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學建設的新起點

習近平主席在致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的賀信中指出：“古典文明羣星璀璨，不斷滋養和啓迪後世。兩千多年前，中國和希臘兩大文明在亞歐大陸兩端交相輝映，爲人類文明演進作出了奠基性貢獻。”習近平主席的賀信，高度肯定了中國與希臘兩大古典文明對於人類文明演進作出的奠定性貢獻，爲學術界深入開展中國古典文明與中國古典學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代經典支撐古代文明綿延發展

就此而言，中國作爲世界文明古國，當然有傳承自身文明的經典系統與解釋體系。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根植於中國歷史與中國實踐，在此基礎上總結提煉出來的符合中國歷史、迴應時代之問，並對未來發展有指導意義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習近平主席在賀信中明確提出的“中國古典文明”，是對中國古代文明概念的新概括。

相對於“古典”概念，中國文獻典籍裡，更多的說法是“經”或“經典”。在中國古代，經學是指孔子與儒家的經典之學。“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文心雕龍·宗經》）自孔子整理六經，設教弘文，開創儒家學派，三代以來長期積累的知識體系與教化體系得到了體系化的傳承。孔子生活的春秋後期，禮壞樂崩，孔子把他之前貴族的經典傳習下來，在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上的第一個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綿延了古代文脈。之後，漢代設太學，立五經博士，又使得儒家經典教育與官方意識形態、選官制度、社會治理等緊密聯繫在一起。先秦至秦漢社會的過渡與轉向，其價值樞紐就是儒家經典及其教化體系發揮了積極作用。孔子與六經被稱爲中國古典學的第一階段，或者說是中國古典學的內核。

從董仲舒開始，儒家的經典系統外延開始拓展。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學已經融入了陰陽家的思想學說，並結合當時的政治體制，試圖引入神道設教，建構國家宗教信仰體系。漢代的內政與外交，同時融攝道家、法家等諸子的學說。隨着漢代對外交往的拓展，以及漢代時期農耕民族與遊牧民族的軍事衝突，漢代文明形態已經包容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元素。漢代文明是以儒家文明或儒家經典爲價值系統支撐，以其他學說共同影響下的、區別於先秦文明的新形態。漢代的古典學可以視爲中國古典學發展的第二階段。

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國，南北朝時期獲得長足發展，唐代而極盛。佛教經典、佛教哲學、佛教藝術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唐代佛教中國化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以禪宗爲代表的中國佛教。唐代的文明形態又與漢代不同，增加了佛教等外來文化元素並與本土文明融合發展的新形態。到了宋代，中國化的佛教又對宋代新儒學產生了重要影響，使得儒家的經典解釋學向哲理化發展。如果不以佛教爲背景來研究朱熹與王陽明，我們就很難說清楚宋明時期儒學發展的新變化。加之宋元之際興起的全真教的新道教，唐宋元明時期的文明形態又是一變。融入了佛教等元素的中國古典學，發展到第三階段。

古代中國文明的演進，基本上是以儒學經典爲主幹的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雖有其他文明融入，但主幹與旁枝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變化。近代以來，在西方軍事優勢等壓制下，中國、印度等東方文明基本上都在武力上處於劣勢，並很快上升爲中西文明優劣的比較，進而產生對中國古代經典的質疑，甚至出現對線裝書和漢字的質疑，這是主流的普遍的想法。只有少數人保持着清醒的認識，堅持認爲中國文化自身傳統有着堅韌的生命力。整體來說，近代的中國古典學是西學視域下，被西學貶低、失去文化自信的時期，我們可以稱爲中國古典學的第四個階段。

文明有古今。一個文明形態自身的古今之變是逐步發展的，並根據時代需要不斷做出自身調整。文明有中西。中西文明是兩個不同的文明形態。值得注意的是，通過對中國自身文明形態演進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國文明演進之路，一直是以儒家經典與不同經典不斷開放包容與融合發展的經典體系爲核心的價值系統，一直秉持着連續性、包容性、創新性、統一性與和平性的特性。這種特性從世界文明視域中來看，是最爲獨特的。中國文明向東亞、東南亞等海外的傳播，也是一種溫和的文化漫遊。

由於思維方式的不同與語言的先天差異，西方文明與中國文明的關注點是不同的，因此纔有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中國傳統社會，孔子的影響最大，但是《老子》是被西方語言翻譯最多的中國經典，這說明西方社會更認同《老子》的哲學與言說方式。與老子在西方的高規格境遇不同，孔子曾被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誤解，甚至被貶低。正如黑格爾不瞭解孔子，中國近代的有些學者也不瞭解西方。只看到西方文明的物質發達，並沒有從內在的經典及其價值系統梳理西方文明的特質及其發展理路，遂把近代以來的中西問題轉化爲人類文明發展的古今問題，認爲西方文明代表人類未來的發展之路，西方的現代化就是現代化與文明形態，就是人類的共同發展模式。這種認識隨着中國學術在近代被學科化，使得傳統的中國學術形態被肢解，而日益凸顯出來。

古典學爲當代社會提供諸多啓示

近代以來的學科化，就是中國古典學研究的碎片化，從而導致對中國古典文明的研究受到遮蔽，直到今天，很多問題沒有說清楚。學術界研究的問題越來越細，甚至偏離研究主題或者社會現實。理論研究不能迴應現實需要，研究方法甚至還停留在以西釋中的地步。之所以造成這種局面，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沒有從中國學術形態本身，即沒有從中國古典學自身發展及其作爲價值體系支撐的中國古典文明出發，既脫離歷史，又脫離實踐。

習近平主席在賀信中強調：“中國積極致力於推動文明傳承發展，加強國際人文交流，促進全球文明對話，注重從不同文明中尋求智慧、汲取營養。”這就要求我們，研究中國學問不能僅僅侷限於中國的學問。視野打開之後，我們會發現，新的中國古典學視域中，既有側重倫理道德的儒家學說，又有側重道法自然的道家學說；既有先秦中國原始經典形成時期的璀璨思想，又有後世不斷綿延與轉化的發展。只有從古今歷史長時段與中西比較的大視野，纔可以發現，中國古典學及其蘊含的豐富智慧與思想，思維方式與實踐方式，一直對中國社會、中國文明發展發揮着作用，並始終對世界文明作出貢獻。同時，歷史上不同文明對中國文明的發展一直有着影響。人類文明的演進從來都是在交流中互相推動發展的。研究世界古典學，就是要從不同文明的獨特性與共通性兩個方面進行深入研究。不同國家地區的古典文明的獨特性是其特質，共通性是交流互鑑的基本前提。

中國文明的演進融入了其他文明的元素，中國古典學就不只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開幕式上宣佈在希臘雅典設立的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爲進一步研究中國古典學提供了世界舞臺，是進一步推進古典文明研究交流的重大舉措。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瓦列裡·彼得羅夫說，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重燃了人們對古典學的熱情，激發了人們對古典文化復興的熱切期待和實踐探索。劉小楓教授認爲，古典學從來就不是象牙塔裡的學問。古典學因其根源性才具有實踐性。中希古典學是中希古典（經典）之源、文明之源，同時，這種“源”通過“流”不斷地開枝散葉，不斷地融合發展，直至當下。當代世界與人類面臨的宗教、民族、政治等各種衝突，均可以從古典學中找到啓示。

習近平主席的賀信，爲新時代中國古典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建構指明瞭方向，是建構新時代中國古典學科的新起點，對於進一步加強中希古典學的研究與合作，“踐行全球文明倡議，攜手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各種挑戰，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院長、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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