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五一調休上12天，憑什麼英國只上4天？
有人假期調休哭天喊地，有人迎來彈性工作歡天喜地。
人類的悲歡真的不相通。
萬惡的資本主義！
前有清明3天假換6天調休。
後有五一5天假換12天調休。
雙休變單休，單休變無休，整個四月，都變成了單休月。
抱怨幾句，還要被“過來人”批評“不能吃苦”。
如果中國人都算不能吃苦，那正迎接彈性工作制的英國人呢？
4月6日，英國全境正式實行彈性工作制。
凡是工作26周及以上的員工，都可以根據這條最新彈性工作條例，申請選擇工作時長、工作地點、工作日期、工作開始和結束的時間。
企業老闆除非有充分理由，否則不得拒絕員工的申請，不然員工有權上訴。
政策一出，員工生活水平明顯升高。
不用通勤了，可以多陪伴家人了，不必忍受奇葩同事了，不時休個小長假，身體和心理都“欣欣向榮”了。
正爲調休咬牙切齒的中國網友，只能罵一句：萬惡的資本主義！
明明是一心看錢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人怎麼能忘記初心呢？
其實，一個國家工作制度，絕不是隨心所欲亂調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工作日的最高界限取決於兩點：
一是勞動力的身體界限，也就是打工人必須拿出一定的時間來休息、飲食以維持身體運轉。
二是勞動力的社會界限，即打工人必須拿出一定的時間，去滿足精神需求和社會需要。
咱的調休很可能是隻學習了第二點，選擇性忽略第一條。
因爲工作日的兩個界限有極大的彈性和變動餘地，歷史上纔會出現8小時、12小時等工作日時長。
英國在全面實行彈性工作制度前，就在2022年試行了四天工作制。
61家公司裡的2900名員工，在工資不變的情況下，每週只工作四天，發現他們比工作5天效率更高。
71%的人表示四天制的“工作倦怠”程度比以前低，39%的人壓力更小了，與往年同期相比，各企業的收入平均增長了35%，離職員工數也下降了 57%。
員工開心，企業賺錢，英國政府決定全國開展彈性工作。
受疫情時期影響，很多企業都被迫居家辦公。
不試不知道，一試才體會到居家辦公的香。
既能節省不必要的通勤時間，又提高了工作效率，還能兼顧家庭和生活。
疫情結束後，英國人都不想再回到公司上班了。71%的人更喜歡在家工作，58%的人認爲居家辦公更有效率，如果企業逼他們回辦公室，攢夠養老金的人寧願直接退休。
現在英國實行彈性工作制度，其實就是迎合疫情以來，勞動者習慣了居家辦公，不願意回辦公室的需求。
別看英國人過得好，其實全世界都正處於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逃不過。社會矛盾層出不窮，老齡化加重，勞動力短缺，失業率連連攀升。
英國實行縮短工作時間的“四天工作制”，本質是基於現實情況，希望通過改變工作方式，增加就業、提升消費、緩和社會矛盾。
憑什麼西方打工人那麼快樂？
大家不理解，爲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反而工作時間最短？
比如冰島、英國、澳大利亞、美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在嘗試“四天工作制”。
不排除是他們已經把能吃的苦吃過了。
就像英國18世紀的時候，不管男女，都是沒日沒夜地幹活，資本家連童工都不放過。
《霧都孤兒》裡， 童工的平均工作時間一天要12小時。
《摩登時代》中，在美國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工人查理每天掙扎在生產流水線上，以至於發瘋想要進入監獄躲避。
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壓根沒有工作時長的概念。
回顧歷史，西方國家每次對工作時間的縮短，往往是在經濟危機時期。
1926年，美國福特企業率先推行5天工作制，僅僅3年後，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經濟危機。美國學者雷布琴斯基指出：在美國讓兩天制週末得以落實的，並非利他主義或激進行動，而是爆發於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
爲了緩解失業、促進消費，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縮短工作時間。
1938年，美國國會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將最高工時限制爲每週44小時，1939 年降到 42小時，1940年再降到40小時。
可以看出，縮短工作時間，是西方國家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一種手段。
現在又因爲疫情、戰爭等不安定因素，全球經濟疲軟，社會矛盾不斷激化，歐美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已經達到了前所未見的水平。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4年至 2016年英國收入前10%家庭的財富，是後50%家庭財富總和的5倍。
一方面是技術和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生產出了越來越多的商品，但也造成越來越多人失業。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導致嚴重貧富分化，削弱了大家的消費能力。
一邊是無人購買的積壓商品，一邊又是失業低薪的打工人，還有經濟衰退、新冠疫情的客觀因素，生產和消費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顯。
而縮短上班時間，不僅能在有限的崗位上增加就業，還能增加大家的閒暇時間，帶動旅遊等消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經濟困境。
所以，不管是四天工作制，還是彈性工作制，本質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和企業，想要促進就業與消費，緩解經濟困境的一種措施。
上4休3，遙遙無期
既然資本主義國家都縮短工時了，那我們離四天工作制還遠嗎？
工人日報曾發表刊文說，現在定論四天工作制更好還爲時尚早。
從我國的國情和經濟發展來看，想要過上四天工作制的好日子，確實想得多了。
隨着生產力的不斷提高，工作時間的縮短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趨勢。
馬克思曾預言：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工作日就越能縮短。
但這個前提，還要看你技術進步、資本積累，以及物質財富的厚實程度。
發達國家掌握着科技研發、高端製造產業，我們依然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佔據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又迫切想要成爲全球第一大工業強國，這個目標一天達不到，咱們打工人就別想舒服。
說白了，家底殷實，才能想歇就歇。
我國在1995年，才確立了“標準工時制”，時間太晚，相比於歐美國家，人家是一步一個腳印縮短的工時，他們在推行四小時工作制前，實際的周工作時間已經少於“標準工時制”了。還在調休中掙扎的我們，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
彈性工作制咱也可以嘗試。
比如攜程旅行早在2010年，就嘗試了爲期9個月的客服人員居家辦公，結果發現，在家辦公的員工，不僅業績提升13%，離職率也降低了50%。
這需要企業決策者的支持，中國大部分企業還是奉行“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的996精神，讓個廁所，老闆都恨不得時刻盯着。
況且，四天工作制也不是完美無缺的。
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逐利永遠是資本的本性，目前“四天工作制”只是用來調和社會矛盾和國家經濟的工具，當社會不再需要它時，自然也就不復存在了。
而且讓那些教師、醫生等行業，常年在家工作也不現實。
比如新西蘭鼓勵企業每週四天工作制，乳製品行業就反對，因爲牛羊不會說它們只工作4天，然後休息3天的。
制度好不好，關鍵在於人。
我們也可以實行彈性辦公，但結局可能是：合法的24小時免費加班，隨叫隨到。
與其幻想少上一天班，不如好好落實連雙休都做不到的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