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疫情面前 警惕制度自信的反噬（韓和元）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引發恐慌，不少民衆19日前往設在萬華區青草廣場的快篩站採檢，化學兵爲站內的醫護人員全身消毒。（範揚光攝）
近日臺灣疫情升溫，特別是雙北確診數目拉高，成了重災區。臺灣「防疫優等生」的美譽，也開始受到外界普遍質疑。那麼，問題來了，臺灣的疫情爲何會「突然」失控？原因何在？CNN的解釋是因臺灣太過自滿。
CNN的這一解釋，讓我不禁的想起了2020年2月21日南韓《東亞日報》刊發的一篇評論文章來。在這篇題爲《曾經在2000年代》的文章裡，作者這樣寫道：「（面對疫情）被歸類爲『動員型政治體制』的兩國（中國大陸及朝鮮），採取了不同的應對方式，但實際上都源於一個核心共同點。那就是缺失或缺乏自由言論、弱者的聲音傳達給權力層的言路。」
文章認爲，疫情之所以在武漢一度失控，關鍵在於言論不自由、信息不透明。其言外之意是，只要是南韓這樣的政治體制，疫情絕然不會失控。因爲南韓有着自由的言論、透明的信息，各界的聲音可有效的傳達給權力層。
《東亞日報》的這一觀點就獲得了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積極響應。在2020年2月的一篇文章中，該刊通過「數據」分析，發現民主國家因新冠病毒導致的死亡率更低。爲此，《經濟學人》給出了與南韓《東亞日報》相似的解釋：「民主」政體的信息可自由地流動，公衆可對問題公開探討，能督促政府及時調整疫情策略。
但事實呢？就在《曾經在2000年代》一文的作者申錫昊，撰寫那篇評論文章的幾乎同時，疫情已經在南韓的大邱地區如野火般蔓燒。歐美諸國也有着自由的言論、透明的信息，但無補於事。如大家所見的，疫情從去年三月便在歐美世界徹底失控。如今臺灣又復如此。
原因有二：一則正是這種制度自信，帶來的往往是傲慢——我們有着自由的言論、透明的信息，公衆可對問題公開探討，能督促政府及時調整疫情策略，怎麼可能讓疫情失控呢？而傲慢的必然是漠視（歐美屬於此類）、必然是自滿（臺灣是此類的典型）。
二則是在疫情中暴露出來的民主政制本身的缺陷。就如何防範和應對疫情，中國-世界衛生組織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聯合考察報告，則在第四章建議部分，一再提及各國應立即（針對有輸入性病例或疫情暴發國家）或做好隨時啓動（針對尚未受疫情影響的國家）最高級別應急響應機制，以確保各級政府和全社會採取所有必要的非藥物性干預措施，以阻斷疫情傳播。
而所謂的非藥物性干預措施主要包括：開展積極主動監測，迅速發現並立即診斷、隔離病例，嚴格追蹤並隔離密切接觸者，引導民衆理解並接受上述措施。此外還包括，實施停止羣體性活動、延長假期、延遲開學、靈活復工、錯峰出行，必要時甚至可關閉受疫情影響城市的通道。簡而言之就是，爲阻斷疫情傳播，實施非藥物性干預措施時，人們的行動自由將大受影響。
根據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說法，「自由這個詞的正確含義，就是沒有外界障礙的狀態」。美國著名小說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在其長篇小說《人性的枷鎖》（Of human bondage）一書裡指出，人生有兩寶，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行動自由。具體到行動自由，其關注的焦點是行動，一個人的行動是不是自由的，就在於他能不能夠做其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
而在實施非藥物性干預措施期間，人們上街、出行、乃至進行政治集會這類羣體性集會活動……都會爲之受限。這時，爲控制疫情所實施的非藥物性干預措施，就成了阻礙人們行動自由的外界障礙；這時，防疫措施與公民的自由，醫學正確與政治正確，便處於一種矛盾和衝突的狀態。
從過去一年多的表現來看，歐美國家的人們，確實很難將上述舉措，理解爲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手段，其目的是旨在於儘快控制疫情，恢復社會經濟秩序，從而確保他們的人身權利，讓他們真正享有自由的措施。人們更願意將其理解爲，這是對其公民權利的冒犯和剝奪。也正是基於此，我們便常能在媒體裡見到美國民衆、法國民衆、德國民衆爲了捍衛自由，而走上街頭。
結果是，於民主政體國家而言，固然有着自由的言論、透明的信息，公衆也確實可對問題予以公開探討。但實踐證實，在現實中，這套體制也並不能如理論模型所設定的那樣，可督促政府並及時的調整疫情策略。事實恰好相反，很多時候正是這套體制，制約了政府及時的調整防疫策略。
譬如2020年11月19日德國通過《感染保護法》修正案，旨在完善防疫限制措施的法律框架。修正案將一長串包括強制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限制出行、關閉營業場所等具體防疫措施，都寫入了德國現行的《感染保護法》中。但此舉引發德國民衆不滿，數萬人走上街頭，高唱德國的國歌，這些示威者聚集在勃蘭登堡門附近，試圖衝進會議大樓，中斷立法進程。
這也再次證實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錯的，歷史顯然遠未終結，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一種制度是完美的。事實上，歷史也不可能終結，也不可能有一種完美的制度，它將始終處於一種適應性變動中，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府的最高級形態並不存在。因而，無論是哪國、哪種制度（自然也包括中國大陸），最好不要自滿、自大，更不要搞所謂的制度自信。而應是以一種謙卑的心態，承認路漫漫其修遠，我們還需繼續探索、繼續前行。否則疫情或者其他突發事件，分分鐘教你重新做人。（作者爲廣東省生產力學會副會長，廣州大學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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