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姐姐》等片看家庭倫理敘事中的女性視角
原標題：家庭倫理敘事中的女性視角——以《春潮》《你好，李煥英》《我的姐姐》爲例
在中國電影中，家庭倫理敘事類作品一直在衆多題材類型的作品中佔據着重要地位。這類影片通常聚焦於家庭的日常生活場所，主要情節圍繞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密關係和情感糾葛，將個體與羣體聯繫起來，從家庭出發去認知整個社會，以小見大，形成反映親情倫理的道德價值觀念和特定社會話題表達。
從近些年上映的國產影片來看，女性題材影片逐漸涌現，我們似乎能從這些電影表現的中國傳統家庭倫理敘事中找到一條關於女性視角的線索。如楊荔鈉導演的《春潮》圍繞由三代女性組成的單親家庭展開敘事，通過日常生活中角色間的衝突和侵犯，描寫一家人無法和解的個體生命經驗。春節檔的大熱影片《你好，李煥英》則講述一個溫情脈脈、感人至深的母女故事，以女兒的視角重新審視這段超越時間和空間的至親之情。近期亮相銀幕並引起觀衆廣泛討論的電影《我的姐姐》，則着眼於深埋於中國社會的重男輕女觀念，立足社會議題，挖掘“姐姐”在家庭中所面臨的困境和做出脫離家庭的抉擇時的心理歷程。
三部影片都試圖通過家庭中的性別話題，呈現女性的生存狀態，並對家庭中的男性形象予以淡化處理。他們要麼是隻出現在女性角色的回憶和口述當中，要麼是被人爲地忽視，形象扁平化，作爲影片中背景板一樣的存在，從而讓渡出一個女性自由活動的空間。然而，男性形象的缺席並不意味着父之權力的消失，反而是在不可見的地方發揮絕對的控制力量。《春潮》中的丈夫或父親這一角色在母親與女兒心中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並且成爲橫亙在母女二人中間的一個隨時可能爆發的矛盾觸發點；《我的姐姐》中的父親雖然只在安然的記憶和夢境中出現，但就是這個模糊不清的身影成爲她性格養成和日後行爲動機的直接因素。這三部影片在整體上共同呈現出一種父之形象的在場式缺席。同時，由於男性的退出，家庭敘事的焦點圍繞着母女話題展開，描寫出母女之間複雜的認同與分離關係。儘管《我的姐姐》中沒有過多筆墨落在安然母親的刻畫上，但由於姑媽這一角色因其養育安然而與之關係親密，又與安然在整個重男輕女的家庭中形成一種鏡像對照關係，實際上已經頂替了安然的“母親”這一社會角色。
《春潮》劇照
在人物塑造上，女性的內心世界往往需要藉助一種幻象的表達才得以突破心理上的重重防線展現出來。《春潮》裡有一段關於死亡的夢境描寫，畫面色調陰暗，一羣醫護人員一言不發地衝進家門，開始四處搜查，最後從桌子底下拖出一隻羊，那隻羊又在下一個鏡頭裡變成了母親自殺去世的閨蜜。這些夢境連同時常出現在她面前的紅衣女子共同構成了郭建波對於當下生存環境和死亡與孤獨的直接感知；《你好，李煥英》則將整部作品構建爲一種幻境，這不是爲劇中角色構建的，而是導演賈玲爲自己創造出的一個與母親重逢對話的空間，現實中的失落也在此得到彌補；《我的姐姐》中安然對於童年被父親打罵和忽視的回憶如同夢魘一般將她溺於水中，也是在這個幻覺中不斷追尋父母的安然才幡然醒悟，扎進水中尋找一條自救之路。夢境與幻覺雖然帶有超現實的成分，卻是她們意識深處最真實聲音的表達。
雖然同爲在家庭倫理的範疇內女性視角的書寫，但是這三部影片在表達風格和內容上卻截然不同。《春潮》側重表現母女之間劍拔弩張的衝突和博弈，在一種令人窒息的原生家庭的氛圍中呈現出三個女性之間互相折磨又隱忍的生存狀態。衝突一方面來源於母女二人不同時代觀念的碰撞，不管是社區的合唱活動還是同學聚會，母親紀明嵐都傾向於從羣體中獲得支持力量。女兒郭建波則正相反，她總是獨自行動，無法從外界得到任何一點慰藉，在她眼前時常出現的紅衣女子正是她絕望內心的映像投射。而小孫女則是這個壓抑的家庭氛圍中的犧牲品，她與姥姥時而言語攻擊，時而又溫情脈脈，這也正體現了親情裡的矛盾所在。另一方面，同一個男性人物在母女二人心中分裂爲“混蛋丈夫”和“完美父親”的形象也讓她們之間的罅隙難以彌合，母女關係顯得更爲複雜。影片的意圖不在於給出一個答案，而是對女性個體心靈的關照，洞察親情中幽微難言的一面，展現人物最真實、毫無遮蔽的內心世界。在結尾之處，女兒對着窗玻璃上映着的母親虛影的獨白，意味着二人之間的衝突永遠無法和解，只有隨着母親的病倒而得到短暫的喘息時間。
《你好，李煥英》劇照
《你好，李煥英》中的母女關係則與《春潮》形成一組完全相反的對照，導演賈玲以極真誠樸素的方式呈現了一段真實感人的母女情深的往事，影片的全部敘事動機和人物的行爲原因都歸結於一個字——“愛”。女兒懷着對母親的愧疚和愛構建出一個時空交錯的場域，讓自己得以在此與母親重聚。而母親也對女兒有着無限的溫柔和包容，即使在影片中的女兒沒有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也永遠是讓自己最高興的“我寶”。從媽媽的身份迴歸到“李煥英”，這也是女兒對母親自我身份的認同和女性個體價值的表達。
近期上映便引起關注和討論的《我的姐姐》則以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議題爲切入點，探討家庭倫理中的性別話題。從影片開頭車禍現場出現的一家三口的合照，就足見安然在這個家中的“局外人”身份。而這個家庭中的另一個姐姐——安然的姑媽，則更像是安然的鏡式對照式人物，她們生來有着同樣的處境和命運，但與安然的竭力反抗所不同的是，姑媽屈從地接受了家庭賦予的“姐姐”身份和這一身份背後代表的犧牲——放棄教育機會和繼承房產的權利，幫忙養育弟弟的女兒。兩位“姐姐”有着共同的境遇，但這兩個姐姐的形象間也存在着分歧和衝突。姑媽從反對寄養幼弟到與安然有着深切的心理認同的過程，也是試圖從道德壓制中的逃離而做出的努力。姑媽態度的轉變是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而安然有着堅定的自我認知和方向，影片呈現的是一種對女性可以進行自由選擇的支持。
從近些年的影像作品可以看出，女性在社會和家庭兩個場域的書寫逐漸得到了更多的關注。《送我上青雲》選取了一個大膽的角度，關照女性成長，表達女性慾望；《嘉年華》則直面未成年女孩遭受性侵話題，揭露女性的艱難處境。《春潮》和《你好，李煥英》這兩部影片，從不同維度探討母女間微妙、深切而複雜的情感關係，而《我的姐姐》將母女統一在同一個被忽視的立場上，從她們自身的眼光看待身處的環境，不斷地開拓和豐富家庭倫理敘事中的女性視角。（作者：陳雅楠，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系2020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