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騰思潮》極權主義下的權力意志（邱泰達）
（中時資料照）
臺灣政局長期以來呈現兩黨對峙、兩種意識形態對抗的情形，兩黨之間常爲了獲得勝選而給對方扣帽子。當然在選戰中針對對方的意識形態去做攻擊是正常的狀態，但「賣臺」這種攻訐，在筆者看來實在不可思議。要知道，臺灣與大陸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政治體制上，臺灣自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後就正式踏入主權在民的時代，「民主自由」是臺灣最大價值與全民共識，這是不可挑戰的。所以任何一個政黨都不可能會有「賣臺」的想法，因爲把民主臺灣賣給極權統治的大陸這是違背全民意志的。會滿口罵人「賣臺」的人，只是把賣「臺當」帽子做選戰手段，肆意的去抹黑。
談到民主自由的價值。筆者會想起《無權勢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這本書是捷克第一位民選總統哈維爾(Václav Havel) 於1978年10月撰寫的一篇擴展性政治文本。許多年輕的臺灣人可能是第一次聽說「哈維爾」的名字，但事實上，哈維爾(Václav Havel)可以說是近代最傳奇的政治家之一，他是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的領導者、〈七七憲章〉的發起人之一，是促成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與和平移轉政權的推手，其一生爲了實現自我與所有人的自由本質而奔走努力。而《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是其最經典的作品，書中剖析了極權社會的統治邏輯，並探討反抗策略。
哈維爾對極權社會的統治情形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後極權主義」，在「後極權主義」的框架下每個人都在制度中生活，不管你是達官顯要還是平民百姓，在體制內，每個人都被困在國家管理工具的密集網絡中。在極權的社會裡每個人都得爲意識形態所服務，個人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在這種情況下全民皆處在政治宗教(Secular religion) 裡。而政治宗教最核心的標誌是政治的神聖化，所以掌控政治的黨就有如神聖不可侵犯的神靈。客觀來看，在極權社會中，一個人是失去自我的，因爲當你想以自身的思維來評斷某一價值時，對於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而言，你主觀上所要求的與國家相比是不足以相提並論的。你必須對國家或政黨絕對忠誠 (Absolute loyalty) ，當你持不同價值觀時可能會被驅逐、排斥、歧視、監禁、嚴重者遭致殺害。「善用生存壓力」的技術，是極權政權最常使用的手段，因爲在面臨生存壓力時你最好的辦法就是保持沉默，如此以來冷漠就成爲了平民百姓的保護色。而當冷漠成了一種積極的社會力量時，它就會產生嚴重的後果，因爲它會比恐懼更有力量。哈維爾在《Politics as Morality in Practice》一書中是這樣形容的:「它將許多人帶到投票站，去開會，成爲官方機構的會員。這個制度所享有的政治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僅僅是一種例行公事，一種習慣，一種無意識，一種懶惰，在其背後除了放棄什麼都沒有。參加誰也不相信的政治儀式是乏味的，在交易中一個人不會得到任何東西，但是也許會失去那種平靜的生活。」
哈維爾還舉了另一個例子「布拉格的蔬菜水果商」，蔬菜水果商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平凡不帶有威脅性的職業，但在極權社會的統治下每位攤商都得在店門口貼上「全世界工人聯合起來」的標誌，爲甚麼呢 ? 因爲這是一種政治上忠誠的表態，就如同上文所說你必須對黨與國家絕對忠誠(Absolute loyalty)。在民主社會裡水果攤販想貼標籤那是屬於個人的自由，不會有警察吃飽沒事做來找你麻煩，但在極權社會裡你的處境會變得危險，因爲不展示標誌就可能被視爲不忠，那你可能就會面對生存壓力。所以如此看來連貼標語如此簡單的小事，也成爲對政權的屈服和屈辱的象徵。這也暴露出極權社會中「生活意圖」與「制度意圖」之間的矛盾：人與國家之間是有矛盾的，但你仍然得遵從黨和國家的規定因爲你才能安寧和生存，想要「活在真實之中」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情。
極權制度就有如「戴着意識形態的手套」狠狠的掐住你的脖子讓你感到窒息，就有如失去自由的痛苦。在極權體制裡總是滲透着虛僞和謊言，明明是官僚統治卻要叫做人民政府，要無產階級起來鬥爭，卻在階級的名義下被奴役，動用軍警力量去碾壓人民叫做「權力掌握在人民手裡」，審查思想壓抑文化發展稱作百花齊放、沒有言論自由變成自由的最高形式，鬧劇式的選舉變成民主的最高階段，如此多荒謬的事實都是極權制度的本質。
探討完極權制度的本質，接着我們來討論如何反抗極權 ? 在筆者看來其中的關鍵是「異化」。人是可以異化的，因爲在人羣當中的確有些東西可以異化，產生異化的就是意識，這也是被壓迫者最後無法被壓迫的力量。當我們的意識轉變成爲追求存在時，這種精神狀態就能夠變成一種信仰。當你追求存在時你會會開始探尋生活、真理、道德以及事物的意義，你將擺脫極權制度下空虛、壓抑、恐懼的牢籠。你會有一種信心對於生命的本能抱持尊重，這將重新揭示壓迫者們與生活的關係，尋回一個真實性的社會，而在清楚自己的行爲與社會的關係時纔算真正具有自由意識。
而這羣異化者們（反對派）將與公民力量結合，與極權政府產生抗衡。異化者們處在良知以及存在的層次，堅持在真實中生活，基於責任感和信任感，異化者們需要互助合在極權社會的平行結構中獨立開闢出一個新的生活世界（哈維爾稱之爲「平行結構」)。這時擺在異化者們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條是「動態的反抗」，也就是武裝暴力革命。武裝暴力革命的始祖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強調，國家之所以能順利統治其背後依靠的是軍隊與警察，所以異化者們不能放棄武力，唯有保持武力才能在軍隊與警察的鎮壓前進行對抗，使領導國家的官僚集團們感到恐懼進而達成妥協。但在筆者看來，暴力革命也是另一種極端主義的展現，因爲這是一種對暴力的認可，從理性的分析來看，通過以暴制暴的方式而上位的異化者們持續使用暴力對民衆實施統治的機率是高的，整個社會最終可能淪爲史賓格派式的統治。所以相較起來筆者比較贊同「靜態的反抗」，它是一種存在主義式革命。異化者（反抗者）們應着重於社會啓蒙運動，等待社會意識的普遍覺醒。極權社會的統治根基看似無堅不摧但其實相當脆弱，如上文所述極權社會是利用生存壓力被迫使你存在於虛假的社會裡。所以，想要打倒極權社會最好的方式就是告訴羣衆：「你在謊言中生活」，也就是戳破他們所制定的假象。極權制度之所以能執行就是因爲他們將人們孤絕(loneliness)起來，使人們無法互相團結反抗，但他們忽略的是人與人之間連結是不可能被切斷的。
我很喜歡Hannah Arendt的形容：「極權社會就算能摧毀其政治行動的能力，但終究無法切斷人與人之間的所有連結，也無法觸及經驗與打造私領域世界乃至於思想的能力。」當我們把謊言與假象戳破時，人們普遍願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對於極權主義體制的荒誕形式展開全面性的反抗，而屆時極權社會則將會在瞬間土崩瓦解。
總結筆者對於極權主義的看法，筆者認爲極權主義是現代人類無法主宰自己命運的一個表象，極權主義的根源所反映的是失敗與退步。這是因爲生命應拒絕一致性與平均化，生命應該實現多樣性與永無止境的超越，保持對新事物的好奇，和對現狀的反叛。就像Martin Heidegger提出的「存有的意義」問題，生命的基礎是本真自我(authentic self)也因爲如此我們才存在着(seined)；而極權的本質就是對事物的多樣性、獨特性、超越性，抱持着不信任的態度，它有着對一致性、同一性，僵滯的癖好，若是人類屈服於極權下的普遍規律，那這就是死亡的時刻。
所以在瞭解自由民主的價值後，還會扣人「賣臺」帽子的人顯然是帶有私利的，這是爲了贏得選舉才提出的抹黑口號，臺灣社會已在1992年做出選擇（立法院與國民大會全面改選），現今再提只顯得自相矛盾。（作者爲政治大學學生、《新政評論》創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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