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艾嘉：現在，我們幾乎忘了電影院的魅力
有些人出場，是不需要過多介紹的，比如張艾嘉。
當她氣度從容地登上發佈席，一開口先把自己說笑了。“其實我不太習慣這樣的記者會，有點像開大會的感覺。”2024年10月11日，第四屆IM兩岸青年影展在福建平潭開幕，張艾嘉以評委會主席身份的亮相。“我們還是輕鬆一點。”她說，電影是自己追夢50多年的東西，談論起來不需要拘謹。
6年前，導演侯孝賢給張艾嘉打了一通電話，希望她看個劇本，幫一下中國臺灣的年輕導演黃熙，“他打電話來，我當然沒有話講。”張艾嘉爲這部名爲《女兒的女兒》的電影奔走籌備了5年，並答應出任監製和主演。這是一部講述母女糾葛的電影，女兒去美國生子客死他鄉，過了耳順之年的母親赴美，除了要處理後事，還要對女兒留下的“胚胎”做出選擇。劇本重寫過很多次，預算吃緊，黃熙就想把故事的整個舞臺搬到中國臺灣，張艾嘉聽到以後說：“開什麼玩笑？你好歹要給我站在紐約街頭一秒鐘吧？”
（圖/受訪者供圖）
拍電影，要堅持，張艾嘉一向如此。當初拍《少女小漁》時，製片人李安和出品方中央電影公司的老總都反對劉若英出演女主角，但作爲導演的張艾嘉卻堅持要用劉若英，“小漁不是一個明星站在那裡走路”。兩人給張艾嘉看了不知道多少女演員讓她選，但都沒有動搖到她，“直到最後兩個禮拜才讓劉若英上飛機到紐約拍。”
如果把張艾嘉出道以來對電影、流行音樂、電視文化的貢獻和影響整合起來，她就好像矗立在都市風景中的地標，總是開放新的空間給年輕人嘗試。張艾嘉可以在《熱帶往事》裡穿着碎花吊帶裙，也可以通過新銳導演聚焦霓虹燈的作品，在36年後再次捧得影后獎盃。
編劇林奕華跟張艾嘉合作多年，他說張艾嘉年輕的時候做一朵花，現在反而要做一棵樹。
（圖/受訪者供圖）
花的作用顯而易見。侯孝賢講過和張艾嘉一起去法國拍片的故事。當時時間太緊，大家拍不完，侯孝賢就去跟投資人請求寬限一些時間，以及再多給點預算。結果，“因爲張艾嘉是女明星，又長得很漂亮，所以製片人就同意了”。
做樹，要庇廕，更難一點。類似黃熙的困難，張艾嘉數不清經歷了多少次。在楊德昌拍《恐怖分子》的時候，請香港的繆騫人來，沒有錢住酒店，就住在張艾嘉家裡。“我們大家團結，能夠互相支持就互相支持，有多少導演都是抵押自己的房子去拿錢出來拍電影，那是一個非常辛苦的時代。”
而那個辛苦的時代，後來成爲了中國臺灣電影和中國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張艾嘉從中穿過，意氣風發地參與了一切。
與黃金時代戀愛
1981年，張艾嘉在書店翻到一本書叫《十一個女人》，立刻被這個不同作家寫就的女性故事合集吸引。她想拍電影，但是太貴，轉而想到拍電視劇。當時，張艾嘉在電視臺有檔《臺前幕後》的節目，她對電視臺的操作流程很熟悉，去書店找資料，就是想做一檔《女人·女人》的節目。“可不可以先做情景劇？”她這麼想着，“一個全部講女人故事的情景劇。”就像文學和電影的先鋒實驗，自己也能上手拍片。
這年，張艾嘉剛做了次“半路”導演，因爲原定的導演離世，她陰差陽錯地執導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電影《某年某月某一天》。現在回想，她覺得“稚嫩得一塌糊塗”，心裡知道自己對拍電影還是懂得太少了。
（圖/受訪者供圖）
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香港率先迎來了電影的“新浪潮”。一批風格清新、題材現實的電影涌現出來，徐克、許鞍華、譚家明都在其中，張艾嘉還出演了許鞍華的《瘋劫》，港片的黃金年代隨即開啓。早在1972年，張艾嘉就加入了香港嘉禾。身處浪潮之中，看到香港電影的革命性變化，張艾嘉很興奮：臺灣電影的新語言要什麼時候才能出現？
《十一個女人》雖然是部電視劇，卻是讓不同的導演用電影的方式進行了一次合作。當時，張艾嘉認識許多尚未能獨執導筒的年輕人。他們要麼是副導演，要麼是從美國留學回來的一批電影人。而侯孝賢則說這些人常年混跡在美國，回到中國臺灣後看待社會與世情便有了一種不同的“眼光”。張艾嘉請宋存壽幫忙找了11位導演，這些人裡有人拍到一半退出，更多的人還是堅持了下來。
那個時候柯一正也好，楊德昌也好，甚至焦雄屏都來幫忙。今天你拍你的、我拍我的，全部人每天進咖啡廳就問：“你今天怎麼樣？你那部怎麼樣？”然後大家就開始幫忙。哪個導演遇到了問題，另一個導演就要頂上去，甚至到剪片子的時候，可以3個導演坐在剪接室裡面一起討論。
楊德昌拍了《浮萍》，影像風格已見端倪，人在季節裡的懶散，以及九份一帶生活的況味，皆是透過影像傳達了出來。電影的劇本寫了很多次，當時還不用電腦，楊德昌每次修改就得去打字行打字，前後改了六七次。那部片子最長，後來分成了上下兩集播映。
（圖/受訪者供圖）
《十一個女人》影響深遠，直到今天談論起臺灣電影的新浪潮，依然會被溯源至此。張艾嘉成爲了轉動齒輪的人。她自己在其中拍了《自己的天空》，只是那時候還沒有把拍電影看得多麼嚴肅，只是因爲喜歡，演員表達不了的故事，導演都可以做到。做導演，又或者說想拍電影，不需要萬事俱備，某種情況下，天賦與衝動佔據了高地，行動就會先於影像，世界各地的新浪潮莫不如是。
張艾嘉13歲就去了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愛與和平的影響，讓她幾乎成了一個嬉皮士。她穿超短裙，上街遊行，參加反越戰活動，談戀愛。母親看不得她這麼瘋玩，沒過幾年，就把她送回了臺灣。19歲，她正式進入演藝圈的時候，臺灣電影剛剛經歷了長達30多年的“戒嚴”。20世紀70年代末一度流行武俠片和瓊瑤式的言情片，張艾嘉也演過，但那種太過夢幻浪漫，張艾嘉清楚，現實中不是那樣的，她的生活也不是。
（圖/《相親相愛》）
某種程度上，對真實與切身體會的召喚，影響了張艾嘉的許多選擇。比如唱歌，最早的時候張艾嘉只唱英文歌，“唱的全部是民謠，像瓊·貝茲、鮑勃·迪倫，後來聽披頭士，他們的歌詞跟自己的生活非常貼切，這一批人對我的影響非常強烈，到現在我寫東西、拍電影都受他們影響”。
早期唱中文歌，她唱得很辛苦，後來邱復生帶着她做《歌林》，也跟胡德夫一起唱一些老的英文民謠。“因爲它有故事、有戲劇性在裡面，我覺得唱着蠻過癮。”對於羅大佑，張艾嘉第一次聽是拍《閃亮的日子》的時候，劉文正給她聽的，一卷裡有《童年》《牧童》《光陰的故事》，還有鄭愁予的那首《錯誤》。
在《十三邀》的節目裡，張艾嘉如此說：“他第一次給我們聽的時候，大家都有點傻住了，因爲真的是太接地氣了。我們當時已經二十多歲，開始覺得以前的那些流行歌曲、歌詞表達出來的感覺、感情，跟我們有點脫節，我們要有我們自己的東西。當走進一個更大的環境時，那些感情沒有釋放出來。所以我們聽到大佑，就覺得有一種東西讓我們感動。”
（圖/受訪者供圖）
張艾嘉說文藝圈包裹了她，簡直是寵兒。她一邊是女明星，臺前拍戲，一邊可以是電影片場的任何工作人員，導演、找錢、聯絡，那些時至今日看起來已成高峰的電影之作，就在她的身邊和眼前完成了。她後來加入滾石唱片，製作人是羅大佑。
張艾嘉自然地走向衰老和鬆弛，剪不整齊的短髮，穿簡單的T恤，沒有包袱。她在路邊的咖啡館接受採訪，邊吃三明治，邊咯咯大笑，偶爾有小小的麪包屑粘在脣邊。她還有點八卦。之前做電影節主席，她的一大要求是所有觀禮嘉賓要“攜伴參加”。“這是我女人的角度”，她有點得意，因爲此舉讓“很多人看到了侯孝賢的太太長什麼樣”。
臺灣的主持人張小燕說，張艾嘉青春時“貪圖玩樂”“耽於情慾”，“一點都沒浪費”，她瘋狂地談戀愛，喝酒開派對，享受着衆星捧月的演藝生活，經過、見證、參與了華語文藝最重要的人與事，就像和整個黃金時代談了一場戀愛。
“大部分人忘記了文藝片的重要性”
張艾嘉在20世紀70年代演中學生沒難度，《碧雲天》（1976）和《門裡門外》都有過表現。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楊德昌的《海灘的一天》（1983）裡，她素面朝天地穿一身中學校服飾演“小妹”，仍然有十足的說服力。張艾嘉飾演林佳莉，在洗碗時心裡很激動，但直到最後一刻，纔將碗碟推倒，開始質問丈夫。鏡頭裡，有大片的沉默。無論是電影還是生活中，張艾嘉更接近這種包裹在平靜表面下的力量感。
（圖/《海攤的一天》）
作爲演員，張艾嘉在銀幕上柔美、俏皮、堅韌，或是聒噪、毒舌、精明；作爲導演、編劇，她的作品裡的女性千姿百態。《觀音山》裡的常月琴，把財產留給三個青年，爬上山頂，和她們笑着揮手，接着縱身一躍。面對一次次感情的失敗，“被拋棄的女人”Lily獨自站在鏡子前，手握剃刀，眼神空洞，似乎準備結束生命。突如其來的地震將她驚醒，她放下手腕，優雅地颳起腋毛，對鏡微笑。這個瞬間，她放下了過去的傷痛，重新擁抱生活。這個有些滑稽的瞬間舉重若輕，一個女人的覺醒正是在這意想不到的時刻完成的。
做了50多年的演員，演了大概將近100部電影，張艾嘉仍然覺得自己在演每一部電影的時候，能悟到新的東西。“因爲年代的不一樣，我每次要演媽媽，我演了多少個媽媽，可是每一個媽媽都不一樣的，我怎麼樣去演不同的媽媽，這對我來講都是一種新的學習，所以我覺得年輕人你自己要知道，如果要選擇這個行業，你會不會選擇它是你一輩子的功課呢？”
IM兩岸青年影展與張艾嘉的緣分，起於2020年第一屆IM兩岸青年影展創辦的時候。參與投片的全球華人青年影人以90後爲主（今年95後成爲了投片主力）。影展的主辦方想用張艾嘉的一首歌《愛的代價》做宣傳曲，張艾嘉覺得這首歌就是講述電影追夢的過程，熱愛需要代價，而這個代價的苦總是被低估。
（圖/受訪者供圖）
拍電影，張艾嘉見過太多，過去的例子總是隨手可取。“侯孝賢做場記，從最基礎做起的，十幾年纔開始真正當導演。楊德昌從海外回來，拍城市裡的現代人得心應手，但《浮萍》是南部的、鄉土的。他做了很多的功課，幾乎每一個人物他都要貼紙頭，貼在他家的板子上，誰怎麼樣，人物的變化是什麼，她跟他的關係將來會穿插什麼樣。”
早期的胡金銓是讓張艾嘉受惠最多的導演。二人的合作是從《山中傳奇》開始的，“他對於美的堅持，是我比較少見的。”張艾嘉說。在他的戲裡，要真正的翻山越嶺，講故事的方式就是用畫面來表達。李翰祥的戲，則“俏皮得不得了”。張艾嘉第一次跟他演戲，演林黛玉進大觀園，第一次看到老夫人的表情，是導演親自示範的，“他那個黑黑的大臉，走過去後身段突然間就柔軟下去，翹起了蘭花指。當時他天天跟着我們練。”
張艾嘉在臺灣演文藝片，轉頭到了香港，她又可以演盡皆癲狂的喜劇。在《最佳拍檔》，她學會了港式喜劇的表達方式。這部片裡她演的是一個女警察，當中一個買單的情節，她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進入節奏，“那個時候我學了好多東西，所以我覺得每個地方都有它自己的文化背景而產生的一些（東西），不管是表演方式或者人的個性的節奏，很多東西都是不太一樣的。”
（圖/《最佳拍檔》）
跟導演徐克工作，年輕的張艾嘉覺得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因爲他是一個想法很多，隨時都會改變主意的人，所以我們常常是在攝影棚裡面拍，而且我們去的時候都會把牙刷、毛巾什麼都帶着，然後一進到攝影棚就聽到鐵閘一關，我們就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纔會收工。我們常常聽到救護車的聲音，會把攝影師擡出去。”
至於爲什麼所有人都會接受，張艾嘉回答：“可能那個時候每個人都在表達愛，他們沒有去隱藏自己的愛，但同時他們也都在互相成全。”
不過，外部環境變化，常常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張艾嘉說，臺灣電影的新浪潮在後期陷入谷底，正是票房交替、觀衆看電影的習慣改變的時候，沒有得到發行商和戲院（電影院）老闆的認可，由此走入了一個很低迷的階段。
（圖/受訪者供圖）
她籌備的《女兒的女兒》，在碰到新冠疫情後，很多投資者就離開了。“就找不到錢。尤其是再回來的時候，電影整個的商業的模式都已經在變了，更多投資者都已經不見了。大家再慢慢尋找，然後再一直磨到去年，我們才真的拿到了一筆錢。”
讓張艾嘉心裡很難過的一點就是，她覺得文藝片在這幾年當中，在兩岸三地都沒有得到應該得到的尊重。
“文藝片真的是說故事最基礎的起源，”她說，“沒有文藝片，你不會有好的編劇；沒有文藝片，你不會有好的導演，不會有好的美術，你不會有好的演員。好的文藝片才把他們培養出來。可是現在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忘記文藝片的重要性了，你知道嗎？”
而看似機會變多的時代，青年導演的出路其實並沒有真的變多。“現在所有的導演要懂得怎麼去找錢，要懂得怎麼去賣片，要懂得怎麼去宣傳。你覺得現在的導演會像我們以前那麼純粹嗎？他沒有辦法。當他知道將來要面臨市場的時候，他可能從第一天開始，他在寫劇本的時候，就在想我將來怎麼宣傳，我怎麼樣讓大家看到我，我要宣傳我自己，我要先讓人家看到我，纔會看到我的電影。”
（圖/受訪者供圖）
“很年輕的時候，我已經決定電影是我一輩子的事業跟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張艾嘉早已經不是那個把拍電影看得不那麼嚴肅的年輕人了，現在的她對電影鄭重其事。“我自己還蠻堅持的，無論是平臺、流媒體、手機、各種屏幕，我覺得大家忘記了電影院的魅力在哪裡，大家都忽略了電影院的魅力。以前的電影院很早期的時候還有開幕、閉幕。電影院爲什麼一直弄小廳？小廳就像你家裡了。其實就應該就要做回大銀幕。”
97歲的母親與71歲的女兒
小時候，張艾嘉家風嚴謹。有一天晚上，她坐在窗口，時間剛過半夜，大廈入口的木閘柵已下。如果有車子回來，司機按個喇叭，管理員就從休息室出來開閘。沒過多久，張艾嘉看到外公的車子駛入，慢慢停在入口。沒有喇叭聲，只見他下車，自己開啓木閘，把車開了進來再放下木閘。他沒有煩勞管理員，自己能做的事很簡單，順手就自己做了。這一幕，張艾嘉記在心裡，“和他相處時間並不多也不長，但不知爲何每一件事都鮮明深刻。”
張艾嘉偷偷地把他一條蘇格蘭格子喀什米爾羊毛的溫暖毯子在中間剪開一長條縫，往頭上一套，就成了時髦的披風。有一天，外公看了許久，然後輕描淡寫地說﹕“小妹，你這個披風挺好看的。”很久以後，他寫了幾個字給張艾嘉——人實役物，不可役於物；繪事娛己，不可娛人。
從出身來看，張艾嘉是一名地道的大家閨秀，外祖父魏景蒙是新聞行業要人，叔叔張北海是知名作家，小姨是報社董事長，父親是空軍軍官，母親是社交名媛。不幸的是，在張艾嘉週歲時，父親就遭遇空難離世。
2015年拍《念念》的時候，張艾嘉寫了一本書，名爲《輕描淡寫》，電影已經是她身體的一部分，這本書就像隨時隨地拋出一本筆記那麼自然。在《男·女·導演》裡，張艾嘉寫道：“我常用開玩笑的口吻說，男女導演的分別只是去廁所方便之差。我認爲創作偏於個人性格，而非性別。有男導演比女的更細膩，也有女的比男人更大氣。觀點、角度、手法都因人而異，不侷限在男女之分。”
（圖/《念念》）
“後來拍戲又注意到一不同之處：現場的氣氛。呼來喝去，粗口滿場飛，不罵人不像是導演。我這才感受到我拍攝的現場有多麼的溫柔，輕聲細語，充滿了母性的愛意。不知道這跟我這隻巨蟹有關，還是與大男人主義和女人大地之母的本性有區別。無論是哪一種方式，我們最後都善用自己的能力把故事說了出來，所以真的要分男導演、女導演嗎？”
張艾嘉請母親爲自己的書名題字。張艾嘉說，在母親的那個年代，她每天坐在書桌前練毛筆字，經歷了戰亂、逃離、家庭失散……他們又是怎麼撫平內心的傷痕？“每一個年代必有它的磨鍊，我們學習着找方法和變化共存，與自己和解，與他人相處。生命是沉重的，但到了某個時候，終於明白了是可以輕描淡寫的。”
到了71歲，張艾嘉覺得人所有的關係都收縮了，回到家裡，親人關係的糾葛是最終命題。一切回到了原點，就像那些聚焦家庭的臺灣電影，總是從那個小小的空間裡推演，由淺入深，人生款款地被縫進幾十片典雅曖昧的錦繡，針腳之間是那麼細密，眉目之後又是那麼唏噓。在IM兩岸青年影展創投會上，有平臺質疑年輕導演，年輕人不關注外部話題，一直在談母子關係、母女關係，導演迴應，私人的也是公共的。張艾嘉坐在觀衆席，一直在點頭，然後帶頭鼓掌，特別大聲。
（圖/受訪者供圖）
張艾嘉一直在照顧母親，她說自己的母親是97歲的孩子，需要關注，也需要自由。2024年，張艾嘉寫了篇小文來談孝順這件事。母親白天睡回籠覺，晚上精神抖擻，面對自己疲憊地回到家時，不那麼順眼。母親對財務依舊精明，不時還提醒張艾嘉：“你現在不年輕了，賺錢機會少了，要省着點，守着點。”老年人因器官、肌肉各方面的退化而引致的各種疼痛，常令身邊照顧的人十分無奈，而張艾嘉察覺到母親有時會稍稍誇大疼痛以博取注意和同情，生活真相大白時，“誰比誰先死”經常成爲母女之間最不愉快的聊天。
母親摘掉了一個腎，醫生叮囑她不可以吃雞肉。但有次在國外工作時，張艾嘉用監控看到了真正的母親——手機影像中的母親正指手劃腳地教幫傭如何做宮保雞丁，臉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彷彿是趁爸媽出國逮到了自由的機會，打心底裡開心。宮保雞丁證明了只要女兒不在家，雞肉是可以吃的，而且味道要爆得夠。她想吃什麼就可以吃什麼，想幾點睡就可以幾點睡，電視開多大聲都可以，誰也不會管！
（圖/《朗讀者》）
“她到底愛不愛我？”張艾嘉仍然這麼想。母親很少稱讚，也很少擁抱，傳統家庭的習慣，不直接表達情感，也不習慣有親密的身體接觸。但母親總是打量張艾嘉，然後像中醫一樣地告訴她：“你的眼圈發黑！你的氣色怎麼那麼差！”她明白其實這就是媽媽關心孩子的方式。
而最近，令張艾嘉最開心的是她媽媽有天突然問她：”“你今年七十歲了吧？“她回答：“媽，我71歲了！”母親忍不住大笑說：”你也是老人了！”能夠和女兒一起老去，讓媽媽極爲開心。“我想此時，她是非常愛我的。”張艾嘉如此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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