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運動」的餘波盪漾

1924年，胡適（左三）與徐志摩（左二）、蔣夢麟（右一）出遊。（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提供）

胡適（1891-1962），攝於1960年，69歲，時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聯經出版提供）

1930年代以後，有些文人進入政府體制，雖有報國情懷，卻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政海傾軋中浮沉，喪失理想；更大多數文人論政而不參政，與權力中心若即若離，在政治勢力的夾縫間單打獨鬥，最終怎能不頭破血流而以失敗收場？

在近現代中國（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報刊環境中，「報人報國」的「國家想像」如何落實或落空？在文人論政的歷史脈絡下，自由主義如何獲得理解的？本文準備從七個問題勾勒各篇章的旨趣，建立其內在聯繫。這七個問題是：（1）自由主義及其商榷，兼及美國「進步運動」的影響；（2）報人的實踐與困境；（3）民族與民主的矛盾；（4）延安黨報範式的建立；（5）報刊與政權遞嬗的關係；（6）歷史研究、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的關係；和（7）報刊的公共領域在哪裡？最後我希望把《報人報國》與《文人論政》姊妹篇連成一氣，建立有機的聯繫。

「自由主義」及其商榷

近現代中國報人最關注的問題，歷來是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而以個人的權利與義務爲次。民族與民主的辯證關係暫留後再論。現在涉及的，是中國報刊對於自外引進的「自由」與「民主」兩個概念，語意混淆，歧義叢生。桑兵教授警告，「自由」（liberty或freedom）一詞於19世紀上半葉從日文迻譯過來時，未曾深究背後的來源，以致到了中國變成濫用詞，連革命、專制都可以用「自由」來包裝。同盟會的分支「自由黨」提出民生主義，便有社會主義的色彩。民初政局混亂，黨派林立，報紙互相攻擊對方，完全沒有道德規範，表面看似自由，其實任意妄爲。當時言論自由沒有保障；自由的背後應該是責任，即使言論自由獲得制度的保障，也未必保證人們會有負責任的自由言論。王泛森提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想模糊、附會、飄忽不定，當時左右夾雜，不是非黑即白，也不互相排斥。毛澤東早年閱讀的書刊左右並存；蔣介石在五四時期也閱讀《新青年》、《新潮》，而且想遊學歐美；傅斯年曾在《新潮》介紹過俄國的社會革命；羅家倫念北大時，和李大釗過從甚密，主張俄國革命是最新的思想潮流，即將成爲世界潮流。即以毛澤東而論，青年時期是無政府主義者，五四時期敬仰胡適（毛對斯諾說的），成爲政治領袖以後又有幾次變化，自嘲上過「綠林大學」，晚年更自稱是「秦始皇加史達林」。

高力克教授以個案分析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哥大四傑」。胡適從政權的批評者，轉爲體制內的諍言者，終於和國民政府溫和合作；九一八事變以後，蔣廷黻於1936年入閣，「論」而優則仕；羅隆基熱衷實際政治，後來接受了拉斯基（Harold Laski）的費邊社理論，加入國社黨和民主同盟，最後更走向了反對派；而徐志摩選擇遠離政治，獨自走上文學的道路。留美歸國學人也許相信自由主義的抽象理念，但總懷疑它是否適合當時的中國。鐘鼎山林，人各有志，哥大畢業生各走各的陽關道，這是自然不過的事。高教授所刻畫的正是留美知識人心路歷程及其政治道路的幾個典型。知識人在個人自由與國家重建的矛盾中煎熬，左右搖擺，忽左忽右。倒不是他們騎牆，也不是沒有主見，而是任何思想的發展必然需要一個過程；各種主義一窩蜂涌入中國，思想界對這些新生事物一知半解，根本來不及消化，更遑論達成共識。

咄咄書生 空有理想

章清教授追溯「中國自由主義」的命名，最早原是被政敵所戴的一頂帽子，頗有貶義，後來才逐漸爲知識人所接受。所謂「自由知識分子」，立場籠統而分歧：有人根本不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也不以爲然；有人開始不肯認同這個身分，隨着時勢變化纔開始慢慢接受；有些「自由主義者」甚至有條件接受獨裁專制。胡適的《努力週報》和梁啓超的研究繫有齟齬，但研究系和梁啓超自以爲是「自由主義者」。即連「胡適派」的成員，有的是無政府主義者，不完全是自由主義者。丁文江同胡適一起辦《努力週報》（1922-1923）和《獨立評論》（1932-1937），但他原屬於研究系的，和胡適立場未必完全一致。羅隆基、聞一多和梁實秋這些清華校友，自美回國後，一起參加以胡適爲首的《新月》（1928-1932），但他們在美國留學期間發起的「大江會」（1923）卻信奉國家主義。後來梁實秋轉入自由主義的陣營，羅隆基卻加入國家社會黨，轉民主同盟。抗戰後期，西南聯大許多英美派學者紛紛左傾，聞一多尤屬激進，他們算不算是「自由主義者」？衡量誰是「自由主義者」，如果從自我認定的角度，可能與「後設」概念的解釋大相徑庭。至於陳寅恪浩嘆「最不自由是文人」，又當別解。總之，標籤貼得這麼亂，令人不禁想起法國大革命的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義以行！」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半是書齋型精英，咄咄書生，空有理想，只能紙上談兵，既沒有組織力，也沒有行動力，在整個中國茫茫人海中不啻是孤島；不論從出身、教育背景和關注的問題來說，他們和社會底層幾乎完全是脫節的。但他們背腹受敵，布爾什維克者罵他們保守，保守派罵他們激進。1930年代以後，有些文人進入政府體制，雖有報國情懷，卻未必有政治手腕，有的在政海傾軋中浮沉，喪失理想；更大多數文人論政而不參政，與權力中心若即若離，在政治勢力的夾縫中單打獨鬥，最終怎能不頭破血流而以失敗收場？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