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往事：年終結算分紅，小隊會計嗚嗚大哭

“嗚嗚嗚……嗚嗚嗚……”

剛把年終結算做完，賬本、工分本、草稿紙，算盤、鋼筆、鉛筆，登記社員借賬、賒賬的大大小小揉皺的、捲曲的紙頭小本，喝茶的水罐、茶盅等等亂七八糟的東西，滿桌子堆放着，還沒來得及收理，坐在我對面，領着我在他家裡做一九七零年年終結算的會計，突然一頭伏在桌上嚎啕大哭起來。此時已是深夜，又是冬季，氣溫比較低，有幾多的寒意。

寨子裡的人都進入了夢鄉，偶爾傳來一兩聲貓頭鷹淒厲的啼叫聲，被風吹動的大龍竹相互摩擦的嘎嘎聲和竹葉、樹葉的沙沙聲，再有就是會計家竹樓內篾笆牆那邊“叭噠叭噠”老牛反芻的咀嚼聲，除此之外，萬籟俱寂。會計放開喉嚨大嚎幾聲以後轉爲低聲壓抑的抽泣，即便這樣，他壓得很低的哭聲，在這竹樓的夜空中還是顯得有些震耳。

我坐在他對面，桌上點着兩盞馬燈，昏暗的燈光，把他裹着棉毯伏在桌上痛哭的身姿，投在他身後的篾笆牆上，那模糊的影子也隨着哭聲一起一伏。我被這哭聲嚇住了，連忙欠起身，輕輕拍拍他的肩膀問:“刁板相（刁是傣語叔叔的意思，板相是他的傣語名字）咋個了，哪點兒不好過？”，連問幾遍，他都沒有迴應，只是一個勁兒地哭，我如坐鍼氈，一時無措。

約摸兩三分鐘後，他才擡起頭，用手背抹了抹滿臉的眼淚，又抓張廢紙擤幹鼻涕，才抽噎着對我說:“這個賬麼不會算了，越算越少，今年十個工分纔算得三毛八分幾，你們青年（當時傣族都把我們知識青年簡稱青年）還好，一個人苦了（幹活掙工分的意思）一個人吃，我們苦了要養家，有老有小，明年的日子咋個過啊！”，說完又小聲地哭了起來，聽他這麼一說，我語塞，無言以對。

年終結算分紅，是我國農村集體化時代農民的大事，上世紀50年代初，農村實行合作化，建立農業生產集體合作社，不幾年，合作社這一小集體又合併爲大集體，成爲人民公社。農民（當時叫“社員”）按集體化組織，聽從安排，從事農業生產勞作，並按男女老幼不同勞動量的付出，制定標準，評定、記掛每日所得的勞動工分，逐日逐月累計，作爲年終每年一次性分配錢、糧多寡的依據。屆時還要將社員平時從所在集體（生產隊）獲得的少量分配，或是社員平時因生活困難賒用、借用錢、物的零賬。

最重要的是社（隊）這一農村經濟基本覈算單位，全年糧食、經濟的全部收成和收入，匯入全年總賬，進行一次性糧食、錢幣、實物的核算和結算。這項工作一般都安排在大春作物收割完畢，一年當中難得的冬閒時節進行。廣大農民辛苦勞作一年，也巴望分得錢、糧、物，過個歡喜的農曆新年，同時安排、維持好全家老小新的一年的生活，這就是當年農村集體化制度下，對農民個人（家庭）一年一次糧食、錢幣、實物的分配原則和辦法，稱之爲“年終結算分紅”。

當年下鄉插隊，我被分配到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隴川縣章鳳公社章鳳大隊頓興生產隊，雖然已經公社化了，但當地民衆還是習慣公社化前的叫法，即:隴川縣章鳳區章鳳鄉頓興社。入鄉隨俗，我們也這樣跟隨，在與家裡父母親屬通信、與同學朋友聯繫交往時，信函地址都沿用縣區鄉社這一老的稱呼。

頓興社是個旱傣寨子，一村（寨）即一社（隊）。我們知青戶十一個男生十四個女生，多數是高一和初三同學，少量是初一、初二的，高一同學又以我們六八屆3班的同學爲主。全寨男女老少加上我們25名知青才150多人，社員中又有四戶、10多人是從保山專區的貧困鄉鎮，由政府安排搬遷來的漢族人口，當地習慣將這樣的人家稱爲“外來戶”，他們在傣族寨子裡相對要受氣一些。

據當年所知，頓興社有可栽種水稻的水田670多畝，山林不知究竟有多大面積，只是聽說開荒後可種植山地作物的旱地就有2000多畝，寨子周邊及所屬山地，竹林、樹林，鬱鬱蔥蔥，植被相當不錯。這樣算下來，人均享有的田、地、山林面積相當可觀，與內地農村人均只有幾分田（地）相比，算得上是捧着個“金鉢頭”了。那時內地農村人多地少，耕作技術精細成熟，都是“一年兩熟”，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年三熟”。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內地相比，地廣人稀，農業耕作技術相對落後、粗放，糧食栽種基本是“一年一熟”，只栽種一茬單一的大春作物，也就是水稻，雖然品種優良，米質好，但產量不高。因而，當地民衆來年肚子的飢飽也就只有這唯一的期盼。

我們1969年2月6日離開昆明，11日到達隴川縣城，12日分配，13日社員把我們接進寨子“安家落戶”。那年春節來得晚，16日纔是年初一，安頓下來後，年初四社長就安排我們跟着社員出工，學習駕馭耕牛犁田，好在中學四年的學習生活中，有每年兩次到昆明近郊“三同勞動”鍛鍊學習的基礎，到這兒插隊落戶後，學習當地的農業勞動技能，進入情況是比較快的。初一的同學適應得稍慢一點，但大家都捨得出力，肯學肯幹，不幾日都學會了，而且幹得不賴。

插隊第一年由於有政府給的安置費和商品糧，對勞動工分與自己來年生活的關係，僅停留在對這一名詞膚淺理解的層面上，還沒品嚐到“小鍋是鐵打的”其中之滋味，因此六九年這一年在外五縣“步行大串聯”，玩的時間多，不像當地村民整日“臉朝黃土背朝天”，日復一日爲自己家庭來年的生活辛苦勞作。

時間流逝得很快，年底，糧食入庫後，大概是12月中旬，一天，社長對我說:“社上（社幹部班子）研究了，你去幫着會計搞年終結算分紅”，當時也沒有細想，二話沒說到會計板相家，在他的指揮、指導下，擺開攤子，集中所有相關資料，數據，和他一道，沒日沒夜，用三天時間完成了1969年的年終結算。

在按政策、指標完成了上繳公糧，交售餘糧，留足來年籽種，按比例留夠集體公益糧，公積金，五保戶口糧等等集體財物後，每十個工分分值爲人民幣4角2分幾釐。按人口分全勞力、半勞力、小孩老人不同檔次分發口糧。知青都是進款戶，只是多少不一。社員中，有的家中勞動力不足、小孩多或喪失勞力老人多的家庭，成了欠款戶。

記得當年全勞力可分得20多籮穀子，（33市斤一籮）。會計說大家分到手的糧食比往年少了，錢也少了（攤薄效應）。筆者在扣除口糧款以及平時分給的副食、菜蔬、水果、燒柴等物品折款後，分到現金20元多一點，在本寨子知青中排前幾名。這時，手中就那麼幾百斤原糧、20多元錢，要維持一年的生活，對於從昆明走出校門，來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插隊落戶當農民，剛滿20歲的我來說，心中沒底了。但當時還沒有真正感受到當地農民生活的艱辛，以及在那個時代，束縛於那塊土地、指盼於那塊土地生存而產生的無望、困苦。當年分紅後寨子裡生活平平靜靜,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

翻過七零年，因爲要面對嚴酷的生活現實，整個知青羣基本收斂了到處遊玩的“野心”，絕大多數知青開始規規矩矩，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地投入到農業生產勞動之中，爲自己下一年的生計揮灑汗水，一定程度上端正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態度，與寨子裡傣族社員們的關係也比上一年更爲融洽，他們也近一步認可、接受了我們。

面對艱辛的生活，我們產生了許多想法:不知到這裡插隊落戶，長年的農業生產勞動何時是個頭，“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要到何年何月。而且年齡已經二十多歲，不由得不考慮一些已經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實際問題。老實說，多數知青並沒有紮根農村一輩子的心理準備和打算，總盼望着有招工回城的一天。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班六七個男生，飯後在一塊兒議論聊天，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形成一個非正式的約定:如果三年後不見招工調動，到瑞麗去上門，那兒水傣小卜少漂亮水靈，入贅做個上門女婿，了卻後半生。雖是玩笑之話，不一定當得了真，但也反應出那時大家的思想並不穩定，心中無底，也應該是當年一部分知青中的一種思潮。現在回想，倘若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一直像那樣下去，知青也到了結婚、生育的年齡，要成家，要建房，要立業，要面對許許多多實際的生活問題；昆明家中的父母也到了垂暮之年，身邊亟須有子女料理生活，照顧病體。

到那時，真不知道在知青羣中，在當地，甚或昆明，將會演繹出多少不可知、不可想象的事情，其中不乏鬧劇、悲劇，將會耗費掉無數的社會資本。誰也沒料到，下鄉兩年半的時候，政府開始對保山、德宏插隊的昆明知青招工回城，無形中化解了這一不可知，很有可能出現的危機。事後這樣分析，不算是聳人聽聞吧。

生活日復一日，轉眼到了七零年年底，糧食入庫後，社長又給我說:“今年你還是去幫着會計搞年終結算！”。我們知青羣這時明白了社長的用意，這麼做是讓知青也參與到社隊的管理工作之中，拿當時的話來說，應該叫作財務公開吧。這也應該是當年相關部門對知青工作的一個政策性安排。於是像六九年年底那樣，我又在會計的領導和指導下，在他家裡，兩人又是忙了整整三天，結算完畢後就發生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從那以後，幾十年來，每當想起這事，會計那滿臉淚痕，沙啞淒涼的哭聲和訴說，總在我眼前耳畔重現迴響，縈繞不散，難以忘懷。

民以食爲天，這是當年作爲知青，在邊疆農村的生活中，從書本到現實深切體會到的一個方面。農村的一切運作都圍繞着“糧食”這兩個字展開，什麼交公糧、賣餘糧、分口糧、社裡留足公益糧；廣播、報紙、文件宣傳的、講的都是什麼“手裡有糧，心裡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閒時吃稀，忙時吃幹，平時半稀半乾”等等有關糧食、吃飯的事。農民辛苦一年，最關注的事也是能分到多少口糧，其次纔是現金錢幣。

在當地，糧食也是一種變像的貨幣，在集市上，可以用糧食私下交換其他農副產品（那時不允許糧食私自上市交易），寨子裡有個紅白喜事，多數人沒有錢，都可以送米上門，以表示對事主家的一番心意。當年把我們接進寨子的政治社長，是個黨員，我理解是負責寨子裡政治思想工作的，大概是黨小組長之類吧，但實際上好像也沒做多少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分紅時卻還有一定的補貼。感覺那時政治掛帥，連一個小小的生產隊都要設立這麼一個職務。在接我們的路上，他說，頓興寨子的工分值（指十個工分）是三塊多，讓我們都喜滋滋的，結果年底分紅下來，落差很大，感覺很灰心，初次品嚐到了步入社會，獨立生活的艱辛。

知青下鄉插隊落戶，政府雖然做了宣傳動員，不見得當地民衆人人都能接受，二十幾個知青進到寨子，打破了村民們平日平靜的生活。在他們眼裡，一下子從省城來了那麼多個吃飯的，這些人幹活行不行尚不可知，到年底必然要攤薄他們分紅的這個“餅子”，民衆中肯定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和看法，暗地裡湧動着一種不穩定的思潮。無怪乎當年我們多數知青拼死拼活地賣力幹活，總有幾個村民不認同，橫挑鼻子豎挑眼，說我們是來“搶工分”的。

平時一起勞動，閒聊中聽他們說，現在栽衛生田了（指牛糞不下大田）。栽秧後也沒有認真組織安排勞力鏟埂、包埂、薅秧、除草，做中耕田間管理工作，而且水田沒有做到滿栽滿插，拋荒二三十畝。山地作物栽種粗放，花生、甘蔗、土瓜、菠蘿、香茅草栽種後管理也不到位，產量不高，影響副業收入。除了栽秧、收割大忙之際，平時出工懶懶散散，鋩鑼敲過三遍，才七前八後走出家門，慢慢走向田地，幹不了多會兒，又收工回家。

十月中旬開鐮收割，拋撒也大，糧食入庫前浪費在田裡不少，大家也不覺心疼。隱隱約約感覺好像沒有生產的熱情和積極性，大家都在“混工分”。七零年分紅以後，寨子裡一位專司放牛的老人上吊自殺，記憶中，好像就是會計的父親，大家心裡都不好受。十年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農村實施改革，說明了此前農村集體化吃大鍋飯的弊端，而知青下鄉也給當地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那時大家心中有一種朦朦朧朧的感覺，說不清道不明。

當年知青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插隊落戶，正值文革期間，經濟總體下滑，從社會基本層面上來說，我們去那兒，實際上並沒有爲當地社會、民衆創造了多大的經濟價值、社會財富，也談不上促進當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們通過勞動養活自己都很困難，辛苦一年下來僅僅掙夠了自己的口糧。社（隊）糧食總產、微乎其微的一點副業，都沒有顯現出知青的勞動價值。傣族是一個心地十分善良的民族，平日裡不會主動傷害旁人。說難聽點，我們是去當地民衆碗裡分食，給他們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難，而他們卻以博大無私的胸懷接納我們，教給我們生活、生產的基本常識，養活了我們，這纔是實實在在的再教育。

會計那天夜裡的痛哭，包含了許許多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內涵，有憤懣、有無望、有委屈、有無奈等等。寨子裡的社隊幹部，他們肩負着十分艱辛沉重的政治任務和生產任務，還有一百多人的生計，上面千條線，到他們這裡就是一根針，夾在上級和村民之間，矛盾都彙集在他們這裡，什麼苦都得吃，什麼氣都得受，身心俱疲。

他們還要做通社員的思想工作，接納我們，幫助我們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學習、學會自己養活自己。此前，六九年國慶節，社長英相，身穿新衣服(平日省吃儉用，一年才能添置一套)，喝醉酒，在牛糞堆上打滾，渾身弄得一塌糊塗，一聲聲傣語的哭訴我們也聽不懂，誰都勸阻不了，他的妻子告訴我們，他是在傾吐心中的苦水。我們看着、聽着，也很覺心酸和同情。他們身苦，心更苦。筆者自那以後，隨着年齡的增長和對社會、事物認識的深化，逐漸悟懂會計那一聲痛嚎和社長哭訴的含義。感覺我們知青當年有負於當地的民衆。

幾十年過去了，今天回憶起那時在邊疆農村的生活，百感交集，真該從心底對當年接納我們、養活我們的所有邊疆農村的親人們說一聲:謝謝你們！

1996年春節工作之便帶女兒回到頓興寨，與幾位村民合影，上圖自右向左 英相(社長) 甩相(副社長) 本人、本人的女兒、板相(會計，文中描述人物)、伢牟哏(當年最關心知青的村民之一)

作者：徐爾生 （昆明高中六八屆3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