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旺書房／《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時報出版）
2018年11月24日，民衆在九合一選舉合併10案公投將選票投至票箱。（本報系資料照片）
新書簡介
一張選票價值幾何？
«二十一世紀的民主，正走在耗竭的道路上！
當金錢成爲政治舞臺上的要角，民主儼然成爲少數人的遊戲。我們的民主制度甚至鞏固了這套惡性循環──最有錢的公民可以藉由私人獻金表達政治偏好，政府還會透過減稅額補助他們；而低下階層的人在其他方面稅負沉重，若想透過少量金錢表達政治偏好，卻是一毛補助都拿不到。
這套不平等的制度，讓有能力出錢的人出得最少，窮人替富人買單，若再不採取行動改變現狀，很可能在未來數十年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讓社會對政治人物、現有建制與民主遊戲更加反感，導致民粹主義全面失控……。
«民主與金錢：真實的危險──我們正目睹代表式民主的敗亡！
研究清楚顯示，現今許多政治人物普遍迎合有錢人，也有愈來愈多國家主張「言論自由」，反對設定政治獻金上限，因爲保守派希望可以保留銀彈王牌。更令人擔憂的是，開始有人質疑政府補助政治運作的做法。愈來愈多人認爲選舉民主已經被少數人把持，導致不少人全盤否定選舉民主。二〇一六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他的勝利不僅令人不安，對民主不信任的人愈來愈多，不投票的公民愈來愈多。可以說，我們正目睹代表式民主的敗亡。
«民主需要重建，而非摒棄！
本書以比較歷史的角度出發，檢視二十一世紀初政治寡頭化的危險。如今政治人物只迎合頂富階層，金錢政治與民主辯論的腐蝕一天勝過一天，我們必須提防頂富階層的政治獻金。
作者也在本書中透過歷史、法規與統計研究，點出金錢在民主制度中的角色，探討金錢以何種方式影響政治決定。當政府補助被私人獻金取代，民主便會陷入危機，書中亦提出幾項重大改革與方案，希望重建二十一世紀民主制度，以奠定「永續」民主社會的基礎。
推薦語
「本書作者茱莉亞．卡熱兼具政經學術與實務經驗，考察英、法、美等國選舉開銷和資金來源，讓我們看到選舉到底有多花錢。昂貴的選舉和民主制度有什麼問題嗎？候選人有多少錢愛怎麼花就怎麼花，又怎麼了嗎？如果說從智庫、媒體到競選活動無不深受資金的影響，這對我們所習以爲常的民主制度會帶來什麼根本性的問題甚至是破壞呢？《民主的價碼》對於這些問題有深刻的剖析，有助於迴應當前時代普遍存在對於民主制度的懷疑、不信任或冷感，重新塑造政治與社會民主的理念和想像，也提供厭倦了頻繁的選舉的臺灣讀者一些心靈解藥。民主不死，端視我們如何讓它長長久久。」──黃涵榆｜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作者簡介
茱莉亞‧卡熱（Julica Cagé）法國經濟學家，從事發展經濟學、政治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研究。現爲巴黎政治學院（Sciences Po Paris）經濟學助理教授，公共政策科際整合評鑑實驗室（LIEPP）「評鑑民主」軸心計劃共同負責人。着有《媒體的未來：數字時代的困境與重生（暫譯）》（Sauver les médias. Capitalisme, financement participatif et démocratie）、《資訊不計血本（暫譯）》（L’Information à tout prix）
譯者簡介
賴盈滿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科學哲學碩士，曾就讀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哲學研究所，現專事翻譯。譯有《天才的責任》、《成功的反思》與《跳舞骷髏》等書。
內文摘錄
民主建立在「實現平等」的承諾上，卻往往越不過金錢的高牆。我們很容易忘記民主運作是要錢的。價碼不一定很高（也就是說理性集體解決問題是可能的），但當成本分配不均或未能嚴格限制私人獻金的佔比時，整套民主機制就會陷入危機。
作爲本書第一章，我們將從法國、英國、德國和美國開始，檢視這幾個國家數十年來選舉支出的演變。有些地區的選舉開銷主要先由候選人支付，選後政府再全額或部分補助。這在單一選區領先者當選制的國家尤其普遍。反觀比例代表制國家，政黨纔是競選開銷的支付者，也是公共補助與候選人的中介。資助競選和資助政黨是民主金幣的兩個面，而且就像佩羅（Charles Perrault）童話里拉金幣的驢子一樣愈生愈多。
然而，讀到本書後面幾章就會明白，重點不在金幣，而在是誰拉的，是政府補助還是私人捐款。競選支出相同而資金來源不同，可能反映出截然相反的民主現實。因爲在政治世界裡，就算是驢糞，只要是金子做的，就很難被忽視。而事實證明，私人獻金有時是太重的負荷。
選舉的價碼
民主始於選舉。有什麼比將選票投入票匭更輕鬆簡單的政治表態方式？週日一家大小到投票所排隊投票，感覺再單純不過，完全不受市場邏輯污染。投票所是學習共和的場所，所有公民如你和我都是學生，選擇花一點時間實踐民主，而且只需要滿足一個條件，就是登記爲選民。這件事沒有回報，只有參與預計晚上八點結束的民主大拜拜或打開大過了頭的票匭計票的滿足。想當年，你還得家有恆產才能投票呢！
所以，選舉到底是有多花錢？二〇一六年美國參議員當選人平均競選支出超過一千萬美元。法國國民議會代表候選人的平均競選支出遠少於美國，二〇一二年爲一萬八千歐元出頭，但當選的幸運兒就躍升至四萬一千歐元。英國和法國一樣設有支出上限，二〇一五年參與普選的候選人平均開銷四千歐元，當選者則提高到一萬歐元。
這就是選舉的實際成本：候選人競選支出加上政黨和利益團體的相關開銷。這些人和團體花錢說服選民的方式包括集會造勢、發傳單、登門遊說與公關宣傳，並且愈來愈常直接購買媒體和社羣網路的版面與曝光機會。過去數十年來，不少民主社會的選舉支出不斷攀升，只有法律設有規範的國家例外。
美國和英法兩國的競選支出差距懸殊，顯然不是出於文化差異。不是大西洋這一岸的英國佬吝嗇可比班．強生名劇裡的狐坡尼，連花錢印傳單都要思前想後，而另一岸的蓋茲比覺得再不砸錢就永遠擄獲不了同胞的心；也不是美國人民更熱愛選戰。若競選支出和民衆對選舉的熱衷程度成正比，那支出最高的國家，人民參與度也應該最高。但在所有西方國家裡，美國的投票率卻敬陪末座。競選成本不同並非來自文化差異，而是選舉法規直接導致的結果。這些法規對民主的運作結構影響深遠，卻往往被我們所忽略。
昂貴的民主
國會候選人願意花多少錢爭取勝選？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回答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法律允許國會候選人花多少錢？後者的答案不僅因國家而異，也因時代不同而有巨大的區別。
派對結束了？
首先是一個看似不證自明的事實：只要不設上限，候選人就往往不知節制，開銷可以高到難以想像。想充分了解這一點，不妨回顧十九世紀。英國一八八三年頒佈舞弊與非法行爲防治法，是最早限制競選支出的國家之一。在此之前，英國所有國會候選人的競選支出總額（按今日歐元計算，並經通膨調整）經常突破兩億歐元：一八六八年爲一億九千一百萬歐元，一八七四年爲一億八千四百萬歐元，一八八〇年爲兩億兩千八百萬歐元。即使當時需要「遊說」的選民比較少，實質人均所得也只有現在的五分之一，花費卻是現在的十倍不只。一八八三年設立競選支出上限之前，候選人投注在選民身上的錢有時甚至超過每人一百歐元；現在英國國會選舉用在每位合格選民身上的競選支出則約在零點四至零點五歐元之間（見圖二）。
從競選支出占人均國民所得的比例來看支出驟減的幅度會更明顯：一八六八年，每位候選人平均支出十八萬五千歐元出頭，相當於人均國民所得的三十倍！這就代表撇開其他參選限制，只有最有錢的人才可能競選國會議員；相較之下，目前候選人的平均支出很少超過人均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十。換句話說，若以人均國民所得爲基準，英國國會候選人的平均競選支出一百五十年來少了兩百六十一倍，如此大的降幅顯然需要解釋。
是候選人變得更「誠實」，更有決心靠理念而非宣傳來遊說選民嗎？還是和新的競選科技有關，尤其用社羣網路宣傳便宜不少？另一方面，十九世紀還沒有廣播和電視，也很難想像收費高昂的公關顧問存在，候選人怎麼會花到幾萬歐元？歷史書裡其實有許多精彩故事，例如載送選民就是常見的申報支出（有很長一段時間，候選人會直接補貼選民的車馬費，但這是選民服務，怎麼能算賄選呢！）車馬費除了火車頭等座的票錢（通常比租馬車便宜），還包括過夜住宿及薪資補貼。當時議員們在國會殿堂上大吵特吵，主張若要選民自己出車馬費，肯定沒人投票，如今想來還真有意思。
實情是，英國國會候選人現在競選幾乎不花錢，是因爲他們沒權利那樣做。幸好法律主動出擊，限制了候選人浮濫支出。要是現在的候選人能像一個半世紀前用臥舖車票擄獲選民的心那樣，可以對網路媒體和社羣網路瘋狂撒錢，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們會拒絕。二〇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及隨後爆出的外國干涉選舉疑雲，就充分顯示了這個傾向。不少國家的競選費用高低也有如此效應，本書稍後還會詳談。
但我看見你皺眉頭了。限制競選支出真的好嗎？所有放任自由主義者都會從扶手椅上跳起來拍桌喊道：「我有錢爲何不能愛怎麼花就怎麼花？我明明可以花幾百萬，爲何只準我花幾萬元？如果別人也想跟我一樣，那就讓他們幹吧！」我們真的有必要討論這種意見嗎？不是所有公民的口袋都一樣深，都有一樣多資源可以投入選舉或有一樣機會拿到資金。允許候選人自由花錢就跟重新設立財產門檻沒有兩樣，只有錢夠多或關係夠強的人能參選——應該說選上的機會纔不致爲零。如此選上的議員，其代表性馬上會面臨幾個問題。本書第十一章將會談到，在美國這種競選支出動輒數百萬美元的民主國家，選出來的民意代表就其社經與職業背景而言，其實只代表最有錢的那個階層。換言之，勞工和受僱者是缺席國會的首要族羣。英國雖然不曾做到充分代表，但在這方面稍微好一點，二戰結束以來有百分之二十的國會議員出身勞動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