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之災 : 暴力、錢荒、泡沫與英國金融革命

“信用讓世界運轉起來，但正如最近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信用也會讓世界崩潰。通過介紹信用在現代早期英國的危險夥伴，其中包括鍊金術、奴隸制和死刑，卡爾·文納林德這部資料豐富的研究作品大膽地修訂了金融革命的文化歷史，併爲我們當前的災難提供了有益的歷史視角。”——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英國帝國意識形態起源》（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作者編輯推薦。

在所有隻存在於人類心智的事物中，沒有什麼比信用更奇幻和美妙了；它永遠不能被強制施加；它取決於意見 ；它取決於我們的希望和恐懼之激情；它常常不請自來，又常常毫無緣由地消失：一旦失去，就很難完全恢復。——查爾斯·達文南特，《關於英格蘭的公共收入和貿易的對話》，1698 年

信用無疑是人類最神秘、最強有力的成就之一。正如頗具影響力的政治經濟學家查爾斯·達文南特 1698 年指出的，在英國金融革命第一次危機的餘波中，信用既是“奇幻和美妙”的，又是危險且不穩定的。基於合作、信任和誠信，金融革命期間實施的新信用制度從根本上改變了英格蘭。由依賴長期籌資的國債、活躍的證券市場和流通廣泛的信用貨幣組成的現代金融體系，使英格蘭能夠創建一個強大的財政—軍事國家，打造一個佔據全球主導地位的帝國，並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快地朝着工業革命的方向前進。

達文南特認識到信用不僅使物質進步和帝國擴張成爲可能，它本身就是一項了不起的社會成就。爲了使信用蓬勃發展，人們必須學會尊重和遵守合同並信任其他人也會這樣做。人們還需要制定承諾機制和法律框架並使它們適應特定需要，以協助形成誠實和信任。這種信用文化的形成因此需要相當大的行爲轉變。事實上，許多早期現代哲學家都認爲這種框架的建立是現代社會的本質。

然而，儘管稱讚它的“優點”，達文南特也承認英國金融革命造成了一些災害。他強調信用“取決於意見”，並強調信用的不穩定，即它受偶然的影響，容易出現意外和不確定—這正是 casualty 一詞的真正含義。由於信用建立在被廣泛認爲漏洞很多的基礎之上，對人們來說，要理解並接受它，並克服對將商業和國家建立在這個本質是心理建構的基礎之上的恐懼，一場認識論革命必不可少。

儘管達文南特指出人們永遠不能強制施加信用，但他同時代的人深知權力在金融革命中的作用。維護新生的信用文化需要設立關押破產者的債務人監獄，還要讓硬幣剪裁者和僞造者意識到有被處決的威脅。此外，數千名非洲奴隸被鎖在鏈條上送往新世界，這樣一來，南海公司獲得的利潤便能夠增強人們對政府信用的信任。在對法國的戰爭中，數量空前的英格蘭人受傷或喪生，如果沒有運用信用，英格蘭就不可能進行同樣規模的戰爭。隨着國家權威日益被用來激發人們的“希望和恐懼之激情”以確保信用的蓬勃發展，災害越來越多。

雖然在某種形式上，信用始終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但早期現代歐洲的各種金融創新匯聚在一起卻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信用的看法及其在社會中的地位。歷史學家克雷格· 馬爾德魯論證過，到16世紀時，信用已經成爲英格蘭社會的核心。但是，儘管16世紀的信用建立在錯綜複雜的個人關係網之上，但信用工具本身相對簡單。絕大多數早期信用合約都基於個人協議，其中許多是在面對面的口頭交流中達成的。即使信用義務以更加正式的形式記錄在債券、票據和質押物上，也會一直保留在債權人手上，直至到期。大多數信用協議的期限都很短，無論是私人的還是政府的，這限制了信用的流通能力。因爲信用無法進入流通就無法增加貨幣存量，同時代的人經常抱怨英格蘭信用體系落後。再加上由於缺乏銀幣而產生的持續挫敗感，所有貨幣觀察家都清楚，如果要實現商業繁榮並增強其地緣政治影響力，英格蘭就必須對國家的貨幣體系採取一些措施。

從文藝復興時期的信用世界到金融革命時期的信用世界的轉變是一次徹底的斷裂。雖然新金融體系出現的具體時機和大致樣貌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 1688 年的光榮革命和 1694 年英格蘭銀行的成立，但本書認爲，如果沒有更早期的政治經濟學革命，人們就不可能理解並接受新的金融架構。

事實上，《信用之災》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揭示英國金融革命的思想基礎。通過借用早期現代小冊子、大幅傳單和書籍等廣泛的文獻，我向讀者展示了17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家、社會改革家和政府官員是如何設想、解釋、辯論並試圖影響信用的。本書的每一章都專注於一個單獨的、出於解決特定的貨幣或金融危機的需要而引發的辯論。雖然我描述了造成每次危機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提供瞭解除危機的方法及其後果的說明，但本書的主要焦點仍然是與信用有關的論述。我試圖揭示人們如何形成對信用的看法，以及他們的理解是如何融入17世紀對宇宙、自然、物質、農業、商業、製造業、政治、階級、戰爭、死刑和殖民主義的思考之中的。在此過程中，我探索了金融革命如何影響人們，使他們對時間、歷史、進步、知識、想象和財富等概念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新政治經濟思維爲金融革命鋪平了道路，這種思維根植於廣泛借鑑了自然哲學和政治理論的發展成果而徹底轉變的世界觀。拋開認爲人類存在於有限的、靜態的、物質的、社會的和經濟的世界之中的傳統觀念，17世紀中葉的政治經濟學家接受了無限世界、自然的完美性和概率知識的思想。利用這些要素，他們構建了新的世界觀，認爲人類的目標是不斷追求改善自然、社會、人類的新方法。爲了實現這個永久進步的願景，對這些作家來說，英格蘭發展更復雜的信用體系至關重要。《信用之災》追溯這種世界觀的起源，並論證科學革命在金融革命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書認爲，英格蘭最早的一套通用流通信用貨幣的設想是在以鍊金術和培根思想爲基礎的知識框架內發展起來的。我在這裡借鑑了那些明確認識到自然哲學對政治經濟學發展至關重要的學術研究。秉承這一傳統的學者們已經證明，早期現代政治經濟學吸收了亞里士多德傳統的重要經驗，採納了弗朗西斯·培根爵士追求有用知識的呼籲，並接受了人類可以改進自然造物的鍊金術信念。《信用之災》拓展了這些見解，認爲鍊金術思想和培根思想對於英格蘭的新信用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另外，我還試圖探討更多關於概率推理興起的討論。在這一點上，自然哲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係更爲複雜。許多學者研究了概率思維對17世紀自然哲學、法律、宗教和文學的重要性。人們也普遍認識到，作爲控制和駕馭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最新努力的一部分，射幸合同（包括博弈遊戲和保險）是在概率思維的幫助下設計出來的。然而，很少有系統性的工作來研究17世紀下半葉新的信用形式是如何在概率框架內構思和評估的。我認爲政治經濟學家借鑑了自然哲學家理解信任的方式，以及哲學家用來增強知識主張可信度的策略。然而，影響是雙向的。流行於商業社區的信託關係影響了政治經濟學家（其中許多人都是經驗豐富的交易者）對信任的思考，也影響了哲學思辨。自然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對於概率推理的發展至關重要。

關於政府作爲商業、財政、軍事、刑事、殖民地和原始民主機構的討論構成了信用概念發展的另一箇中心主題。到17世紀下半葉，發展新的信用體系已成爲政府利益的一部分。事實上，英格蘭成立了國家銀行來促進政府的商業擴張，併爲與路易十四的九年戰爭（1688—1697年）提供資金。信用增加了英格蘭的商業實力和軍事實力，這是英格蘭追求權力和繁榮的兩個最重要的部分。但政府不能僅僅享受新信用體系的好處，它必須積極促成該體系的形成。儘管大多數17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家認識到信用依賴普遍的誠實和信任文化，但所有人都清楚，政府必須利用其權力來發展和維護更先進的信用體系。政府不僅利用其徵稅權力來確保獲得銀行的貸款，還爲了支持銀行鈔票的可兌換性，利用其懲罰權來保護人們對銀行鈔票的信任不受腐敗和僞造影響。政府權力的另一個特點是其殖民地統治力量，後來被動員以確保金融革命的穩定性。面對1710年政府信用迅速惡化的狀況，政府將新獲得的對西屬美洲奴隸貿易壟斷的所有預期利潤都用於支持國債。因此，就像現代國家從根本上來說是建立在權威和暴力——徵稅、戰鬥、懲罰和殖民的權力——之上一樣，金融革命也是如此。

《信用之災》也強調了政府影響公共輿論的必要性。爲了增強政府信用，政府贊助了一些撰寫宣傳小冊子的寫手，這些小冊子隨後在公共領域廣泛流傳。但就像所有其他權力形式一樣，政府影響公共輿論的權力是有爭議的。反對派擁有平等進入公共領域的機會，他們批評、嘲笑並質疑執政黨。之前，政府信用由君主和少數有權有勢的金融家之間的互動決定，現在卻越來越多地受到輿論的影響—執政黨想盡一切辦法說服公衆相信其輝煌的成就和燦爛的前景。與此同時，反對派試圖削弱政府信用以迫使政府內閣變動。我認爲，當各方都試圖塑造和編造對自己有利的新聞時，他們設想了各自的政治經濟學，希望通過這些來影響經濟知識，讓公衆支持他們的目標。本書旨在提高我們對財政—軍事國家、公共領域和政府信用之間的動態關係的理解，揭示了暴力和奴役在金融革命中的關鍵作用。首先，通過探討1694年英格蘭銀行成立與1696年硬幣大重鑄運動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得出結論認爲死刑被視爲對信用的一種重要保護。其次，通過研究南海公司的架構，我向讀者展示託利黨的宣傳機器如何推廣了一種想象，將大西洋奴隸貿易描繪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利潤來源。這一高度選擇性的想象對1711年政府信用的恢復以及由此而來的金融革命的延續至關重要。通過將信用視爲一種複雜的社會、政治、哲學和經濟現象，《信用之災》爲一個由歷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帶頭、豐富並不斷髮展的學術傳統做出了貢獻。雖然從中世紀到卡爾·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明確認識到貨幣的文化、社會和政治內涵，但自卡爾·門格爾和威廉·斯坦利·傑文斯以來的經濟學家卻將他們的精力集中在凝練貨幣最關鍵的特性上，經常分析性地將貨幣與其所處的更龐大的背景割裂開來。這一追求在1965年達到了頂峰，當時劍橋經濟學家弗蘭克·漢提出：貨幣在現代一般均衡經濟學中實際上並不發揮作用。我因拒絕忽視貨幣與生俱來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角色，而與一些歷史學家爲伍，他們從政治角度思考關於經濟的問題。

在提供簡短的章節大綱之前，我想先指出本研究的主題、範圍和重點注意事項。首先， 在論述英國金融革命的思想基礎史時，本書非常重視思想改變歷史的力量。正如波考克指出的那樣，信用“象徵着人類事務中意見、激情和幻想的力量，並使之成爲現實”。例如，哈特利布學術團體（Hartlib Circle，約1640—1660年）最初將貨幣重新定義爲價值符號，而不是本身具有價值的東西，這使非金屬貨幣成爲可能。接下來的幾十年裡發生的激烈辯論確定了可供實施的各種可能的計劃方案。即使在新的金融基礎設施已經到位之後，觀念、意見和想象繼續影響着私人和政府信用的理論和實踐。事實上，思想和理論先於社會經濟結構並決定了其中的變化。正如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雅各布和喬爾·莫吉爾分別指出科學和實踐知識對於工業革命至關重要一樣，我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即觀念是金融革命的組成部分。然而，我也注意到信用是基於觀念、意見和想象的事實，因此它在某些人眼中變得脆弱，不適合成爲經濟和國家的基礎。

其次，我以與大多數歷史學家稍微不同的方式使用金融革命這個術語。雖然很少有學者質疑英格蘭確實經歷了金融革命，但他們對到底是什麼構成了其最具革命性的部分存在分歧。儘管狄更森強調引入由議會徵稅權力支持的長期國債是金融革命的關鍵特徵，瓊斯卻轉而關注威廉三世籌集短期貸款的成功，而約翰·布魯爾特別指出國家的增稅機制有了很大的改進。另一方面，基思·霍斯菲爾德強調新貨幣發行，而拉里·尼爾堅持認爲一個流動性強和透明度高的證券二級市場的形成纔是影響最大的。道格拉斯·諾思和巴里·溫加斯特說過一句著名的話：光榮革命期間，權力從君主向議會轉移，這使建立可信的承諾和堅決尊重財產權第一次成爲可能；大衛·斯塔薩維奇總的來說同意這一說法，儘管他將政府信用的提升具體地歸因於輝格黨霸權的崛起。

《信用之災》則認爲，對金融革命最重要的，是看待和理解貨幣和信用的新方式得到了發展。簡而言之，出現了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一旦這種新的政治經濟學流行起來，新金融基礎設施的設計和實施只是時間問題。雖然關於什麼是最優信用機制這一問題肯定存在政治分歧，但 17 世紀下半葉很少有人同時反對銀行和信用貨幣。由於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才完成對實施新金融體系至關重要的概念框架的開發和普及，所以我相當寬泛地使用“金融革命”這個術語，時間範圍是1620年至1720年之間的年份。如果比較1711年和1622年關於貨幣和信用的論述，很明顯，人們對信用的理解方式已經有了根本轉變。

再次，《信用之災》幾乎完全只關注英格蘭，儘管學者們最近開始強調，書寫17世紀和18世紀的英格蘭史要同時注重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也認識到英格蘭在更廣泛的歐洲和大西洋背景中的地位。本書之所以採用更狹窄的視野，原因很簡單，金融革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它是一場以英格蘭——更準確地說是倫敦—爲中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雖然某些形式的信用，例如匯票，最好放在全球框架內看待，但大部分早期現代信用活動是在國家甚至地方層面上組織的。確實，16世紀和17世紀信用的問題就在於它過於本土化，這迫使政治經濟學家尋找讓信用在全國範圍內流通的方法，或者至少在其主要城市內和城市之間流通。與信用以及爲金融革命奠定基礎的機制有關的辯論主要由民族和民族國家主導。事實上，在有關信用的思想上，英格蘭當時基本上能夠自給自足。雖然政治經濟學家在所有商業問題上都向荷蘭人尋求靈感，但荷蘭人的金融創新仍被認爲不足以滿足英格蘭的需要，因此在英格蘭的辯論中很少被認真考慮。更準確地說，因爲荷蘭人沒有發展出一種由民族—國家支持的國債，沒有一個流動的公共債務工具二級市場來補充其股票市場，而且最重要的是，沒有發行普遍流通的信用貨幣，所以荷蘭金融並未成爲英格蘭試圖直接效仿的模式。

儘管在這裡講述的英國金融革命的故事是以國家爲背景的，但應該指出的是，由於信用以預期和想象爲基礎，它的價值通常受時間上和地理上遙遠之處發生的現象影響。對在交易巷狹窄範圍內流通的信用工具的想象成分促進了倫敦以及大西洋和太平洋世界遙遠地區之間的聯繫。正如南海公司股票在倫敦交易一樣，在人類想象允許的範圍內，信用觸及世界的各個角落。同樣，信用也建立了跨越社會界限的聯繫。不需要風度翩翩的交易商和倫敦貧民之間有任何實際接觸，高級金融世界就可以與社會階層中的最底層聯繫起來。金融革命發生在一個有限的地理範圍內，也主要發生在中等階級和上層階級中，但由於想象沒有內在的限制，它有能力將世界各地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聯繫起來。

來源：歷史與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