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大政府vs小政府：哪種情況民衆更快樂？
本站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樂
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秘密。
我們以前討論過市場的功能與政府的功能，但還有這兩者的相對大小的問題，包括政府支出應該多少等問題。多數經濟學者，尤其是比較右傾的芝加哥學派，認爲應該實行“大社會、小政府”的原則，除了保護產權與提供市場不能提供的必要公共物品，政府的管制與支出，越小越好。
這種觀點大致基於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私人支出是用自己的錢，人們會自己節約；政府支出是用公家的錢，會有很多浪費與沒有效率的地方，政府越管越糟糕，像張維迎說的，政府無論怎樣做，都不能做好。第二，政府支出的錢來自稅收，而稅收除了行政成本，還有經濟學者更加重視的扭曲人們的選擇的，或打擊人們生產激勵的超額成本。徵稅100億元，對經濟造成的成本不是100億元，而是130億元，約有30%的超額成本。
這兩個原因，雖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卻有許多經濟學者忽視的許多其他因素，大致超額抵消上述兩個因素，使許多情形，是恰當地增加公共支出，更能夠增加人們的快樂。現在，我們要討論一些造成私人消費的無效性的因素。下一兩篇文章，我們會討論爲何經濟學者高估公共支出的成本，與一些不但沒有超額成本，反而有負的超額成本，或有超額利益，甚至完全沒有成本的稅收。徵稅100億元，對經濟造成的成本不是130億元，而是低於100億元，甚至是0元。
不能否認，在溫飽與小康之前，尤其是在衣食住行等必需品上，足夠的消費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夠提高人們的快樂水平的。不過，在溫飽與小康之後，大致而言，尤其是在整個社會的層面，更多的私人消費，並不能夠明顯地增加快樂。既然快樂纔是最終目的，如果私人消費已經不能增加快樂。減少私人消費的公共支出，也許用金錢來衡量是昂貴的，但是用快樂來衡量卻很划算。因爲快樂，而不是金錢，纔是我們生活的終極目標，用金錢而不是快樂來衡量公共支出的作用，過高地估計了其最終的成本。(關於在轉型中的國家公共支出與快樂的正關係，見Perovic& Golem 2010。)
爲何人們依然追逐金錢？私人消費的無效率
如果更多的收入不能提高快樂，爲何人們依然忙碌於對金錢的追逐？這可以用以下各種原因來解釋：（a）環境破壞效應，（b）相對收入或相對消費效應，（c）對適應效應估計不足，關於這點我們以前已經討論過（d）非理性物質偏見。前兩者是是衆所周知的並且和現有的經濟學一致，但是並沒有被大多數經濟學者充分強調。後兩者則需要對經濟學進行拓展，使之超越現有的生產和偏好框架（對此，Ng 2003嘗試性地提出了一個簡單的分析）
對大多數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消費過程，會通過投入使用而直接或間接地對環境產生嚴重的破壞（包括不同形式的污染、堵塞、亂砍亂伐等）。理想的狀態應該是，根據對這些環境破壞效應所帶來社會成本的估計而徵收相應的稅款。然而這一點大體上來講這沒有做到，至少做的還不夠充分。儘管許多國家，包括中國，都制定了關於環境保護的法規，但從全球水平來看，由於環境破壞具有的重要的全球性特徵，國家性的措施明顯不足。生產與消費對環境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於是，個人的理性導致了過度的消費和生產。
相對收入效應
相對收入（個人收入相對於他人的收入）的重要性早就毋庸質疑，並且從Rae(1834) 和Veblen（1899）到Frank（1999）一直被經濟學者們討論着。然而，最近的研究揭示了相對地位（相對於絕對地位）的重要性甚至達到了一種令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難以致信的程度。例如，學者發現，收入對快樂僅具有微弱影響，而收入的比較卻對快樂具有更加重要的影響（如：Clark和Oswald 1996）。另一個例子是關於衛生保健領域的。人們可能會預期相對地位的重要性在這一領域是很小的，而絕對地位的重要性則佔據上風。但是，即使是在衛生保健方面，相對地位也比絕對地位更爲重要（Wilkinson 1997）。那些相對較窮的人，儘管具有更高的絕對收入和更好的醫療保健，其健康狀況卻比絕對收入較低但是相對收入較高的人更差[1]。
對於個人而言，收入的增加會同時提高她的絕對收入和相對收入水平。因此，收入的增加會被看作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孩子的朋友或同學都有昂貴的生日禮物，你也不得不給你的孩子也買一個昂貴的。如果你的朋友們都擁有了豪華的汽車，你對自己那輛普通汽車的滿意度就會下降。因此，個人的最優化再一次導致了過度的消費與生產。
相對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對它的追求可能會達到一種非理性的程度，可以用生物學的進化論來解釋。在動物羣體（直到人類的近親智人）中，處於最高地位的雄性擁有和羣體中所有適齡雌性交配的機會。由於相互競爭，你要獲得能夠與異性交配的機會，單單優秀還不夠，還要能夠勝過對方。
過度的物質主義傾向
大多數人們都知道動物，例如老鼠、松鼠、螞蟻和蜜蜂等，會本能地儲存食物。顯然，食物的儲存提高了動物生存和繁殖的適應性，因爲它降低了死於飢餓的概率。類似地，人類也有着這種與生俱來的儲物本能。在現代商業社會中，這體現爲人們對金錢不知厭倦的追求，甚至犧牲了對快樂更爲重要的東西，例如友誼、家庭和自由，而達到了減低人們福祉的程度。雖然人類的確是地球上最理性的生物，但是我們仍然並不是完全理性的，部分是因爲設計（在遺傳基因上）實現完全理性的成本過高，部分則是因爲進化主要取決於物種的適生性而非其福祉（Ng, 1995, 1996）。
我們是在一個以消費爲導向的社會中成長的。在這種社會中，商業廣告無時不在，無所不在，激勵着我們去消費更多的商品和服務。很多廣告活動不但造成過度的消費，更給人們帶來了不快樂。正如某大型商業機構的一個最高層管理者所承認的那樣，“我們的工作就是讓婦女們對其所擁有的感到不快樂”（引用自Walsh & Gillespie 1990, 第5頁）。之所以存在過度的着重消費的傾向，是因爲人們只能通過賣出商品或服務來獲取利潤，而不是通過出售閒暇或快樂。我們的累積本能和商業廣告結合在一起，從而創造出一種強烈的過度物質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進一步和相對消費效應相結合，最終導致過度的消費。
我們在下一星期要討論經濟學者對公共支出的成本的過高估計。徵收一百億元的收入或消費稅，對經濟造成的負擔是多少？讀者們，你們有什麼看法嗎？
文獻
Clark, A. E., & Oswald, A. J. (1996).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income. Journal of publiceconomics, 61(3), 359-381.
FRANK, R. H. (1999). LuxuryFever: Why Money Fails to Satisfy in an Era of Excess. New York: The FreePress.
NG, Yew-Kwang (1995).Towards welfare biolog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andsuffering, Biology and Philosophy,10: 255-285.
NG, Yew-Kwang (1996).Complex niches favour rational species. Journalof Theoretical Biology, 179: 303–311.
NG, Yew-Kwang (2003).From preference to happiness: Towards a more complete welfare economics.SocialChoice and Welfare,20(2): 307-350.
PEROVIC, Lena M. &GOLEM, Sivia(2010). Investigating macroeconomic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intransitioncountries: How important i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Eastern EuropeanEconomics,48(4): 59–75.
RAE, J. (1834). New Principlesof Political Economy. Reprinted as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of Capital:Being a Complete Reprint of the New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905,The Macmillan Company.
TREMBLAY, L. &SCHULTS, W. (1999). Relative reward preference in primate orbitofrontal cortex.Nature, 398: 704–708.
VEBLEN, T. (1899). The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acmillan.
WALSH, D. &GILLESPIE, A. (1990). Designer Kids: Consumerism and Competition: When Is ItAll Too Much? Minneapolis, MN: Deaconess Press.
WATANABE, M. (1999).Neurobiology: Attraction is relative not absolute. Nature 398: 661–663.
WILKINSON, R. G. (1997). Health inequalities: Relative or absolutematerial standards?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14 (22): 591–595.
[1]關於偏好相對性的神經學上的直接證據，請參考Tremblay和Schultz(1999)，以及Watanabe (1999).
往期回顧：
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爲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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