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兒科看病的成年人
陳盈獨自從重慶大學圖書館走出來時，已是飯點，同學三三兩兩經過，而她因爲過度焦慮導致全身僵硬，走路得扶着腰。路上，她提着電腦包，忍不住咒罵自己：“我是個垃圾，我是個廢物。”隨即愣在人羣中，意識到自己把心裡想的話不自覺地說了出口。那一瞬間，她覺得自己瘋了。
這件事發生在2017年5月底，陳盈被診斷爲抑鬱症的兩天前。臨近畢業，她的論文依舊一團糟。
之後，她跑去朋友家寫論文，寫到一半，在落地窗前探出身，那是盛夏中的一個陰天，從20多層的樓高望下去，馬路細成了線，想到朋友下班將面對一間凶宅，她沒敢跳。
最終論文完成時，已是年尾，她參加了3次答辯，期間寫了29頁PDF文檔，記錄論文進度與自我心理分析，離開校園時，她與諮詢了20多次的心理老師告別。
“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但凡知道問題在哪就去解決”。她在身上安過抑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障礙、強迫症、神經症，只爲找一個答案。
懶可以解釋一切嗎？
多動症，又稱注意力缺陷多動衝動障礙（下文簡稱ADHD），是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中患病率最高（約5~6％）、影響最大的疾病，而據MedSci醫學期刊2012年的一項meta分析，成年人患病率也不低，爲5％。
可提到成人ADHD患者，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成人也有多動症？
2017年年底，論文艱難通過後，陳盈正式入職一家設計院。在8月的面試中，她擅長的拉模型技能深得所長賞識，免去其他考覈，還同意在她回校修改論文期間保留職位。
可當她真正面對施工技術圖紙，她的腦子控制不住地飄着。設計院主要負責恆大的圖紙，“業內最細緻的，像繡花一樣”，而她怎麼都繡不好，“做的圖不僅墊底，還差別人一大截”。
以前她爲了逃避高三，報名藝考學繪畫，一學期200元。畫室是老師剛建的毛坯房，冬天學生耐不住冷，把裝修材料燒了烤火，她不爲所動，畫水粉要沾水，十個手指全是凍瘡，但拿起畫筆，她可以忽略疼痛。
但面對熒屏裡的線條、數字，她感到渾身都疼，無法集中注意力，疼痛被不斷放大，“總覺得自己下一秒就要猝死”。
陳盈工作時的CAD圖紙（局部）。她用了很多輔助工作的APP，效果甚微，買過錄音手錶，一有人過來就偷偷錄音，再回聽同事交代的工作內容，否則聽了這句，忘了上句。
陳盈的工作量並不大，同事發覺她的實際能力後，緊要事件不會找她，“否則就是拖累了”。可交圖前幾天，她仍得陪他們加班，凌晨兩三點，守在打印機前，重複一些沒有技術性的工作，十分煩躁。
伴隨工作壓力的，還有失眠。她對手機上癮，玩消消樂停不下來，眼睛乾澀，身心俱疲，感覺快不行了，手指還是繼續點着星星，以發泄情緒。有次凌晨四點下班，她點星星點到天亮。
受不了每日的自我否定，她曾提出要換去方案組，方案組也找過她，可最終都要求她先把圖畫好。作爲所裡唯一的研究生，所長稱要把她陪養成項目負責人，這些磨礪，在陳盈眼裡更像是折磨。
她曾向帶她的老師提過，自己的注意力和別人有差異。老師沒當真：你就是懶。
“這應該是ADHD聽過最多的話”，她說。
成人的多動表現比兒童微妙許多。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下文簡稱DSM-5），多動常表現爲持續的內心不安或躁動。分心時常導致工作拖延。以及，患者也可能“過度專注”於感興趣的事物，包括能提供即時滿足感的活動。
這種微妙，在這個強調效率與自制力的現代社會，很容易濃縮成一個字——懶。“這個字可以解釋一切”。陳盈工作一年後，它有了更世俗的體現。
在建築行業，每月工資是從個人產值扣，超出工資的產值，累積爲年終獎。發獎金時，陳盈有些忐忑，她預料會很少，卻沒想到是個負數，別人的獎金有十幾萬，自己倒欠公司一萬二。過完年，她降薪了。
“上班如上墳，天一黑，又去加班就想哭，心裡壓了塊石頭，無法呼吸。”離職前，陳盈刷了很多行業勸退帖，“正常人都走了，我還撐着幹嘛？”可又怕找不到新的工作。
掙扎了一個月，2019年8月，陳盈“灰溜溜夾着尾巴離開”，一秒不想多待。她知道自己是一個“令大家都尷尬的存在”，其他人離職，所長都極力挽留，而她離職時，能感覺到對方“鬆了一口氣”。
確診後，我喜極而泣
對ADHD患者而言，走神是無法控制的行爲。
“人在基因面前，是沒有自由意志的。”ADHD患者吳國濤稱，很多時候他醒來，才發現大腦已在各種想法中跳躍了一晚，但其實他並不關注那些問題，“睡一覺非常的累。”他的大腦還像個點歌機，某個詞語總會一鍵觸發聽過的歌並自動唱出。
吳國濤就診收據單，ADHD的診斷需靠量表、病史、觀察訪談、實驗室檢查等綜合評估。吳國濤是西南大學心理學部即將畢業的碩士，一直關注國內外ADHD的研究進展，目前論文課題也與ADHD行爲干預有關。深入學習後，他了解到：大腦的默認網絡DMN與創造力、走神、白日夢有直接聯繫，而ADHD患者的DMN往往過度激活，導致思維失控的同時，大腦中的氧氣和葡萄糖也不斷被消耗，因而，ADHD與慢性疲憊高度相關。
在陳盈的PDF記錄文檔中，就多次提到“走神”，只是她當時誤認爲是其他精神疾病。離職後，她去了重慶精神衛生中心，沒有ADHD成人科室，她掛了兒科。
她研三就瞭解到ADHD，設計院的經歷更加重了她的猜測，原先一直拖着沒去就診，拖到情況非常糟糕的地步，她內心驅動力驟生：“我到底怎麼了？我必須去搞懂。”
然而見到陳盈，醫生有些困惑：“你是個大人，你要看啥？”
在陳盈要求下，醫生同意給她看，讓她回憶13歲前的經歷：小學無休止的遲到，哪怕路程只有10分鐘；作業長期欠交；有次考試用橡皮擦，擦着擦着才後知後覺地發現，試卷已被擦破了一個洞……醫生不時被逗笑。
之後她做了一些心理測試量表及腦電波測試，前者顯示她有明顯抑鬱、焦慮，後者則更爲異常，陳盈的腦前額葉（與注意、記憶、問題解決等高級認知功能密切相關）反應和常人不同——測試時幾乎沒有反應。這個結果讓醫生有些驚訝，直接給她開了專注達（鹽酸哌甲酯緩釋片，用於治療ADHD）。
陳盈的腦電圖顯示前額葉激活小，注意力集中和銜接困難。出院時陳盈拿着處方單哭了，打電話給最好的朋友，“我確診了，我是多動症！”一個多小時裡，朋友多是沉默傾聽，就像當初陳盈確診抑鬱症一樣。之後講起這事，朋友稱當時根本不知道她在說什麼，以爲她心情很糟糕，也不敢多說。
“其實我是喜極而泣。”確診之後，陳盈覺得心裡那塊石頭落地了。
回家路上，她將確診信息發到ADHD互助羣，羣主吳國濤稱她的病情表現爲混合型，並鼓勵說，這一分型如果正確引導，是有潛力考清北的。
看到這句話時，陳盈剛下輕軌，人潮裹着她，她心裡涌起一股心酸。她很少得到肯定，高考僅考了300多分。“你發現你不是一個蠢人，你不是弱智，你甚至還比較聰明，你腦子轉得很快，但你做事情就是比不上任何人，你是墊底的，這種反差會把人撕碎。”
確診ADHD，以及此前工作的無數次崩潰，陳盈都沒和父母講過，她主動和他們失聯了一年多。
本科決定考研時，她在筆記本上寫：陳盈，你這次考不上，回了老家等待你的結果就是不得好死！最後四個字還用紅筆加粗了。貫穿考研的動力是恐懼，回家與父母一起生活，對她而言意味着身心折磨。
母親在她小學時下崗後，就變了一個人。如果她打破了一個碗，會捱揍，如果母親打破了一個碗，爲了出氣，她也會捱揍。扯頭髮、抽鞋底、砸板凳，她家的板凳都是3條腿。每次考砸，會被父母變本加厲地打，她原先會躲房間裡，但門把很快被他們踢爛了，再也沒法鎖門，上學時她都穿長袖遮擋淤青。
父親則時常在喝醉後發酒瘋，曾一拳將母親的眼窩打得青腫，眼縫通紅，在旁目睹的陳盈覺得母親要瞎了，又看着父親帶着被母親抓出來的血痕醉倒在地。之後母親找了根棍子，說要敲他的頭，把他敲死，陳盈拖住母親，哭着說不要打他，下次一定考第一。母親一下就冷靜了。
“當我回望過去，只能看到氤氳的一片。”那些模糊又無比具象的痛苦，在陳盈工作後開始不斷閃回，她形成了一種應激反應——聽到他們的聲音就渾身不適。2018年6月，她告訴父母，不要再來找她，講清緣由後，沒再接過他們的電話。
同大多數精神障礙一樣，ADHD的病因並不明確，它由生理、心理、社會單獨或協同作用導致。如今講起ADHD，陳盈覺得，在她一次次提防着隨時到來的暴力，而惴惴不安無法專注於眼前事物時，或許根源早已埋好。
醫生給陳盈開的專注達，每罐15顆，一天一顆。用藥後她的注意力和情緒都穩定了不少。
迷失在酒精中
對於ADHD，郭彤更願意稱之爲控制力缺陷障礙。
2019年10月，在上海新華醫院詢問醫生能否加成人號的那個上午，她舉步維艱地走出兒科，呼吸愈發急促，撐着意識到醫院對面的商場，點了杯果汁，還未端上，她突然失重，差點暈倒，宿醉後的她迷糊趴在桌上，一連喝了五杯果汁醒酒，再回醫院。
確診後，她不想排隊等電梯，帶着處方單爬了11層樓，拿到期待已久的專注達。酒精攝入過量已使她心跳過速，而這個藥會加快心率，只能隔一天再吃，她怕心臟負荷不了。
2015年，大四將畢業的郭彤，論文沒寫，畢業證沒拿，掛科近10門，“就直接消失了”。轉而在各種LiveHouse上班，時間自由，寫寫推文，貼完海報順便把演出看了。工作內容則在幕後、檢票、吧檯中隨時變動，幾乎每天喝酒。輔導員曾聯繫過她幾次，後來也放棄了。
那時她很少去想畢業的事，“基本是玩的狀態”，她一直沒法融入校園，眼前的工作更符合她對生活的期待。可慢慢地，郭彤“玩”得越來越焦慮，“特別微弱的工資”不足以應付現實。
憑藉優秀的英語水平，她找了個外資酒店做項目助理，但她坐不住辦公室，聽別人說話，可能10秒就跟丟。項目拖後腿，又不服氣，經常與經理起衝突，有次鬧到總經理辦公室，總經理也沒辦法，直接吃飯去了。郭彤拿了只紅筆，在他桌上寫了個“Fuck you”，一走了之。那時她僅實習了3個月。
她回到LiveHouse，再度與主管爆發衝突，又辭了職。之後，和談了兩年的男友分手。反思這段感情，郭彤意識到，自己“只是把對事業的蔑視、工作的低效、成就感極低等各種不滿”，發泄到對方身上。
2018年8月，郭彤回到闊別已久的校園，把欠的東西補了。拿到畢業證後，她想去上海。她覺得LiveHouse的氛圍讓自己無法沉澱，也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她想重新建立生活，租房、找工作、認識新的朋友，她相信這會花掉她大部分精力，“就不會抑鬱”。
可到了上海，她喝得更兇，“把未來5年的酒喝完了”。她的身體很快敲響警鐘，第一次酒精中毒時，她神經錯亂，極度恐慌，以爲自己瘋了。之後她給自己下了禁令：不碰第3杯，可“再怎麼忌諱，也有相當可觀的失控概率”。
白天邊走邊喝的郭彤。至於工作，明明拿到了想要的offer，還是靜不下心，從事文案策劃的她很難組織起邏輯，無數次喝了咖啡後，規劃、創意、方向涌入腦海，卻什麼也執行不了，啥事沒做，人已精疲力盡。
瞭解ADHD前，郭彤從未將工作的困難、日常習慣與疾病聯繫到一起，直至確診用藥，生活才一點點回到常軌。
第一次吃藥，她做起家務等待藥效。突然間，眼神聚焦、耳鳴，她拿了本“嚴肅文學”，書籤處的文字有些陌生，翻回開頭，一口氣讀了二十多頁。
藥效來時都會伴隨耳鳴，“像是某種儀式感”。那些亂跑的思維被關停，邏輯變得清晰有序，可以把一段段話更爲流暢地串起來。“現在看任何我不喜歡的東西去考試都可以，哲學書也行”。
以前在陌生人面前總是莫名自信、話多，現在情緒平穩了許多，雖然有時還是會焦慮、玩手機入迷，但至少，她把酒給戒了。
今年，她去非洲班珠爾做起外貿翻譯，主要在碼頭工作。脫離辦公桌後，她減少了用藥，“以前不吃藥很容易鬱悶”，如今戶外的氛圍讓她好轉了不少。
不被承認的疾病
ADHD作爲神經多樣性的一種，一般沒有“治癒”的說法。對一些ADHD患者而言，從踏入社會生活的那一刻起，有別常人的基因，就已密謀着一場有關“失控”的蝴蝶效應。
據DSM-5，ADHD與學業困難、經濟不佳、人際關係惡劣、早期成癮等問題密切相關。相關研究顯示，有相當多的ADHD成年患者會遭受額外精神障礙的折磨，主要爲抑鬱症、焦慮症、物質使用障礙、飲食障礙等，而消極的生活方式也會帶來更多健康隱患。
儘管危害不容小覷，但國內民衆對ADHD認知度普遍較低。據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王玉鳳教授2019年主編出版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我國ADHD就診率僅有10％（含未成年人），成人就診率可想而知。
更爲現實的問題是：看病難。目前國內可診斷成人ADHD的醫院，多爲病友在不斷“碰壁”後整合而來，僅有12家，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因爲沒有相應科室，基本只能掛兒科。
經病友整合的12家可診斷ADHD的醫院。圖源來自吳國濤的公衆號“ADHD互助聯盟”。2019年大二的張兆在北京六院就診時，就曾遇到一個尷尬場面，剛出科室，門外一位排隊的母親疑惑問道：你小孩呢？
2019年同在六院就診的吳國濤，也感受到了他人異樣的眼光。當時剛好有個大學生排在他前頭，向一些家長解釋自己確實沒排錯科室後，他們還是困惑，覺得“你考上大學了不挺好的嘛”。
作爲各ADHD交流平臺公認的權威醫院，想掛上六院的號並不容易。
“8點放號，7點50分就要盯着。”吳國濤怕影響到同學睡覺，都去廁所裡搶號，通過電話或微信114掛號系統，但電話總不能及時打通，系統則在幾秒內就顯示號已掛滿。他搶了3天，本來沒號，刷了下手機，有個空缺，立馬點了進去，幸運地掛到了。當天他坐了18小時綠皮火車去了北京。
相比國內的患者，在美留學的許語蓉問診ADHD要更便捷一些。在網上查找附近相關診所後，她選了其中一名醫生，提前與其電話溝通，確認價錢、保險範圍和預約時間。
許語蓉說，在美國，很多人選擇去獨立診所，兒童、成人都能看，一些診所還有專門的成人ADHD科。另外，美國的大學基本都有針對ADHD羣體的“特殊待遇”，如專屬補習，學習監督，以及作業、考試上的時間寬限等。
在ADHD認知程度較高的日本，也有一個較爲成熟的診療體系，“以東京都爲例，在福利保障局官網上，有一個發育障礙主題（包含ADHD），點進去可以看到相關的醫療機構信息”。
卓奕在日本的ADHD確診單。2020年6月，在日本就讀社會學的研究生卓奕在國內病友羣體中做問卷調查，97份有效問卷顯示，半數人都是去異地大城市才確診ADHD，其中至少有30%的人輾轉了一個以上醫院。
接受採訪時，卓奕剛完成題爲“ADHD與社會接納”的論文初稿。2017年確診後，她查閱了大量有關精神障礙的資料，列舉了福柯的《社會與規訓》，認爲ADHD也是因不滿足社會要求，而被人爲定義出來的精神疾病，“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發展的時代，你的缺陷被放大了”。
問卷的另一個數據似乎印證了她的觀點：20％的患者出於種種顧慮，向家屬隱瞞病情，剩下的80％，即便坦白了，仍有一半家屬拒絕承認其患有ADHD。
她引用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的“病人角色論”解釋這個現象：他們擔心你一旦有這個病，就可以從你日常需要負擔的責任中解脫出來。
許語蓉也向父母隱瞞了病情。大一時，她曾和母親聊過抑鬱症的話題，母親覺得這些心理疾病都是裝的，是藉口，這令她徹底打消了和家人溝通ADHD的念頭。
如今放假了，她在猶豫過年要不要回國。目前她每個月至少和醫生聯繫一次，她擔心回國後會影響治療、拿藥，更不敢想象，如果被母親發現自己在吃藥，會是什麼後果。
吃藥的苦惱
張兆第一次吃專注達，是在大三開學前，上學期6門課，他掛了5門。
張兆第一次就診時，醫生認爲他是假性注意力障礙，開了抗抑鬱藥和安眠藥，複診時他才被確診。此前服用抗抑鬱藥，他有明顯的不耐受反應，吃了一週後才消失，他擔心吃專注達也會有副作用，爲避免影響到開學後的補考，他提前了兩週吃藥。
張兆形容，吃完後感覺視覺、聽覺都清澈了，還有說不清的自信。可第二次吃，這些藥效消失了，副作用更爲明顯：心跳劇烈得全身發抖，坐在書桌前異常焦躁，不斷變換坐姿，之後開始頭疼，“有點像發燒，頭很沉”，晚上10點多躺在牀上，失眠到凌晨三四點。
他只能吃一天歇一天，那兩週每天都在複習，可有時頭疼得只能躺着。大多時候，他都在房間裡獨自忍受，很少和父母說起，“他們覺得ADHD檢查很多餘，不需要治療”。
父親更在意他的成績。自從大二第一學期掛科3門後，父親便經常藉機責難他。當時寒假過年，父子倆因此吵得面紅耳赤，父親覺得他懶惰、狡辯、不上進，混着酒氣的訓斥迴盪整個客廳，而親戚基本都站在父親這邊。當着所有人的面，張兆控制不住哭了。
他變得焦慮，每天想着如何提高學習效率，基本一放學就去圖書館，卻還是考不過。補考時他沒擺脫副作用，仍選擇吃藥，“圖個心理安慰”。最終結果依然不理想：重修3門。
專注達沒吃完，他換了另一種藥：擇思達。可吃完就吐，人變得嗜睡，身體像發燒一樣，上課完全聽不進去。連續吃兩週後副作用還在，他堅持不下去了。之後他又去了兩次醫院，醫生都表示：國內只有這兩種治療ADHD的藥物。
去一趟醫院不容易，他還是開了一盒專注達，“抱着僥倖心理”隨緣吃，希望第一次吃藥的感覺能重現，整瓶吃完後，他徹底死心。
事實上，藥物並非對所有ADHD患者都有效。在一些臨牀實驗中，20%~50%的成人因服藥無效、藥物副作用、劑量不足而無法改善ADHD症狀。
張兆羨慕那些吃了藥就有所改善的患者，比如羅永浩。
羅永浩或許是國內最知名的ADHD患者，他在2016年某讀書節目中介紹的一本《分心不是我的錯》，是圈內常被提及的“啓蒙讀物”，張兆等不少患者就是通過他和這本書才瞭解到ADHD。羅永浩曾對媒體表示，自己服用利他林後，極不穩定的情緒得到了控制。
利他林 資料圖利他林相當於進口版的專注達，屬於中樞神經興奮藥，成癮性強。這類ADHD藥物，在國外多達8種。不過，更多的選擇，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負擔。
許語蓉服用的安非他命類藥物阿德拉，在國內就未被批准上市。拿到藥後，她和男友爆發了多次爭吵，男友認爲，ADHD不需要吃藥，她只是自制力不夠，以及阿德拉是毒品——美國是ADHD藥物濫用最嚴重的國家。
左爲阿德拉速效5mg，右爲20mg，在美國阿德拉同爲管制藥物，用量嚴格控制。在YouTube上看了整整兩天注意事項和副作用後，許語蓉還是決定吃藥。吃完後，她第一次體驗到專注聽完整節網課是什麼感覺。可藥效一過，“亂七八糟的想法報復性地涌回腦海，噁心、反胃、頭暈，還有強烈的飢餓感也輪番登場”。
這讓許語蓉開始懷疑：藥效過後的狀態和癮君子有什麼區別？自己用副作用換十二小時的專注值得嗎？
雖然減小劑量後，情況有所好轉，但她仍然糾結。她一直跟進電子雜誌《ADDitude》裡的研究和診療進展，其中幾篇醫學論文“說服”她吃藥沒那麼壞，可YouTube上的阿德拉成癮故事又讓她不得不忌憚。每當看到一些“吃藥治精神疾病是癮君子”的評論，許語蓉都覺得是當頭一棒。
於是，她經常故意不吃藥，拖到實在跟不上學習了，才吃。可是，耐藥性卻增長得很快，“現在吃5mg，一天還得喝兩杯咖啡”。
襲涌黑市的“聰明藥”
讀本科時，吳國濤爲了看得下書，撕了500元。
當時舍友都在睡覺，他在桌旁一張張地撕人民幣，撕完丟垃圾袋，偷偷下樓扔掉。他一個月生活費1000元，撕錢使他對務農的父母感到極度愧疚，他想將這份愧疚轉化成學習的動力。算是奏效了一年。
但這種方法“太費錢了”，而且並不總是管用。吳國濤換了一種更極端的方式：買利他林。
利他林等哌甲酯類藥物，是國家嚴控的一類精神藥物，即“紅處方藥”，需憑藉有資質的醫生開具的紅色處方單，才能在醫院藥房拿到，用量限制極嚴。國內醫院一般也不會開利他林。
當時吳國濤並未確診，沒有處方單，但距離考研不到三個月，他需要藥物來保障學習。
藥販子在ADHD的QQ羣中發的閃圖，圖爲利他林。因爲手頭緊，他只買了半盒，15顆，花了150元。收到快遞時，一板膠囊裝在透明封口袋裡，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吃完後會莫名突然很想哭，這讓他對這個藥產生了恐懼。可在考研壓力下，他還是吃了14顆，最後一顆給了同考研的同學。
其實，利他林和阿德拉還有個更通俗的名稱：“聰明藥”。在聯合國《精神藥物公約》四級分類中，與四氫大麻酚(大麻主要成分)並列爲第二類藥物，濫用可能導致精神錯亂，甚至昏迷、驚厥、猝死。
北京高新醫院醫務處主任兼戒毒科主任徐傑此前接受採訪表示，2018年，他接觸的60多例利他林成癮患者中，約有50%最終染上毒品。最小的患者纔剛滿15週歲。該藥濫用現象已屢見報端，用藥羣體多是爲了高考、考研、考公及更好地工作的年輕人。
豆瓣求藥貼。網絡截圖那麼，吳國濤的藥，是怎麼買到的呢？
“很多人說自己在醫院開的，吃不掉，或者沒有用，拿去轉賣。”吳國濤回憶，至少在2017年以前，一些二手交易平臺能直接搜到利他林的諧音，“力他靈”，“力他能”等。
而他訂單所顯示的“藥名”更爲隱晦：印度代購海外郵寄正品工藝品國，商品單價10元。如今打開鏈接，顯示店鋪不存在或已關閉。
吳國濤在閒魚上的買藥鏈接，如今已失效。澎湃新聞記者在閒魚上搜索“利他”“專注da”，發現依舊有商家在隱蔽出售利他林，稱是諾華出品（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抗癌公司），其主頁兩件利他林商品分別有26人、23人想要。
據《藥品安全法》，未經批准生產、進口，或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藥品視爲假藥。而藥販子私自將從國外購買的利他林帶回國內銷售，已涉嫌走私販賣假藥罪。
這些管控藥物，正以一種肉眼可見的方式，流通於各大網絡社交平臺。
在廣東省人民醫院惠福分院確診的黃斌發過帖子，稱他多次私聊過豆瓣上的藥販子，其常見說法主要有：1.換藥了，剩下的藥可以出；2.跟別人換藥用；3.直接表示賣藥、有藥，私聊。
他曾舉報過豆瓣的賣藥帖子，可過段時間去看，還在，他有些無奈。據他觀察，藥販子在知乎上沒有豆瓣那麼明目張膽，一般只在相關提問、文章的評論區出沒，通常要求私聊交易。
豆瓣賣藥帖。網絡截圖“幾乎每個羣都有藥販子。”吳國濤運營“ADHD互助聯盟”及相關羣聊近兩年了，以他和羣友交流的經驗，私自用藥的人絕不在少數。
他認識的ADHD患者，幾乎都在確診前買過藥，原因多種多樣：比如自我“診斷”是ADHD，直接買藥；當地沒有就診醫院，看病受制於時間、經濟成本；醫生開的藥吃完了或藥不管用，圖方便在網上買。
提及國內的黑市，卓奕認爲，這是結構性障礙導致的現象，在醫院確診率極低的情況下，一些患者不得不另尋他路。另外，ADHD患者自身的衝動性，也助長了這種風氣。
“沒吃過藥的對吃藥都有一種瘋狂的期盼，或許是出於對改善自我的渴望吧。”她希望相關科普能再多一些，至少讓大家知道，很多問題，不是單靠吃藥就能改變的。
（除吳國濤外，文中ADHD患者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