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陽光兒童村遭強拆，20年持續收養女犯子女及少年犯
（原標題：瀋陽陽光兒童村遭強拆，20年持續收養女犯子女及少年犯）
運行近20年的陽光兒童村被強制拆遷，付廣榮和她的“孩子們”命運何往？
編輯 | 魯偉
68歲的付廣榮又被稱作“付媽媽”。在1999年付廣榮將第一個孩子領回家以後，她就逐漸習慣了這個稱呼。付廣榮共有64個“孩子”，其中43個爲女殺人犯的孩子，21個爲出獄的少年犯。從2000年起，付廣榮和這些孩子共同生活在陽光兒童村——瀋陽市大東區榆林大街26-3號、一個依靠社會捐助維持的“家園”。
2020年11月6日，付廣榮和孩子們的家沒了，陽光兒童村被強行拆除。近日，《財經》記者在現場看到，陽光兒童村已是一片狼藉，只剩下滿地的建築垃圾。
11月22日，瀋陽大東區前進街道辦事處人士迴應《財經》記者稱，陽光兒童村租用集體土地建設，沒有在相關部門備案，屬無證房屋，經評估，該區域當前徵收補償價約600萬元，但兒童村提出4000萬元的補償要求，且要求進行異地安置，雙方最終沒有達成共識。
運行近20年的陽光兒童村已成歷史，付廣榮和她的“孩子們”命運何往？
是強拆，還是“協助搬家”？
周良是在陽光兒童村長大的孩子之一，他一直負責兒童村的日常管理，但現在已無事可做。“家沒有了，哪怕再給我們重建也沒有那個味道了，這個院子裡所有的東西都有我們的痕跡，那些樹都是我們一起種的，現在也都被砍了。”周良說。
據周良所述，11月6日那天自己沒什麼事，睡醒以後沒有急着起牀，正躺在牀上玩手機，突然發現正在充電的手機斷電了，他還沒反應過來，幾名男子已經衝進臥室將他帶出了房間。周良後來才意識到，應該是有人翻牆進了院子，隨後剪斷院門上的鎖鏈，給其他人開的門。
周良稱，自己被人帶到一輛車上時，身上只穿着睡衣和塑料拖鞋。一同被帶上車的還有兒童村一名志願者的孩子，他們的手機都被收走，只能眼睜睜看着三四臺挖掘機把自己住了20年的家夷爲平地。周良說，就連他去上廁所，都會有兩個人跟着。
拆遷持續了三天，付廣榮告訴《財經》記者，事發時還有6個孩子因在附近工作，居住在兒童村裡，被拆遷後自己和幾個孩子無處可住，後來經過他人協助溝通，兒童村所屬的大東區前進街道辦事處纔在附近一家酒店爲他們開了4個房間。
住進賓館時，7個人都沒什麼行李。周良身上不太合身的外套，是被困在車上時實在太冷，拆遷方工作人員給他的，其他的衣服和褲子則是兒童村裡其他的兄弟給他拿來的，貼身穿的睡衣和內衣，已經幾天沒有換洗過了。
11月12日，《財經》記者在現場看到，陽光兒童村只剩下建築垃圾，地上隨處可見一些破碎的照片、報紙、雜誌、書信。付廣榮酒店房間的桌子下面，有一個紙箱，裡面放的都是從廢墟中撿回去的殘破文件。“最讓我心疼的是我這麼多年積攢的書，還有全國各地的女犯給兒童村寫的1萬多封信。”
付廣榮告訴《財經》記者，起初她希望可以不拆兒童村，“這裡承載了很多孩子的回憶”，如非拆不可，她則希望拆遷方能爲兒童村擇址重建。然而從6月份接到拆遷通知起，她一直沒能和對方有效地溝通解決方案。“只有一次，他們來了兩個人，有個人坐下和我聊天，另外一個人拍了一張我們聊天的照片，但是也沒有確定處理方案。”
被強行拆遷的並不只有兒童村。
兒童村旁邊的食品廠和兒童村同一天被拆。老闆娘稱，之前和拆遷辦的人溝通過拆遷賠償的事，但是雙方未能達成一致。11月6日上午11點左右，拆遷辦的挖掘機挖倒了兒童村和食品廠之間的圍牆，“他們進來幾個人，把我和我老公拉出去了”，隨後食品廠被拆。
家在兒童村北邊的佟先生說，他家是在11月13日被拆的，“早上八九點鐘，來了幾個人到我們家通知要拆遷，我因老母親在，也不敢跟他們起衝突，就比較配合。”在此之前，佟先生在6月份時得知有拆遷的動向，11月12日，拆遷辦來了一個人與佟先生商談賠償一事，“我們家整個院子是一畝地，單住宅面積就有500多平方米，但是他們給的估價在六七十萬元，我肯定覺得低嘛。”
瀋陽市大東區委宣傳部工作人員告訴《財經》記者，此次拆遷是全市土地攻堅工作的一部分，土地具體用途目前不清楚。兒童村由前進街道辦事處會同相關部門予以拆除。
11月22日，大東區前進街道辦事處方面迴應《財經》記者稱，兒童村始建於2000年，佔地約7500平方米，房屋面積3868.34平方米。“反家庭暴力展覽館”位於兒童村內，館內有一些宣傳圖板及部分辦公桌椅。該土地爲大東區二臺子村集體土地。
前進街道辦事處方面稱，自徵收啓動後，徵收工作組與兒童村負責人有過多次協商，但因對方訴求過高，一直未達成補償共識。11月6日，爲保障徵收進度，徵收指揮部對兒童村進行“協助搬家”。當時，兒童村現場實際只有兩人，徵收人員對其進行了勸離，沒有扣留人員行爲，而且還爲兩人提供了大衣保暖，隨後對房屋進行拆除。後在付廣榮的要求下，徵收工作組協調賓館，妥善安排好企業人員食宿。
付廣榮則表示，早在2011年時，兒童村一帶便曾有一次動遷，“當年給兒童村的估價是500萬元左右，我說可以不要錢，給我們擇址重建就好，後來重新找了評估公司，按照擇址重建的標準，給出的估價是4000萬元，後來這邊就沒有拆了。”此次拆遷前期，拆遷辦的人前來與付廣榮商談賠償一事時，付廣榮將2011年的評估材料給了對方，纔有了要求賠償4000萬元的說法。在兒童村被拆之前，付廣榮提出兩個補償方案，一是由拆遷辦擇址重建兒童村，二是給予補償，“我自己再去找地方重建也行”。
兒童村這20年
付廣榮在廢墟中找到一封女犯寫給兒子的信。攝影/《財經》記者 劉經宇
1999年中秋節，時任遼寧省政府法制教育中心主任的付廣榮來到遼寧省女子監獄做報告，活動臨近結束的時候，一名叫黃華的女犯突然跪了下來，請求付廣榮幫她找到自己的孩子。
付廣榮瞭解以後得知，黃華長期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後來實在無法忍受殺死了丈夫。案發之前黃華已有一兒一女，她在入獄之前將孩子託付給了村中一位老人。“那個老人的兒子智力有問題，三四十歲了娶不到媳婦，當時黃華就跟老人說，請她幫忙照顧孩子，出獄後願意嫁給老人的兒子。”付廣榮回憶。
1999年中秋節後的第一個週末，付廣榮來到了黃華的老家，她到現在都清楚記得，當時不到5歲的圓圓坐在老人的門檻上，渾身髒兮兮的，穿着一件不合身的背心，右邊的肩帶斜掛在胳膊上，腳上的涼鞋看起來挺新，但是左腳的鞋跟卻被割掉了，走起路來一高一低。
老人告訴付廣榮，黃華的女兒已經丟了，應該是被人拐走了。因爲老人家境貧困，老伴生病，兒子智力不好，家裡連炕蓆都沒鋪，圓圓腳上穿的涼鞋，是老人採藥賣了點錢給孩子買的。付廣榮說，村子裡有孩子欺負圓圓，“說憑什麼你一個殺人犯的孩子能穿新鞋，便拿鐮刀把他一隻鞋的腳後跟割掉了”。
圓圓的遭遇令付廣榮感到心酸，便把圓圓帶回了瀋陽，本意是想把孩子送去孤兒院，卻被告知，因爲圓圓的母親還在，是有監護人的，因此不能被孤兒院接收。這讓付廣榮很不理解，“圓圓母親在監獄裡，無法行使監護權，他是事實上的孤兒。”
一來二去，付廣榮決定自己將圓圓撫養長大。沒過幾天，這個事蹟被刊登在了遼寧女子監獄的報紙上，隨後短短几天時間之內，付廣榮接到了幾十個女犯人從監獄打來的電話，都是希望她可以幫忙找找孩子。
爲此，付廣榮又重新回到女子監獄做了調研，結果令她吃驚，“在1100個左右女犯中，竟然有110人都是因爲無法忍受家庭暴力，將丈夫殺死了，比例是很驚人的。”
隨後付廣榮走訪一些女犯家庭，把一些條件確實困難的孩子接到瀋陽來撫養。在這個過程中，孫平、孫安姐弟倆的不幸遭遇，更促使付廣榮下定決心要去幫助這些孩子。
在孫平、孫安的媽媽入獄以後，奶奶自感無力撫養，便把兩個孩子交給親戚照顧，但是親戚一直對孫平、孫安的媽媽心懷怨恨，並遷怒於孩子。白天大人出去種地，早出晚歸，兩個孩子在家裡就一直餓着，姐姐孫平無法忍受這樣的生活，喝農藥自殺。
奶奶在得知這件事以後，無力責怪親戚，把孫安帶回了家，結果沒過多久，孫安夜裡一直哭，說肚子疼。“他們家那個位置，晚上是沒辦法帶孩子去縣城看病的，後來老太太從鄰居家借了一點糖，給孫安喝了糖水，看着孩子不哭了，就以爲沒事了，到第二天睡醒的時候，才發現孫安也已經死了。”付廣榮說，“我們去的時候，兩個孩子都已經埋在屋後山坡上，孩子的奶奶說，得把這倆孩子埋在看得見家的地方，孩子媽媽出獄以後，起碼要找得到孩子。”
時隔20年，付廣榮每每回憶起這件事，都忍不住掉眼淚。
回到瀋陽以後，付廣榮賣掉了自己在省政府大院的兩套住房和律所的辦公樓，還動用爲女兒準備的嫁妝，湊了100多萬元。後來，她以56.7萬元的價格，買下了兒童村所在的10畝地50年的使用權。在這塊地上，她建起了陽光兒童村。
不過，如今陷入糾紛的土地問題早在2000年時就已埋下伏筆。
付廣榮告訴《財經》記者，當時這塊地的位置，屬於瀋陽的郊區，土地性質是工業用地。“我們一直都沒有辦下來土地證，只有兒童村這棟樓有房產證，後續建起來的‘反家暴展覽館’，以及沒建好的第三棟樓都沒有房產證了。”
一份《廠區協議轉讓書》顯示，上述土地的轉讓方爲瀋陽市東陵區前進鄉二臺子農工商聯合公司（下稱“二臺子公司”）。該公司一名工作人員向《財經》記者確認，二臺子公司實際是由當年村裡的生產隊轉化而來，負責處理村子裡部分農業、工業經營、土地事宜等。
協議書提到，甲方（二臺子公司）幫助乙方（付廣榮）辦理國有土地使用證，辦理費用由乙方支付，在土地證沒辦理完畢以前乙方可以使用土地。付廣榮稱，後來二臺子公司的人通知她，因爲政策問題，這塊地的土地證未能辦理。對於付廣榮的說法，截至發稿，《財經》記者未能獲得相關方的更多回應。
兒童村被拆遷後，拆遷一事備受公益界、法律界關注，北京市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才亮和律師李仁杰爲付廣榮提供了法律援助。李仁杰告訴《財經》記者，分別針對“徵收決定合法性”和“違法強拆及賠償”，他們已經提起了兩起訴訟。11月26日，他們收到瀋陽市中級人民法院通知，兩起訴訟都已被受理。
據李仁杰介紹，如果被遷人的土地和房屋證件齊全，那麼拆遷方需要按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以不得低於市場價的原則對被拆遷方給予補償。
李仁杰認爲，因爲陽光兒童村缺乏完善證件，所以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按照法律規定，應當由縣級以上政府履行調查、認定程序，確定是否補償以及如何補償。“沒有任何法律手續的強拆肯定是違法的。無論是集體土地還是國有土地，達不成協議的情況下，想要實施強制拆遷，必須經法院裁定。”李仁杰說。
“付媽媽”的新願望
2000年下半年，陽光兒童村初步建成時，第一批24個孤兒已經入住。到2001年冬天，兒童村裡一共住進了43個女殺人犯的孩子，付廣榮和她的陽光兒童村光環繞身，很多公益人士和法學界的專家學者都很認可其價值。
2002年時，遼寧省政府還將兒童村設爲遼寧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付廣榮也在兒童村後面蓋起了第二棟樓，其中的一層便是“反家庭暴力展覽館”，展館裡主要展示多年來各地的服刑女犯爲付廣榮寫來的信，還有兒童村內許多孩子的故事，以此來呼籲大家關注家庭暴力。
但與此同時，也有質疑的聲音出現。2004年，多家媒體質疑陽光兒童村的賬目管理存在漏洞等問題。
針對外界的質疑，付廣榮堅稱，“我經歷過組織審查，沒有經濟問題。”時任東陵區審計局副局長喬士林向《財經》記者證實，當年審計局成立了工作小組，歷時一週，從銀行、賬目到捐款進行了審計，未發現付廣榮存在經濟問題。
在兒童村的志願者文哥看來，當年的兒童村成立時間尚短，運作和賬目管理上難免會有不成熟的地方，“我們做事要看結果，最終這些捐款和物資，都是用在了兒童村上面，是幫助了這些孩子們，這是最重要的”。
也有人曾質疑付廣榮經常會帶孩子們，利用公益的名義去結識一些名人。而文哥認爲，這是付廣榮的英雄情結，“她很崇拜英雄，有一些有名的專家學者之類的，她都喜歡去認識一下。”對此，付廣榮則強調，自己希望可以邀請這些成功人士來到兒童村，爲村裡的孩子們開講座，“把他們經驗分享給孩子們，讓孩子們近距離接觸到一些更好的思想”。
2005年，遼寧省政府在關於孤兒認定的條款中加入了“父母服刑期間，尚沒有確定監護人的未成年人，比照享受孤兒的待遇”。看到這個條款後，付廣榮鬆了一口氣，“兒童村的歷史使命完成了。”
隨後幾年時間裡，付廣榮找到國內多位法學界的學者、專家，呼籲國家層面完善孤兒管理條例。
2016年6月16日，國務院頒佈《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提出：“對於服刑人員的缺少監護人的未成年子女，執行機關應當爲其委託親屬或民政部門設立的兒童福利機構、救助保護機構監護提供幫助。”
2019年，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檢等12個部門聯合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要求，進一步聚焦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羣體，建立和完善基本生活、醫療康復、教育資助救助、監護責任落實等相關措施，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幫扶救助工作。除了父母重病、重殘等情形。同時，明確將服刑在押、強制隔離戒毒、被執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人員的子女納入保障範圍。
此後，付廣榮把注意力轉移到了重刑犯的高牆外延續教育上。在她的幫助下，一些出獄的重刑刑滿釋放人員參與成立了“媽媽送你去天國”的殯葬連鎖門店，這些刑釋人員擔任入殮師，提供爲死者淨身、化妝、穿戴壽衣、出殯等服務。付廣榮稱，她看到很多刑釋人員就業難，往往又缺乏專業知識，“但是他們對死亡也許會看得淡一些”，因此有了從事殯葬行業的念頭。這一舉措也得到了法學界很多專家學者的支持。
付廣榮還會幫助這些刑釋人員舉辦婚禮，每次的婚禮上都會邀請一些專家、學者和志願者來參加。付廣榮希望，能幫助刑釋人員重拾信心，更有底氣融入社會。
（應受訪者要求，周良、孫全、文哥、黃華、圓圓爲化名）
此前報道：43名女囚子女見證：20年，遼寧反家暴館完成使命
“曾經世界上某一個角落，從來不曾有過快樂……那天世界上多了一個村落，那裡到處充滿歡樂……”當趙立偉再次哼起兒童村的村歌，“陽光兒童村”已經不再是雀躍之地。挖掘機在瀋陽東郊轟鳴了三天三夜，伴隨他長大成人的兒童村和反家暴展覽館，在城鎮化的大潮中被夷爲平地，只剩滿地磚礫。
20年前，時任遼寧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的付廣榮不顧家人反對，陸續收養包括趙立偉在內的43名女囚子女。她自籌資金買下瀋陽大東區前進鄉的十畝土地，建起“陽光兒童村”，她也被孩子們親切地稱爲“老孃”。在政府部門的支持下，以這些孩子生活爲背景的遼寧省反家庭暴力展覽館在兒童村掛牌成立。
20年後，兒童村的43個孩子大都已經結婚生子，他們走出兒童村，擁有各自的人生。爲救助更多的“失依兒童”，付廣榮呼籲通過立法，讓沒有監護人的在押服刑人員子女享受孤兒待遇。
2019年7月，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檢等12部門聯合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明確將服刑在押、強制隔離戒毒、被執行其它限制人身自由措施人員的未成年子女納入事實孤兒保障範圍。如今，68歲的付廣榮實現了推動立法的願望，但兒童村的歷史使命隨着拆遷宣告結束。
母親殺了父親
“以前這個位置是兒童村的主樓，後面緊挨着這個位置是展覽館，再後面是鍋爐房，中間隔着小時候種的一些銀杏樹和桃樹。”儘管眼前已是一片廢墟，但對於在這裡生活了20年的趙立偉來說，兒童村的一切彷彿歷歷在目。
他已經36歲了，是最早一批來到兒童村的孩子，也是所有孩子當中年齡最大的。1997年，他的母親因遭受家庭暴力，將父親殺死，後被法院判處12年監禁。
在趙立偉的記憶裡，父母總有吵不完的架，吵急眼了就動手，“具體爲啥事也不知道，兩個人動不動就撕起來，到第二天，倆人又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
事發這天，正在讀初一的趙立偉心裡總覺得哪裡不得勁兒，他不想去上學，就在外面閒蕩了一上午。臨近中午，他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遇到母親帶着妹妹往村外走，他問母親“去幹啥”，母親說“沒事，我帶着你妹去鎮上”。
回到家後，他才發現父親人已經不行了。趙立偉把叔叔喊來幫忙，兩人借了一輛“四輪子”將人拉到鎮上的醫院。大夫一看人不行了，最後連醫院的大門也沒讓他們進去。
派出所又找他問了一些問題，諸如爸媽平時是不是經常打架，他這才意識到是母親把父親殺了。從派出所出來，趙立偉腦子一片空白，他說，自己當時就像失憶了一樣，感覺沒着沒落的，不知道跟妹妹該回哪去。
除爺爺奶奶，趙立偉家裡還有兩個叔、三個姑，後來全家人經過商量，決定把兄妹倆分別送到兩個叔家寄養。問題隨之而來，趙立偉已經到了能夠幫忙下地幹活的年紀，而妹妹尚需要有人照顧，因此兩家都不願接納妹妹。爺爺奶奶眼看着沒有辦法，兄妹倆也不想分開，只好把他們留在自家的黃泥房裡，四人相依爲命。
在沒有父母照顧的日子裡，兄妹倆主要靠爺爺的一點退休金和幾畝承包地收入勉強過活，由於缺少經濟來源，不僅日子過得艱難，且爲了供妹妹繼續讀書，趙立偉只能被迫輟學。
轉機出現在一年多之後，從小沒出過鎮子的兄妹倆被人從農村接到瀋陽，儘管一開始他們並不清楚目的地是哪，要去見什麼人，甚至這趟旅行對他們以後的人生意味着什麼，但第一次坐火車的經歷讓這對兄妹覺得既新鮮又開心。
“當時只記得家裡要送我們去一個孤兒院之類的地方，得先從鳳城坐火車去瀋陽，出了火車站我們第一次見到接站的‘老孃’。”趙立偉回憶道，這趟旅行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就像對一隻井底之蛙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瀋陽這地方老大了，到了之後有點蒙圈了，一邊興奮，一邊哪都不敢去。”
建一個“家”
改變趙立偉兄妹人生的“老孃”，是時任遼寧省法制教育中心主任付廣榮。在此之前，她曾做過老師、律師和廠長，後來又從司法廳法律顧問處牽頭成立了律師事務所，致力於反家暴法律援助。
趙立偉的母親殺人後，母親一方的親屬找到付廣榮替她辯護。在得知付廣榮曾經收養過女囚子女後，趙立偉的母親便在獄中託囑，希望她也能把自己的孩子撫養長大。付廣榮答應下來，隨後向當地監獄管理局提出，一定要把趙立偉兄妹倆接到瀋陽來，她要給這些孩子建一個“家”。
類似這樣的託囑，付廣榮此前收到過不只一次。1999年中秋節前夕，付廣榮到遼寧省女子監獄進行幫教活動，活動結束後，一個叫黃豔華的女囚突然拉住她哀求，自己進監獄之前曾拋下一兒一女，不知道他們現在人在何方，是否有人照料，希望她能幫忙找到。付廣榮伸出援手，自此，越來越多的女囚犯開始寫信請她幫忙尋找孩子。
付廣榮回憶道，在一次女子監獄召開的座談會上，當她談及這些沒有着落的孩子時，17名女犯在屋裡哭作一團，紛紛希望付廣榮能替她們把兒女養大成人，有的還當場提供了自己孩子的照片和住址。
這引起了付廣榮的關注，在對1100名服刑女犯調查後，她發現其中110多人是因不堪忍受家庭暴力殺死、殺傷丈夫而服刑，而在這110多人中，有60多人的兒女長期無人照管。
另據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結果顯示：截至2005年年底，我國監獄服刑的156萬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員近46萬人，佔押犯總數的30％左右，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逾60萬。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即使喪失父親，但母親還在世的，並不構成孤兒的條件，不在國家的保障範圍之內。因此即便尋到了，也無法向民政部門或孤兒院申請救助。付廣榮決定給這些孩子建造一個“兒童村”，並希望藉此推動立法，讓所有在押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得到保障。
1999年底，在家人的反對聲中，付廣榮變賣了律師事務所和省政府大院內的住宅，又花60萬元從東郊的前進鄉買下十畝工業用地。她的愛人很不理解，認爲就算她把整個家賣了，也填不滿這個無底洞。但付廣榮覺得，自己認準的事就一定要做下去。
在她的表述裡，建立兒童村的設想曾得到時任遼寧省委書記郭峰的支持，之所以選擇建在瀋陽東郊，也是聽取了郭峰的建議，“那裡有小學和中學，有醫院，附近還有車站”。爲此，郭峰還當即給土地部門和電力部門的領導打電話，請他們爲兒童村建設給予支持。
2000年9月19日，“陽光兒童村”正式掛牌成立。在當地司法機關的幫助下，包括趙立偉兄妹在內，43名女囚子女先後被收留，孩子稱呼付廣榮爲“付媽媽”。
監獄管理局給付廣榮安排了一輛警車，女子監獄負責提供可收養的孩子信息，她拿着名單和照片到各地尋找這些孩子。每到一戶人家，她會安慰家人把孩子放心交給她，“到了瀋陽能唸書，吃住也都挺好的，將來到了18歲，能念大學就供着，念不了就給他們找份工作”。
“只要是監獄提供的名單，我全部都接收了。尤其是一些在外面乞討流浪的，能多收一個就多收一個。”付廣榮說，在收養的43個孩子中，除了名單上的孩子，她還主動向監獄提出申請將她法律援助過的女囚子女帶到兒童村，另外也有看到媒體報道後慕名將孩子送來的。
2001年中秋節，付廣榮第一次帶着孩子來到女子監獄，分別多年的母子在獄中相見。在瀋陽市委組織部拍攝的一段視頻資料中，監獄方特地安排了“找媽媽”的活動，指引5歲的“小家園”認出了自己的媽媽，隨後所有孩子一齊涌向各自的媽媽，瞬間抱着哭作一團。
如果表現良好，女犯子女有機會被送往兒童村撫養，這逐漸成爲女子監獄鼓勵她們改過自新的一項不成文政策。
時任遼寧省女子監獄副監獄長白靜坤錶示，兒童村這些孩子的母親剛入監之後，得知孩子可能流離失所，在監內改造的情緒很煩躁，而且非常惦記孩子。“自從付廣榮將她們的孩子接到兒童村後，爲她們解決了後顧之憂，樹立了改造信心，且大部分囚犯表現突出還因此減了刑。”
付廣榮和孩子們。翻拍 立法
兒童村開始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愛心人士的捐助，一度成爲當地媒體爭相宣傳報道的焦點。
“大家一聽說收養的是女殺人犯的孩子，就都想來看看，有好心的志願者，也有獵奇的人。剛成立的時候印象很深的一次是，有個企業家過來，給孩子們一人買了一個新羽絨服，孩子們等不及就都穿上了，把他們高興壞了。”付廣榮回憶道。
初到兒童村的日子，趙立偉重新進入當地一所初中學習，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生活條件的改善。他說，以前在爺爺家，冬天只能吃些酸菜和白菜，等到過年可能都吃不上豬肉，到了兒童村之後，平時有米飯饅頭，每兩個月保證能殺一頭豬，有時還吃雞肉魚肉。
在趙立偉的記憶裡，“付媽媽”總是對他們噓寒問暖，教育他們好好學習，將來要報答那些幫助過他們的人和自己的母親。但也有因爲貪玩叛逆，一些孩子惹過“付媽媽”生氣，那幾年瀋陽剛有網吧，有的孩子偷偷出去通宵上網打遊戲，後來被付廣榮發現了就是一頓說教，她實在氣不過了，就照着他們後背拍幾下。
孩子們平時也會想媽媽，藉助“付媽媽”和監獄方開闢的“綠色通道”，每到過年過節，他們就有機會到監獄搞聯歡，跟母親團聚。
付廣榮一邊與43個孩子同吃同住，一邊開始通過各種方式推動立法。2002年5月，遼寧省委宣傳部、司法廳、教育廳及團省委聯合發佈《關於建立遼寧省法制道德教育基地的決定》，提出“兒童村是東北地區首家個人收養因家庭暴力犯罪而流散到社會的兒童慈善機構，以兒童村爲載體，建設一個全省的法制道德教育基地已爲必要”。
2002年5月，遼寧省委宣傳部等四部門決定，以兒童村爲載體，建設一個全省的法制道德教育基地。攝影：牛其昌
界面新聞注意到，在該法制道德教育基地的組織架構方面，由付廣榮擔任主任，基地顧問、副主任等均由時任遼寧省委宣傳部、省教育廳、團省委、省司法廳的主要領導幹部擔任。在政府的背書下，遼寧省反家庭暴力展覽館很快便在兒童村內破土動工，並於2003年正式對外開放。
“裡面展示的都是我們的真實經歷，幾乎每個孩子都有一塊展板，上面有我們的照片和各自的故事，爲了讓人們瞭解家庭暴力帶來的苦難。”趙立偉介紹說，直到拆遷之前，展覽館每年都會接待大量前來參觀的人，不僅有政府機關、企業、學校、媒體，還有國外的公益人士。
按照付廣榮的表述，反家暴展覽館填補了遼寧省、全中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展館領域的一個空白，最多時一天曾接待4000名參觀者，共計有400萬人次前來參觀。
藉助兒童村和反家暴展覽館的社會效應，付廣榮上書遼寧省人大，建議補充地方法規條文，在法院判父母刑的時候，把沒有監護人的子女，用司法建議的形式把他們委託鄉村、街道一級政府監管。與此同時，她致信全國人大，建議對沒有監護人的在押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比照孤兒享受相應的待遇。
在遼寧省社科院的一份信息專報中提到，2005年8月，遼寧省政府在關於孤兒認定的條款中加入“父母服刑期間，尚沒有確定監護人的未成年人，比照享受孤兒的待遇”，自此扭轉了事實孤兒沒有生存依託的事實。
付廣榮回憶，有一段時間她每個月要去兩次北京，找法學泰斗和知名公益人士簽字，希望幫助一起呼籲借鑑遼寧省的孤兒認定條款，使其在全國範圍推開。登門拜訪時，她的手裡總會拿着一本專訪過她的中組部雜誌，以此讓對方瞭解她和兒童村的經歷。
曾專訪過付廣榮的雜誌。
2016年6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發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困境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提出：“對於服刑人員的缺少監護人的未成年子女，執行機關應當爲其委託親屬或民政部門設立的兒童福利機構、救助保護機構監護提供幫助。”
2019年7月，民政部、最高法、最高檢等12部門聯合出臺《關於進一步加強事實無人撫養兒童保障工作的意見》，明確將服刑在押、強制隔離戒毒、被執行其它限制人身自由措施人員的未成年子女納入事實孤兒保障範圍。
質疑
隨着付廣榮推動立法的願望初步實現，兒童村實際自2005年起便不再接收新的“孤兒”。
撫養43個孩子是一筆鉅額開銷，付廣榮曾經計算過，一年開支至少六七十萬元。“這還不算外界捐贈的米麪。冬天燒鍋爐需要花十萬八萬的，不僅要買煤，還要僱專業師傅燒鍋爐。包括輔導孩子功課的大學生，保姆，廚師，加起來一共僱了6個人，所有工資都是我開。”
錢從哪來？付廣榮直言，做公益，沒有一點智慧是幹不了的。
2006年，兒童村成立了遼寧省特殊孤兒創業培訓基地，隨後開辦了“付媽媽蛋糕坊”。 攝影：牛其昌
2006年，兒童村成立了遼寧省特殊孤兒創業培訓基地，隨後開辦了“付媽媽蛋糕坊”，請師傅教孩子們做蛋糕的手藝，並交給成年的孩子負責打理店鋪。“付媽媽蛋糕坊”的經營模式跟一般的蛋糕店不太一樣，她說，只需要幫忙策劃一下就能把別的店一年的錢賺出來。
有一年中秋節，付廣榮索性問孩子們，“你們誰能一天賣出去兩萬斤月餅，我就獎勵他50萬塊錢”。孩子們一聽愣住了，都覺得不可能。
其實付廣榮的心裡早有方案，她瞭解到瀋陽某大學裡有兩萬多名農村大學生，中秋節大都無法回家團聚，於是打算策劃一場“中秋佳節企業家進校送月餅”的活動。她先是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學校領導，得到了師生的一致歡迎，隨後又來到遼寧省關工委，希望政府牽頭帶領企業家看望農村大學生。她強調，活動不需要政府出一分錢，只需要領導出面講幾句話，最後再給企業家們頒發證書即可，屆時還會邀請遼寧電視臺進行宣傳報道。
就這樣，企業家們在蛋糕店訂購了兩萬斤月餅，隨後運送到學校。在活動現場，企業家在主席臺上站了一排，他們微笑面對攝像鏡頭，依次接過政府領導頒發的榮譽證書。兒童村是活動中收穫最大的，按照每斤月餅售價100元計算，這一單便有200萬元入賬。付廣榮認爲，自己只是幫蛋糕店策劃了一個活動，各方都是自願參加，無可非議。
但實際上，外界針對付廣榮的質疑由來已久。2004年，國內多家媒體以揭開“付媽媽的慈善假面”爲主題，質疑付廣榮在“陽光兒童村”項目中牟利。衆多質疑聲中，社會捐款去向不明是挖掘的重點，此外還提到付廣榮經常帶領孩子們到處走穴參加活動，用孩子的眼淚賺取捐款。
付廣榮曾去當地民政部門尋求幫助，有負責人私下對她拍桌子，稱沒有人逼着她做這些，認爲付廣榮創辦兒童村的行爲是在“整他”，因爲這顯得民政部門沒有幹活，是在給社會抹黑。
“當你做好事的時候，人們往往會質疑，爲什麼偏偏是你來做，爲什麼不是別人，你到底是圖什麼。媒體一宣傳，人們就會認爲這是圖名；企業一捐東西，人們就會認爲這人從中貪了不少。”十幾年後，當再次談起當年的質疑聲時，付廣榮說，那是兒童村過得最困難的一段日子，基本就沒有志願者和企業再過來。
巨大的輿論壓力也引起了政府的關注。時任瀋陽市東陵區審計局副局長喬士林曾經參與調查付廣榮的賬目問題，如今已經退休的他對界面新聞記者證實，當年出現這些負面報道後，市裡面也很着急，宣傳部部長要求對兒童村進行調查。但經過一週調查，他們並未從銀行賬戶、各種捐款中發現任何問題，也不存在賬目不清的情況。
“比如我家孩子有病了，花多少錢可以幫我去醫院交醫藥費，孩子要念書可以幫我到學校交學費，但我從不經手這些錢。”付廣榮在接受採訪時多次向記者強調，自己是律師出身，不想出一點差錯，捐款的錢她從來不要，只收糧食、衣物等物資。
這次風波讓付廣榮變得更加謹慎，憑藉社會上的交際，兒童村缺什麼，她就告訴大家需要什麼，絕不提錢。每年臘月二十七，她會向顧問團隊公佈賬目。
跟國內其他撫養孤兒的愛心機構相比，付廣榮認爲自己的出發點不同，她只想藉此推動立法，待這些孩子被納入國家保障範圍就放手，“不像一些機構，明明國家可以接管這些孩子了，還要一直維持着。”
“如果當初有問題，肯定發展不到今天。”喬士林說道。
成家
當24歲的王天源再次回到兒童村時，付廣榮站在臺階上望去，滿眼都是他7歲來時的樣子。
2000年，初到兒童村的王天源穿一件黃色衣服站在臺階下，一邊有個白色的補丁，另一邊有個黑色的補丁，身上還繫了一根草繩，渾身散發着難聞的味道。當兒童村的老師準備給他換衣服時，他大喊“錢！錢！”後來才發現是臨走時，有個好心人在他兜裡留了兩塊錢。
2017年五一期間，王天源研究生畢業，他打算帶着未婚妻回兒童村看望“付媽媽”。快到樓下時，王天源打電話再三囑咐，希望她能跟自己小時候來時那樣，站在臺階上面等他。
王天源如今長得高大魁梧，畢業後在一家知名軟件公司工作，媳婦人長得也漂亮，他們走進院子，便跪在付廣榮面前磕頭。
王天源對付廣榮和未婚妻說，“我的人生中有三個最重要的女人，第一個是我的媽媽，她給了我生命，在把爸爸殺死後，讓我在外面過了兩年要飯的生活；第二個是付媽媽，她改變了我人生的軌跡；第三個是我的未婚妻，她讓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付廣榮感動地說不上話，便哭了起來。
如今，兒童村的43個孩子中，31個孩子已經結婚成家，還有了14個“二代”。他們紛紛走出兒童村，擁有了各自的人生，但也有像趙立偉一樣，婚後留在付廣榮身邊的孩子，日常負責打理兒童村的工作。
直到現在，付廣榮的微信頭像還是趙立偉結婚時的一張合影。照片上共有兩對新人，四個人都兒童村的孩子，付廣榮一手挽着一個新娘，笑得很開心。
趙立偉比妻子大4歲，用他的話來說，兩個人是日久生情，他們在兒童村一起長大，長大後又一起去飯店打工，生活上一直互相照顧。
然而付廣榮卻堅決反對他們在一起，她曾經公開對孩子們說，大家都沒有父親，都出自破碎的家庭，兩家人的家庭背景都不好，結婚之後日子會過得很辛苦。儘管付廣榮總說自己是個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但她希望孩子們認清社會的現實，多跟外面的社會交流，哪怕不找出身最好的，也起碼是找一個擁有完整家庭的對象。
趙立偉終究沒有聽付媽媽的話，他跟妻子後來放棄打工，一起在外嘗試過各種創業，賣過涼皮、手抓餅，在夜市擺攤賣過鞋，經營過扎氣球，還曾拿着付廣榮給他們的安家費開過小賣店，但全部賠了錢。他時常懷疑自己，爲什麼走的全是彎路。
付廣榮也意識到，自己不可能將他們拆散，最終還是在兒童村替他們辦了一場風光的婚禮，並給了他們兩萬元安家費。趙立偉回憶起結婚時的場面，“來了好多人，比別人有爸媽的辦的都強”。
多次嘗試創業失敗後，趙立偉聽從了付廣榮的話，回到兒童村當“館長”，負責展覽館的日常接待，“老孃”一個月給他開3000塊錢工資。他說，這主要是因爲有了孩子之後，自己的“膽子”更小了，不敢再賠了。
趙立偉的女兒如今已經上二年級，讓他欣慰的是，女兒學習成績特別好，一年級時考了全班第一，二年級又考了全班第二。他說自己很幸運，夫妻倆都沒文化，平時也不會輔導孩子功課，全是靠孩子自己爭氣。
2020年11月，在世界反家庭暴力日來臨之際，兒童村和反家庭暴力展覽館在大東區的拆遷改造中變成了一片廢墟，尚未結婚的幾個孩子不得不離開這裡。付廣榮原本打算今年在這裡舉辦一個世界反家暴論壇，但她不解，偌大的瀋陽怎麼就容不下這十畝地。
兒童村和反家暴館被拆遷的消息，很快引發網絡關注。得知反家暴展覽館被拆，曾參觀過這裡的一位法學界專家感到惋惜，一項公益慈善事業，雖然建築消失了，到頭來也無法在原生地繼續給世人展現其風彩，但仍然給人們留下一種不可磨滅的精神和不老的傳奇故事。
她又一次強調，自己是個活在精神世界中的人，對於拆遷沒有太多想法，她說可以將兒童村捐給政府，最好再能給她立個雕像，希望人們能夠記得，這裡曾經有一位“付媽媽”，收養過43名女犯的孩子，推動了立法。
趙立偉失去了“館長”的職位，他知道自己必須打起精神，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需要他繼續走完。
（爲保護當事人隱私，文中“王天源”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