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現代國家的九個命題之四：特殊環境結出的果實

劉守剛/文 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動力蘊含於每一個國家自身；但是轉型的路徑和時機，各國的表現自然不同。上一篇在敘述西方向現代國家轉型時，似乎顯示出某種歷史必然性與一體性。可對巴林頓·摩爾（1913—2005）來說，這樣的看法是不妥當的，因爲西方的道路“只是特殊的歷史環境中結出的果實”，而且英國和法國的道路也是不一樣的。他說，“英國有利於自由事業的土地貴族和城市上層階級聯盟，對多數國家而言，是一種獨一無二的現象。從更宏觀的視野來看，這在人類歷史上恐怕只能發生一次”。

對摩爾這句話的解讀，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一，後發國家不必爲本國發展進程的落後感到焦慮，因爲英國的情況並不普遍；二，後發國家可以通過向先發國家學習而走上通向現代國家的道路，事實上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走向現代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向英國學習的結果。

那麼，英法兩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道路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特別是，英國到底有多麼特殊，以至於最終走上和平民主的發展道路？接下來我藉助於摩爾的名著《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的相關內容，來回答這樣的問題。

獨特的國情讓商業貿易成爲英國發展的強大動力

在全世界範圍內，英國率先成爲現代國家，並在相當程度上定義了今天我們所理解的現代國家的那些特徵：在經濟上實現工業化，在政治上實現民主化，在社會方面實現平等寬容等理念。有許多人認爲，英國是通過和平、公正、民主的程序來解決他們在政治經濟上的矛盾，並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摩爾說，這樣的說法中似乎存在着某種神秘但卻正確的內容，與其說完全說是一種神話，毋寧說具有部分的真理。不過，在他看來，英國18、19世紀確實經歷了和平民主的進程，但在17世紀還是發生了清教徒革命和國內戰爭，那究竟是什麼東西把暴力革命與和平改革階段銜接起來了呢？對此，他給出的答案是，重點在於農村中的階級尤其是土地貴族轉化起到了特殊的和重要的作用。

爲什麼這麼說呢？摩爾的主要觀點是，英國農村中的土地貴族比較早地捲入到商業化潮流中，這樣的商業氛圍有利於農村土地的商品化經營，也有利於土地貴族與城市中的市民階級、工業資產階級的共存與轉化，還有利於土地貴族形成的國會不斷地吸納資產階級的力量，最終英國在工業化的基礎上建成爲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和最早現代化的國家。

那麼，在英國農村爲什麼會有商業貿易的發展，以至於改造了土地貴族並使其成爲推動英國走向現代的強大動力？在《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一書不同的地方，摩爾陸續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來自英國地理環境方面的原因。就是說，英國溫和溼潤的氣候與優良的牧草，讓英國比較早地成爲優質羊毛的產地，到了中世紀晚期，英國成爲最大和最重要的優質羊毛產地。與意大利、荷蘭等國商人的羊毛以及羊毛製品交易，不僅影響了英國的城市，而且波及了農村，並特別地對農村造成更大的影響，最終影響到了政治。

第二，政治方面的原因。相對於大陸國家來說，英國的王權專制程度比較弱，始終沒有建立一個自己的強有力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結構，並通過它們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農村。至於英國的王權專制程度爲什麼比較弱，有許多學者分析過其中的原因。有一種意見強調，英國作爲島國具有特殊的優勢，即無需強大的陸軍來保衛國家，以至於國王沒有常備軍來用於鎮壓或貫徹自己的意志。

第三，觀念方面的原因。財產權利和經濟自由等觀念，比較早地成爲英國政治和社會的觀念。摩爾的看法是，在亞當·斯密提出這個觀點的很久以前，散居於英國鄉間的某些村民團體，就已經開始接受如下這種觀念：維護自身利益和經濟自由是人類社會的自然法則。這樣的觀念，後來發展爲資本主義社會的通行原則，那就是：個人運用私人財產來發財致富不應受任何限制，這樣通過市場的發展就能不斷地爲整體社會積累財富並帶來福利。

農村的變化在英國通向現代國家的進程中至關重要

由於上述原因，英國農村比較早地從羊毛貿易中發展出商業活動和商人力量，奠定了走向現代國家的基礎。對此，摩爾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農村的變化。

一方面，在農產品商品化的基礎上形成了土地商品化的進程。就是說，隨着糧食與羊毛成爲日益重要的商品，土地也不斷地從具有社會功能與統治義務的載體變成能產生利潤的資本品，資本主義勢力在內戰之前就已經長時間地滲透和大大地改造了農村。於是，土地市場繁榮，這表現爲土地買賣頻繁、地租費用上漲。尤其是隨着圈地運動不斷地深入，大批原先受傳統慣例支配但名義上屬於領主的土地，轉化爲私人可以全權處理的土地，土地成爲單純的商品，土地的私有產權制度也因此真正地形成。

另一方面，是農村土地貴族與自由民的變化。摩爾說，原來無法無天、專制暴虐的封建領主向地主轉化，而這裡的地主接近於機靈狡詐的商人，他們掠奪資源，看重功利和效益。換言之，原來因軍功受封並承擔軍事義務的封建貴族，逐漸變成了農業資產階級。事實上，不僅是封建領主或者說土地貴族在變化，在農村經營牧羊業、出售糧食商品的自由民（上層紳士和不甚富裕的農民），也擺脫了封建義務的束縛，拋棄了傳統農業的常規。他們參與圈地（通過蠶食方式侵吞荒地和公地），敢冒風險，善用新技術，努力提高土地經營效益。這些自由民，被摩爾贊爲英國曆史上的英雄。

摩爾強調，由於上述商品化進程的發展，英國的土地貴族相對於歐陸的土地貴族具有強烈的商品化色彩，不會成爲反對工業進步的貴族陣營。那些有影響力的土地貴族，要麼自己成爲資本主義商品化和工業化的先驅，要麼跟城市中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結盟，共同反對王權侵犯財產權（摩爾認爲內戰就是這樣爆發的），也因此獲得了相對於王權的勝利。摩爾說，雖然到了19世紀，英國的政治權力仍掌握在貴族和鄉紳、尤其是世襲的大財產擁有者手中（“核心人物恐怕不超過1200人”），但這樣的土地貴族本來就與商業原則相容而不會阻礙商品化進程，而且到了後來他們很大部分已經不再從事農業了，經濟基礎已經轉向工業和貿易方面。

在上述已獲得的成就基礎上，工商業資本家成爲強大的力量，並通過1832年及後來的歷次國會改革，獲得了權力。摩爾是這樣描述英國現代國家的到來的：“19世紀英國資本家掃除了內部阻礙貿易的障礙，確立了統一的法律制度，以及現代貨幣制度和其他工業化的必要條件。政治秩序開始合理化，現代型國家在不長的時間裡誕生了”。

由此摩爾斷言，17世紀的英國內戰與18、19世紀的和平成長，都與土地貴族的轉化相關，上層土地貴族並沒有遭受災難性的打擊，但懂得了必須限制自己的權利。摩爾強調說，英國的土地貴族與城市上層居民成爲攜手合作的典型，由此形成的聯盟產生於現代化進程的前期階段。這一聯盟至關重要，因爲土地貴族轉化並吸納城市資產階級，是英國現代國家能夠不斷和平穩定成長的保證。

國會成爲推動英國現代國家成長的重要力量

英國國會最初的出現，是中世紀貴族階級、自由農民、城市市民與王權鬥爭的結果。應該看到的是，在西方國家中類似於國會這樣的代議制機構，並非僅出現於英國。不過，英國的特殊性在於，由於缺乏一種建立在陸軍和官僚機構上的強有力的君主政體，議會民主制的發展相對於其他國家來說更爲容易。此外，由於“薔薇戰爭（1455—1485）”給土地貴族帶來了人爲的而非自然的浩劫，在國會之中代表平民的、基於選區和選舉（而非血統）產生的下議院，其地位逐漸壓倒了基於血統原則產生的貴族院。下議院代表性程度更高、民主色彩更強，這與其他國家基於血統原則誕生的代議機構發展並不相同。

在英國內戰推翻了反對圈地運動的國王之後，掌握真正權力的國會相當於一個巨大的“地主委員會”，併爲沉浸在商業化原則中的地主服務。國會基本上控制着圈地運動的進程，那些地主則依靠國會的力量完成圈地運動。雖然直至19世紀中葉，國會依然是土地資本家的工具，但並不是說國會的存在對於國家現代化進程來說不重要。國會的存在，意味着有一套新的可變通的制度建立了起來，它爲新生的社會力量提供了發表議論和提出要求的場所，國會也因此成爲代表不同利益的各黨派組織和平解決爭論和衝突的政治機構。因爲有英國國會這樣的機構存在並在法律和秩序的範圍內活動，再加上工業化過程的迅速發展（吸收失地農民與失業工人），所以在英國纔會出現改善窮人處境的法規和經濟形勢。最終，英國消解了圈地運動中農民的反抗和工業無產階級發起的憲章運動，贏得了在和平民主道路上發展的機會。

當然，除了國會之外，對英國而言，走向現代國家的進程還有一些其他有利的因素：（1）輿論的贊成，即公共輿論普遍地贊成減緩民衆苦難而不贊成使用武力；（2）上層的主動讓步，即上層土地所有者通過適當讓步避免慘重失敗；（3）領袖的作用，即有影響的領袖人物能夠準確及時地理解並把握問題的實質，並加以有效應對。

法國並不具備英國的條件

應該說朝向商品化和工業化的邁進，在16—17世紀的法國也是如此，特別是到18世紀的後20年中，法國大工業突然興盛起來。不過與英國相比，法國在這一過程中至少有三個方面的不同，這些不同註定了法國不能率先走向現代國家，而在相當程度上變成英國的追隨者和模仿者。

第一，在農村商業化進程中，法國的土地貴族在葡萄酒業中更多地採取榨取租金的方式，而不像英國土地貴族在羊毛業中採用獲取利潤的方式。像羊毛業一樣，法國的葡萄酒業也推進了法國社會的商品化進程。但是，摩爾發現，葡萄酒業以及葡萄種植對於法國商品化進程的拉動作用，遠遠不如羊毛業對英國商品化進程發揮的拉動作用。在英國，羊毛業促進了英國紡織工業的發展並帶來圈地運動，席捲了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推動了人們向土地與設備更多地投資，這樣貴族就從土地經營中獲取利潤。可是，葡萄酒生產的增長並沒有在農民中引起類似圈地運動這樣的變化，葡萄栽培勞動要求有大量的熟練農民勞動力，但對土地資本和設備資本的需求相對要小。因此，法國貴族缺乏像羊毛貿易這樣的經濟基礎，所以不可能推行英國那樣的政策。在糧食商品化的前提下，法國的土地貴族更多地依靠從土地中用租金的形式榨取農業剩餘，即通過向農民徵稅或收租來獲取收益。因此，跟英國土地貴族逐漸變成農業資本家甚至成爲工業資本家不同，法國貴族在農村的統治逐漸得到了鞏固和加強。法國那些在城市中賺了大錢的資產者，也沒有進一步地從工商業中獲取利潤，反而從貧困貴族手中購買土地，並進而獲得貴族爵位。他們獲取收益的方式也偏離了商品化的方向，不是依靠在市場上出售產品獲取利潤，而依賴農民繳納的租金。於是，法國的土地貴族試圖把農民作爲勞動力固定在土地上，以便從農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租金。因此，與英國相比，發生在法國農村的商品化進程並沒有削弱封建統治的基礎，也沒有摧毀封建統治的結構，它只起到了把新的生命注入到老朽的社會軀殼之中的作用。

其次，在法國是君主而非土地貴族成爲現代化的推動者。摩爾強調，英國王權一直比較弱勢，土地貴族纔是現代化的真正推動者。可在法國不是，法國的貴族特別是它的領導階層沒有衝破束縛獲得獨立性，反而成了國王的附屬物。貴族甚至在經濟上要仰賴國王的支持，而國王基本上靠稅收來榨取農民。在跟貴族的鬥爭中獲取勝利的王權，大力促進農村和城市融合，在理性、進步的旗幟下發起了圈地運動，並通過向城市資產階級下達武器和奢侈品的生產訂單，在促進城市工商業發展的同時也控制了資產階級和市鎮。正因如此，摩爾斷言，直到18世紀中葉左右，法國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主要靠王權推動。法國君主爲此時已顯示出某些獨立生命力的商業和工業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道路。由此在法國形成的城市工商業發展，跟英國相比造成了根本不同的政治和社會結果。

第三，在法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進程以及在法國革命中，農民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於農村商品化進程中的特殊性，法國並沒有經歷大規模的圈地運動，農民也沒有大規模地轉化爲城市工人，所以在法國既存在大的土地所有者（土地貴族），也存在大量的自由農民，而自由農對土地貴族主導的租金猛烈上漲（在王權專制幫助下貴族加深剝削）怨聲載道。法國的自由農或者上層農民，他們的身份不徹底：他們佔有着土地，但這些土地並不真正屬於他們，因爲在封建關係下，這些土地仍屬於大大小小的領主。因此，領主能夠強加給佔有土地的農民各種封建義務。於是這些農民對王權與貴族的舊統治強烈不滿，表現在1789年革命發生後，多數富裕農民成爲革命的主要力量，試圖打碎（而不是改善）這些國家機器。與此同時，貧困的或者無地的農民也有普遍的不滿，無地農民和貧苦農民都想得到一小塊土地，還希望維護對他們自身有益的那些農村公社的特殊風俗和習慣。而當這樣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時，他們就開始信仰激進的平均主義理論，並與城市中持有激進想法的無套褲漢合作，最終帶來了法國大革命的激進特徵。

小結

在總結有哪些因素促進了英國的現代國家進程時，摩爾列出了以下幾項：一個相對強大並且獨立的國會；建立在自身經濟基礎之上的商業和工業的利益；沒有嚴重的農民問題。顯然，除了我們通常重視的農村商品化和城市發展等經濟基礎外，英國國會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與此同時，摩爾也強調小農的消滅雖然結局悲慘，但這一結果對和平民主的發展過程有重大貢獻，其意義不亞於國會力量的加強，它使現代化能在英國順利進行，而不受巨大的反動保守勢力的干擾。

摩爾還特別強調了西方在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與農民的地位。他認爲，農業商品化所採取的形式與這種商品化本身同等重要。在英國，農業商品化充分改變了農村社會並將農民轉化爲工人，土地貴族通過賺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在法國，農村社會未受商品經濟觸動，農民大量聚集且日益仇視榨取租金的土地貴族。就這樣農民革命力量的增長，在法國通過重創貴族階級，開放了通向現代國家的道路。

（作者繫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文將收錄於作者即將出版的專著《何以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