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國際排名，事出有因
作者 |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呂德文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等決定不再參與國際排名，引起了坊間熱議。
過去一些年來，國際排名儼然成爲國內高校發展的指揮棒，進而滲透到高校日常管理和學術活動中。
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高校已經進入了一個由各大國際排名機構所設置的競技場，它們在統一的指標體系下，以獲得高分和高排名爲目標，展開單項和綜合競技。
排名和競技本身並沒有問題，它爲高校和學科發展創造了一個激勵機制。而國際排名確實提供了各高校同臺競技的場合，讓國內大學和國際一流高校同臺競爭，這也有利於國際學術交流和學術影響的擴展——畢竟中國是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大學教育也需要面向全球。
國內高校在各種指揮棒下展開錦標賽，這已經是一個客觀事實；但如何評估各種國內、國際排名的具體內容及其背後的邏輯，卻需認真甄別。
指標管理都有一個問題，即客觀指標和實質內容之間的分叉。量化的數字和指標主要是爲了反映大學教育的本質，但一旦指標自己成了體系，就有自我循環再生產的能力。
大學無外乎學術傳承與創新、人才培養、社會服務等幾項功能，無論是國際排名還是國內排名，其指標也是要反映這幾項工作的成效。
有些功能是可以通過客觀指標來體現，比如學術創新，一些重大的理論發現和技術發明，是可以衡量的；還有人才培養，從畢業生的就業和取向，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識別；甚至於社會服務，也是可以通過大學參與人類進步和國家發展的實踐來評價。
紀錄片《大學》劇照
客觀上，人們的主觀認知也是根據這些客觀指標轉化而來的。麻煩就在於，這些“客觀指標”要轉化爲可評價的數字，卻是一個主觀認定的過程。比如，不同指標賦權不一樣，得出的效果就很不一樣。
尤爲重要的是，其實很多大學評價就不是依靠客觀指標，因爲那些客觀指標極其有限，沒辦法全面評估一個大學的綜合實力，故而要增加一些主觀指標。
比如，學術創新如何，不單單是看那些已經產生效果的理論和技術成果，還得依靠同行來評價這些成果到底有多大；學生培養質量如何，總不能依靠少數幾個傑出校友來證明學校的學生培養質量好，主要還得依靠僱主聲譽調查；至於說社會服務，那就更是說不清道不明的事，也得通過一些主觀設定的指標來衡量。
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雕像（紀錄片《大學》劇照）
實踐當中，一些主要依靠客觀指標來評價大學綜合水平的排名，就受到不少詬病。
舉例而言，辦學資源（比如學校的財務情況、實驗設備與平臺、師資力量等）多的學校，理論上其學術水平和教育水平就高。但這並不絕對，要是有錢就能把學校辦好，那還要學術底蘊、學術傳承等幹嘛？
一些辦學資源匱乏的大學，反而能夠把學校辦得有聲有色；但一些靠錢砸出來的新興大學，表面上排名很高，將很多人主觀上認爲的傑出大學甩得遠遠的，這到底“科不科學”，本來就是科學孜孜不倦需要解決的問題。
大學功能如此繁雜，很多東西就不能量化。比方說，北大在中國近代史上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其對國家和社會的思想影響，至今還是沒有任何一所學校可以匹敵，這種歷史聲譽和社會服務水平，不是完成了多少項目、依靠聲譽調查可以量化得出來的。
北京大學（圖源：圖蟲·創意）
同理，人大的學校和學科的定位就是和新中國的發展緊密相聯，這一定位所導致的學校綜合面貌，其實很難靠所謂的指標去衡量。
在這個意義上說，“指標”和量化思維在大學和學術評價上，本來就存在突出的矛盾。這一點，幾乎所有大學管理者和學術從業者，都清楚無比。一個正常的學校和學者，肯定不會把各類排名視作大學履責的指揮棒，頂多就是個參考。
但從“教育管理”的角度上說，各種排名和指標實在是省事之極。有了排名，就可以分出個三六九等，可以解決非常多的事——比如，資源怎麼分配，工作怎麼評價，晉升怎麼公平，管理者可以非常舒服。
這幾年，“雙一流”大學建設，其最重要的槓桿還是要依靠各種指標。教育部要對各個高校的工作情況進行評價，也得依靠專業評估、學科評估、教學評估等等。評估指標怎麼設定，實在是一件極其傷腦筋的事。
總體上來說，現在的指標傾向於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相混合，儘量接近客觀公正。學校和院系的管理者，如果想省事，最直接的辦法就是按照教育部的評估指標開展工作，缺什麼補什麼。
課題項目、論文、國際交流、人才符號、教學成果獎，只要去努力，總是可以有所收穫的。
要調動老師的積極性，就明碼標價，課題、文章、獎勵等都可以明碼標價。沒辦法明碼標價的，也可以設定激勵措施。比如，爲了加強國際交流，明確出國訪問作爲職稱評審的前置條件；招聘人才時，把有留學背景的國際化人才置於重要地位——有些單位還形成了潛規則，“土鱉”不要，只要海外精英。
清華大學教職工代表大會（紀錄片《大學》劇照）
當前，指標管理方法已經主導了學術機制，幾乎每一個學術工作，都是圍繞指標開展的。申請課題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爲了有開展研究的條件，而是爲了能夠獲得經費金額、項目數、項目等級等量化指標。
於是乎，每次到了課題申報和評審環節，找（潛在）評委打招呼是少不了的——甚至學校科研管理部門和院系領導比老師還着急。
發表論文也不是學術工作自然而然的結果，論文的數量、等級和引用率，都是指標，能發出來就是王道。因此，爲了發表一篇論文，不管論文有沒有想法，有沒有創新，但得使勁雕琢，甚至於找找期刊編輯的關係，也是必要的。
清華大學學風討論沙龍（紀錄片《大學》劇照）
評價一個老師是否有價值，也通過論文、課題、人才符號等指標量化。很多高校人事部門在招聘人才的時候，都是按照這些指標量化，按照分數給待遇，完全可以按照分數段分成ABCD多個檔次。
至於說那些沒有辦法轉化爲指標和數量的工作，比如對學生的責任心，研究成果對社會進步產生的實質性影響，其意義已經變得微乎其微。
指標管理的弊端如此之多，但仍然成爲大學評價的路徑依賴，其原因不在於指標是否科學，而在於管理者的行政惰性。大學不是工廠流水線，不能用泰勒制方法進行高校管理。
大學的學術和教育功能都是高度依賴於老師和學生主體性和創造性，只有師生密切溝通，投入激情和感情，纔能有創新，才能真正培養好的人才。
因此，以學生爲本、以老師爲本，本質上是人的工作。一旦用指標化管理方法，將老師的工作進行量化考覈，將學生的學校工作也計算成績點，其實是將“人”物化，將本質上是創新性的工作，降低爲重複性的簡單勞動，這種管理體制不利於大學教育發展。
爲學與做人，應當並重（紀錄片《大學》劇照）
但對於管理者而言，將人抽象成數字，那是最爲省事，有效率的管理方法——數字考覈不用情感，也不用分辨其合理性，不用做人的工作。
哪怕老師和學生有意見，管理者也完全可以將之解釋成是指標體系造成的，“標準就是這樣，我有什麼辦法”？
於是，以指標爲中心的大學評價體系，就蛻化成了“無人統治的系統”。在這個系統裡，人人都覺得不合理，卻找不到人去負責。
因此，國際排名在國內廣爲運用，這怪不了別人，只能怪我們自己。國際排名機構都是商業機構，排名就是一項生意，別人推廣這一指標，本來就不是爲了更好地促進大學發展和知識進步，就是爲了獲得更多的商業利益。
圖源：圖蟲·創意
但從國內那些最好的大學開始，一直到普通高校，都熱衷於此。原因在於，好大學以爲自己進了國際排行榜，就離“世界一流”更近了；而普通高校可以根據那些指標補短板，位置提升一點，也是成績。
它們就未曾想到，任何指標，哪怕是客觀指標，也是建立在特定的學術環境和社會文化基礎之上的。尤其是對於人文社科知識而言，其民族性和大衆性，幾乎是與生俱來的品質。
國際排名幾乎都是英語世界的遊戲，中文學術要進入其中，結果可想而知。並且，大學體制也極其不一樣，國際上的一流大學絕大多數是私立大學，但國內的大學幾乎都是政府投資的，是公立大學。
紀錄片《大學》劇照
私立大學在乎排名，也算理所當然，因爲它們得爭取生源和社會捐資，但對於國內的大學而言，其動機就極其詭異——無非就是滿足一點虛榮心，自我安慰罷了。
尤其是對於人文社科而言，其知識生產的原點和終點都是服務於國家和社會的進步；如果這些知識被中國實踐證明是有貢獻的，那也必然是對人類進步作出了知識貢獻。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國內的不少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都已經陷入了自我殖民化的境地之中不可自拔。
學術單位以獲取國際認可爲榮，爲此不惜花大力氣引進所謂的國際標準和認證——而這些標準說白了就是國外一些同行自嗨的方式而已。學者以發表國際刊物爲目標，將之視作是學術成功的標誌——至於說這些國際刊物潛在的價值標準，卻是選擇性忽略的。
學生也以選擇留學作爲學業進步的表現，哪怕出國留學後發現一個班80%都是中國學生，且學習的還是中國研究，連外國老師都覺得驚奇：中國學生爲何不遠萬里、漂洋過海到國外去學習外國人研究中國社會的有限的知識？
電視劇《小別離》探討中學生出國話題
這種景象在今天，恐怕不是虛心向外國學習的表現，而是虛榮心作祟，拿個國外的學位作爲在國內工作生活的敲門磚。
更值得警惕的學術殖民化的做法是，一些高校有意引導老師往國際化方向發展，全然不顧學科的特性和國內學術標準。比如，人文社科領域公認的一流期刊，可能還不如普通的SSCI期刊。
一些高校的學術單位爲了學科評估需要，拼命引導老師在國外期刊發表論文。這些論文在學術單位的評價上，等級甚高，獎勵豐厚，但如果翻譯成中文，連普通中文期刊也發表不了。這就造就了一大批很會發文章，卻對中國國情一無所知、對社會毫無感知、對知識積累也毫無貢獻的所謂的知識分子。
其實，就筆者所熟悉的的人文社科領域，中國完全有能力建立以中文爲中心的知識傳播和評價體系。就任何一個人文社科的學科領域而言，中國也完全有能力進行同行評議，哪一個學者有創造力，哪一個學術單位學術成績和學生培養質量高，人們心裡是有譜的。
圖源：圖蟲·創意
一些學科因爲建立時間較短，需要有一段時間的學術引進，其學術鑑賞力也需要慢慢培養，出現一些“崇洋媚外”的現象，也是情有可原的。
另一些學科因爲歷史悠久，因高度集中的學術體制，導致學科內部山頭林立、派系傾軋，甚至出現了學術腐敗和不正之風，這也是客觀現實。
無論是因爲學術自信不夠而需要國際排名來壯膽，還是因爲怒其不爭尋找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體系，都不是讓渡學術評價權的理由。
科學活動本來就不是在真空裡面，而是在特定的學術體制裡面開展，也需要學術資源的支持以及學者的組織。學科方向往哪個地方發展，學術資源往哪個領域投放，都會影響到學者的科學研究。
甚至於，不同的科學認識會展開競爭，進而影響到政策，甚至會成爲國家間競爭的一個“證據”。可見，學術評價就不完全是一個專業的、客觀的問題。
當然，無論哪一種指標體系，總歸還是有水平高低的區別。好的學術創新，一定是科學性和深刻性結合在一起的；而差的研究，往往是違背科學規律的。
在這個意義上，國際排名、國際期刊等，並不是沒有它們存在的理由——有些學者善於用外國語言講中國故事，也未嘗不可。
但是，“唯國際論”不是一個實事求是的做法，硬是在國內國際之間分個三六九等，實在沒必要。
當然，我們也可以質疑，誰能代表“國際”——至少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價值上，西方中心的“國際”並不是不可挑戰的。
編輯 | 陸茗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