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憲政改革的實踐──袁世凱不斷破壞制憲（十）

袁世凱於十月十日當選爲正式總統後，其破壞制憲的意圖越來越明顯，汪榮寶與憲法起草委員保持着一致意見，決定加快制憲進程。

關於定孔教爲國教的爭論，體現的是在現代憲法框架下將儒家思想制度化的方式，這必將與信仰自由等民主原則有所衝突，使多數憲法委員感到若定孔教爲國教即違反憲法的精神。汪榮寶採取折衷方案，避開宗教信仰自由問題的爭執，使得多數議員能夠達成共識，促成通過該案。

汪榮寶之所以提倡和支持孔教入憲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會原因的。從思想上來看，他作爲富有保守情懷的知識份子，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潤，對傳統文化抱有難以割捨的情愫。隨着近代中國的政治、法律制度的變革，原來與政治體制融爲一體的制度化的儒家文化，逐漸失去了其固有的支持，尤其是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儒家文化的傳播管道、儒家文化和權力之間的關聯被割斷，造成儒家思想「魂不附體」的狀況。爲重新找回儒家文化的價值，他竭力支持孔教入憲，以使儒家文化迴歸到人們的思想和生活中。

私心自用干預制憲

從社會現實上看，民國初期社會秩序混亂，國民信仰出現真空，亟需一種能夠統攝社會各階層的思想理論。汪榮寶認識到儒家文化的價值系統對整合社會及規範國人行爲具有制約作用，這是一種強大的、無形的道德維繫力量。因此，他試圖仿效西方啓蒙運動之後政教分離的方式，將儒家宗教化，使儒學作爲人生的向度，以約束國人的道德和規範社會秩序。現在，我們再回頭審視陳煥章、康有爲、汪榮寶等一批知識份子的觀點，不得不承認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獨特思考和理解：正是擔憂傳統文化的命運，正是看到當時社會缺少信仰無序的危險，正是預測到掙脫出文化制約的人們可能會演變成崇尚武力的惡魔，他們才重視儒家文化的保存和延續，堅持將孔教寫入憲法，明定爲國教。而民國後的歷史發展也證明了他們觀點的合理性。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某種程度上置議會超越政府的地位，這與袁世凱的初衷相違背，袁氏即有心干涉制憲。「二次革命」的驟發提供了藉口，他首先派軍警逮捕褚輔成、張我華、趙世鈺、劉恩格四位國民黨憲法起草委員，隨後又採取要求增修《臨時約法》、直接派人干涉制憲、拉攏軟化憲法委員、指使各省都督和民政長官反對憲法等種種手段，破壞憲法的順利制定。

袁世凱的肆意干涉讓作爲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汪榮寶警覺起來，他敏銳地意識到臨時大總統有意破壞新的民主制度，倘若不加抵制恐有大逆之可能。他和憲法委員一起不畏壓力，抵制袁氏的破壞活動，堅持按照民主共和精神起草憲法。在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中，針對以上被袁世凱逮捕的四名起草員的資格問題，委員長湯漪提出褚、張、趙、劉四委員已缺席五次，請假七次，照相關規則應解職另補。汪榮寶則當即反對，他認爲規則中所定的是「無故缺席」方可解職，而四位委員明明有故，不得到會，故萬萬不可解職。其他委員均表贊同。

當袁世凱諮文要求修改《臨時約法》時，汪榮寶和其他憲法委員一致稱：憲法即將制定頒佈，約法即當廢止，現在修改約法無異於畫蛇添足，拒絕修約要求。爲對抗由袁世凱親信樑士詒聯絡組織的公民黨，憲法起草委員會內進步黨、國民黨、共和黨等黨派彼此協商，於十月十二日組建了新的政黨「民憲黨」。

該黨的宗旨是：「羣策羣力，以相結合，以貫徹民主精神，厲行立憲政治爲宗旨。對於國家負忠誠之義務，如有搖撼民主國體者，則竭力維持之、保護之。對於政治先培養國力，而繼之發揚國光。政府而有逸出憲政之常規，吾黨則認爲之爲公敵，不爲阿諛，亦不專爲攻擊爲事，務以公平之態度，爲完密之監督。」

決定加快制憲進程

當時進步黨的李國珍、丁世嶧、劉崇佑、藍公武等，共和黨的黃雲鵬、汪彭年等，國民黨的張耀曾、谷鍾秀和湯漪等均加入了該黨。自民憲黨成立後，憲法起草委員會中有半數成員列名其下，結果使國民黨、進步黨兩黨所佔委員數大爲減少。對進步黨而言，其對於擁護該黨主張的已幾無衝鋒陷陣之人，在憲法委員會中，「發言有章，足以動聽者，惟汪榮寶一人耳。」

袁世凱於十月十日當選爲正式總統後，其破壞制憲的意圖越來越明顯，汪榮寶與憲法起草委員保持着一致意見，決定加快制憲進程，從十月十四日起憲法開始二讀，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連續開會審議憲法。十月二十七日，全會對第八十四條國會委員會問題再次進行議決，委員們均堅持設置，並在討論時將「委員」二字刪除，議定「惟國務員得到議院發言」，以避免政府對憲法的干預。

二讀完畢後，汪榮寶和其他四位起草員又爭分奪秒地撰寫條文，到十月三十日晚七時，將憲法條文整理完竣。十月三十一日，憲法委員會舉行三讀，通過憲法草案。（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