將投入至少15億美元(450億新臺幣)於ESG及永續—包含經濟與社會發展、可持續金融、氣候變遷與脫碳、影響力評估、確信與報告等5大領域,以支持客戶做出積極正面的永續變革。

陳俊光表示,KPMG安侯建業成立已七十週年,當面對環境、社會情勢與產業需求的快速變化,期許肩負起國際專業組織做爲世界公民的全球承諾與在地行動,持續協助跨領域利害關係人制定及履行其專屬的Impact plan。

KPMG安侯建業執行長吳麟說,這幾年經歷了疫情、封城鎖國,大家更應該積極地想像的不是風險會不會發生,而是「風險什麼時候會發生」,KPMG安侯建業發起這份調查,目的就是引導我國的利害關係人進行集體性的思索、練習回答:「面對下一個將至的風險,我們準備好了嗎?」進而掌握當前可能的破口及因應之道。

《臺灣永續風險大調查》報告橫跨企業、工商團體、使命型組織(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合作事業)、學術研究等跨界利害關係人之負責人、各級主管與職員進行鍼對24項橫跨環境、社會與經濟層面的永續風險指標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臺灣在應對永續風險最需注意的五大警訊。

一、社會資源投入最不足、產業亦最無力應對的7大風險,將於10年內影響50%以上的臺灣人口

調查針對使命型組織呼籲對於「社會資源投入不足」、產業認爲一旦發生無法有效應的風險進行掃描,篩選出7大我國最無力應對的風險-均爲75%以上的使命型組織呼籲社會資源投入不足;且一旦發生,將有85%以上的受訪企業自認尚無法有效應對的風險,包括「經濟不平等及貧富差距大」、「缺乏居住正義」、「少子化」、「陸域生態破壞」、「海洋生態破壞」、「自然資源枯竭」及「通貨膨脹」。

而臺灣人如何定位上述七大風險的輕重緩急?多數填答者認爲,上述風險將在10年內發生且影響超過50%的臺灣人口!KPMG安侯永續發展顧問董事總經理暨亞太區ESG負責人黃正忠呼籲,永續風險都不是各自獨立的議題,而是具有盤根錯節系統性的成因。因此,解決方法更不能僅憑企業或使命型組織單打獨鬥,各界應該要更重視這七個受調者指出無力應對的風險,進而思考羣策羣力的合作方案。

二、面對永續風險所帶來的營運衝擊,仍有近35%的企業自認尚未開始應對風險

面對本業前三大永續風險,縱使約66%的企業已擬定ESG或永續發展藍圖、籌設永續小組、辦理教育訓練或與外部單位合作,卻只有1.1%的企業自認已有效解決、9.3%的企業自認已建立成熟的應對方式、54.6%自認已初步應對;更有34.9%的企業自認尚未開始應對風險。

KPMG安侯建業永續長於紀隆提醒,要能從容的因應永續風險,不只有投入圍繞在本業重大性議題的ESG管理,更重要的是考量到「不同內外部條件變動之情境組合」,以及「不同情境組合所帶來的影響」。同時須從兩個維度出發,一是由外而內的風險商機,二是由內而外的風險管理;前者涵蓋組織對於社會及環境變遷、經濟與產業未來發展的討論,後者則涉及組織價值鏈上重大性議題、相關資源與能力的變動。

三、企業期待應對風險卻不得其門而入,關鍵是缺乏目標訂定與成效衡量工具、經驗與人力

企業在因應風險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戰,「難以評估方案所帶來的影響力」、「未設定各階段目標」及「未有人力與經驗來設計行動方案」名列前三。黃正忠說,根據KPMG的觀察,未能評估影響力並設定階段性目標常常導致企業難以選定有效方案、較難於內外部持續爭取資源投入;而充足的人力與經驗則是企業化被動爲主動、超前佈署的關鍵。

四、近5成使命型組織需要與資源方達成「影響力共識」,才能攜手化風險爲創新機會

使命型組織(包含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與合作社)作爲解方供應者,在應對環境、社會與經濟風險時經常打頭陣,卻有近5成的組織於調查中坦承「未能使客戶或資源方清楚理解影響力」是其所面臨的主要考驗。此外,人才短缺及資金籌措困難,亦使其應對風險的力道有所折扣。報告中指出,若使命型組織能夠與資源方達成「影響力共識」,包括目標設定及追蹤管理機制設計,將更有機會攜手自社會與環境風險中挖掘嶄新商機。KPMG安侯建業社會企業服務團隊經理侯家楷表示,當企業因應ESG議題而開始對環境、社會議題有了更深度的參與時,過往慈善捐贈爲導向的合作型式也必須進行轉型,使命型組織不只面對財務透明的壓力,同時也必須準備迴應利害關係人對於非財務績效資訊?要求。

五、僅2成受訪者認爲個人應主責採取行動,其餘仍冀望政府、企業、媒體有作爲

面對以上種種嚴峻考驗,調查顯示僅有21%的填答者認爲自己應該負擔應對風險的主要責任。其中,31至50歲的填答者中有84%希望政府負責、56%希望企業負責應對風險;而51歲以上之填答者僅分別有43%及41%冀望政府及企業負責。黃正忠說,當多數人認爲責任在於政府與企業,身爲臺灣的一份子,我們該怎麼做呢?每一個人都是公民、消費者及閱聽者,倘個人無法或不願意投入關注及採取行動,又要如何期待政府、企業及媒體有所作爲?

這項調查也交叉比由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行業下的永續風險前五名重複累計次數,除了政經面向上的「通貨膨脹(15次)」、「國際或區域政治關係惡化(14次)」,各產業也不約而同指出「少子化」(14次)與「勞動條件惡化(11次)」兩項社會層面的風險可能直接威脅人才招聘、進而衝擊企業永續經營—可見社會變遷與企業經營密切相關。

此外,近年受到高度關注的「傳染性疾病肆虐」與「極端氣候災害頻傳」也出累積出現了9次及6次;不論是疫情下突如其來的封城鎖國,或忽冷忽熱、淹水與乾旱交雜的天氣,都在在提醒着企業應防患於未然。黃正忠表示,這樣的結果凸顯,跨產業已經明確的認知到永續風險對企業經營帶來的挑戰,惟獨該怎麼樣縝密、系統性的提出解決之道,就本次調查的五大警訊中清晰可見,距離企業界從容應對仍有一段距離。

在《2022商業轉型與社會創新論壇》中,針對企業迴應永續風險及ESG議題,於紀隆表示,企業應落實積極治理,透過明確可行的策略方針及董事會的引領、監管與驅策,才能兼顧利害關係人利益平衡、共創長期價值,並且分別以「由外而內」挖掘風險商機、「由內而外」落實風險管理等二超前佈署策略,進而設計不同情境組合以利擘劃行動方案。

針對如何挖掘由外而內的風險商機時,KPMG安侯建業顧問部營運長謝昀澤表示,企業可以從三個創新方向進行探索:環境保護到循環共生、慈善公益到社會創新、世界工廠到地方韌性。而討論到誰是企業在此三個創新方向下的關鍵夥伴,謝昀澤補充,使命型組織是長期永續風險前線努力的團體,針對企業的創新合作需求,國際上已經有非常多的企業與使命型組織展開不同層次的合作,更不乏許多創業投資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