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財稅政策在促進公平正義上應有的角色
當前社會強調公平正義，實與資本主義發展脈動息息相關。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透過資本累積，市場價格機能運作，引導資源配置與經濟發展。然而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分配不公不義，始終成爲致命的「阿基里斯腱（Achilles tendon）」。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至今仍乏有效解決問題的藥方。資本主義無節制的發展，若是處理不當，一旦重蹈十九世紀覆轍，形成階級對立與抗爭，絕非全民之福。
關於公平正義的看法紛歧，可先從光譜的兩個極端來觀察。其中一端，乃可追溯到古典經濟學及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亞當．斯密（Adam Smith）受重農學派的影響，強調自然正義與自由放任，主張小政府，政府角色在於保障國防安全、個人財產權，以及自由、平等不容侵犯。自由主義大師海耶克（F. A. Hayek），大力維護古典學派觀點，個人的適當行爲表現就是正義，政府角色則是爲自由社會奠定法律架構，然後交由市場價格機制去運作，並極力反對極權主義、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此種觀點獲得普遍認同，然而自由競爭的正義，是否會因競爭起始點不公而造成不正義，不無疑問存在。
另一個極端，則是馬克思（Karl Marx）的主張及共產主義發展，強力反制資產階級擁有剩餘價值，以及資本家對勞動者剝削造成貧富不均；而是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生產與分配模式，纔是正義的道德標準。然從大歷史角度言，過去極端社會主義的實驗，由於制度設計不當，誘因機制缺乏，人民沒有自由與產權，極權統治扼殺民主，百姓依然一窮二白，以致中東歐共產主義在1989-1991年先後崩潰。
與亞當．斯密幾乎同時代的邊沁（Jeremy Bentham），提倡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除個人追求最大幸福（效用）外，就社會言，更在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必要時可以犧牲少數人利益，成全多數人利益，被視爲是一種分配正義的展現。進而功利主義透過卡多爾─希克斯（Kaldor-Hicks）的補償原則，只要社會福利增加填補福利減少而有餘，能夠增進社會福祉就是正義，並且成爲福利經濟學及成本效益分析的立論基礎。然其前提是人與人之間幸福（效用）可以量化、比較，福利可以加總，少數人福祉可以被犧牲，均不無疑問存在。
二十世紀的美國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對正義另有一番主張，容許社會財富及所得分配存在差異性，但每個人所處最初狀況不應有所差異。因此，政府應加強對富人課徵遺產稅，並對弱勢者補貼及增強教育支出等，讓社會底層最弱勢者獲得最優先的照顧，能夠追求其福祉的極大化（即「小中取大準則（maximin criterion）」，這就是正義。羅爾斯的正義觀，將能增進社會流動性，對分配不均現象產生部分矯正功能，基本上維持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精神。
由於政府課稅是展現公平正義的重要手段，絕對不應也不能迴避。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亞當．斯密主張課徵比例稅率，以期合乎自然正義。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財富分配不均現象嚴重，19世紀後期的德國著名財政學者華格納（Adolf Wagner），強調社會正義，主張課徵累進稅率。美國著名的財政學者馬斯格瑞夫（R. A. Musgrave），提出水平公平性以及垂直公平性的概念。前者強調同等地位應同等對待，後者強調不同地位應不同對待。用到課稅上面，例如凡是有所得就應課稅，則是合乎水平公平性；高所得應課徵高稅率，低所得應課徵低稅率，則是合乎垂直公平性。在此必需指出的，水平公平爲垂直公平的基礎，沒有水平公平，就不必奢談垂直公平。
前述僅是各家角度對正義及租稅正義的扼要比較，終究仍應指引未來政策如何發展。在全球化現象及租稅競爭無法有效遏止下，單一國家課徵高所得稅或資本稅，其實並不可行；除非全球各國有志一同的課徵，然其交易成本極高。處當前情況，羅爾斯的正義觀點與引申而來的財政角色，相對上較能理解與同情。睽諸臺灣現實情況，減免稅浮濫與逃漏稅猖狂，空有高度累進課稅，仍然只是虛有其表，達不到量能課稅目的，卻對努力工作、經營事業之誠實納稅者造成懲罰。政府必須深刻思考未來稅制改革方向，合理規劃稅率結構，大幅縮小租稅減免範圍，矯正資本所得多不納稅的現象，讓有錢人能夠正常納稅，達成課稅公平正義目標。政府同時應強化對弱勢者的移轉性支出，有效率推動社會福利與教育工作，保障其生存與進取權益，將更能增進社會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