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蔣介石應變國難三大方針
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的六年，實爲其後八年抗戰之序幕戰。此六年國府當局之因應，可概分爲三大方針─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對內：團結禦侮，安內攘外。對外：國際路線，公理戰勝。蔣介石之主導，尤具關鍵性。
關於中共軍隊問題，兩方爭執雖甚激烈，尚可討價還價，國方代表在會中表示：
1.就軍隊之數字而言，26年（1937）中共要求編爲三個師，以後到32年（1943）要求增爲十二個師，去年（1944）增至十六個師，事隔一年，現在復要求增至四十八個師。較之抗戰初起之三個師，已增加十六倍。……兄等去年尚只說所有官兵不過四十餘萬人，今則忽增至一百二十餘萬人。未及一年時間，而中共之軍隊，何來如許官兵。
2.中共要求如此多的軍隊，所需軍費必多，軍費多，即人民之負擔重。尤其中共以一在野黨之地位，將來參加政府，亦系以政黨之地位，而須擁有軍隊，且要求多量軍隊。其予國民與國際人士之觀感，實至爲不智。
3.我們談到軍隊問題，不可將軍隊駐地與省區和省之行政混連一起。過去我們爲要改革各省軍隊防區制度，不知費了多少努力。到了現在，我們只能有國軍，不能有省軍；只能有國防，不能有省防。……中共軍隊經此次協商，由政府整編之後，可以決定幾個駐防地點，但不可專劃省區。否則，如將軍隊與省區及省地方行政混而爲一，則對外間割據之譏，將何以自解。
共方之意見：
1.兄等（指張治中）以封建軍閥來比擬中共，我不能承認。我們兩黨之擁有武裝，且有十八年之鬥爭歷史，此乃革命事實發展之結果。
2.以軍隊而論，現在國民黨有二六三個師，而中共只要求四十八師，尚不及六分之一……，故國民黨亦必須爲我黨打算，方能使我兩黨各得其所。我方一百二十萬軍隊，若要一旦即裁減爲十二個師，實不可能，故必須分期實施。
3.關於軍隊數目，赫爾利大使擬議中央與中共軍隊之比數爲五分之一，我方依此比例考慮，願讓步至六分之一，即中央現有二百六十三個師，我方應編有四十三個師，較9月3日所提方案，讓步五個師，以後中央軍隊裁減縮編，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編，如中央軍隊裁編爲六十個師，中共應爲十個師，中央軍隊如縮編爲一百二十個師，中共應有二十個師。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事變，佔據瀋陽，旋即囊括東北，成立其「滿洲國」，是爲九一八事變。此一事變，實爲中國近代重大之國難，其外患急迫，不弱於甲午之難。
九一八事變，固爲中國之不幸，亦非日本之幸，事變之始，其外相「鴿派」幣原喜重郎謂其「鷹派」陸相南次郎曰：「吞併東三省，如吞一炸彈，必爆發而殞身。」蔣介石則曰：「以東三省來做日本的炸彈，來收回東三省，進一步使日本爲東三省而亡。」蔣氏此言，就當時情況而言，或被視爲「狂言」，然在十四年後，竟成事實。
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方計劃已久之行動，從「文裝武備」到「武力掠奪」，而中國守土有責之軍政當局，則持以「不抵抗主義」。其時日本氣勢之盛，肆行無忌，中國氣勢之衰，幾無還手之力，然而終能挽回頹勢者，國民政府因應之忍辱負重精神，實爲重要因素。以此獲致喘息時機，得以整軍經武，以爲備戰。迨盧溝橋事變爆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認爲「最後關頭」已到，對日不再退讓，而決心應戰矣。
從九一八事變到盧溝橋事變的六年，實爲其後八年抗戰之序幕戰。此六年國府當局之因應，可概分爲三大方針─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對內：團結禦侮，安內攘外。對外：國際路線，公理戰勝。蔣介石之主導，尤具關鍵性。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是自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決定的戰略方針。這一方針，一直持續到1936年的調整中日關係談判和同年的綏遠戰役。在此中間，有1933年的長城戰役和塘沽協定，1935年的察東事件與大灘口約、河北事件與何梅協定、張北事件與秦土協定。這一連串的事件和交涉，通稱爲華北危機。
從淞滬戰役到綏遠戰役，歷時五載，其間曲折變化，可分四個層次：淞滬戰役與停戰協定，可謂戰而後和；長城戰役與塘沽協定，可謂戰而後屈；河北事件與何梅協定，可謂不戰而屈；綏遠戰役與調整中日關係談判，可謂戰而不屈，談而不讓。其所發生的影響，各有不同。
淞滬戰役，改變了九一八不抵抗之形象，是役所得之效用，據汪清衛述稱：就外交情勢言，抵抗與不抵抗之間，實有極大之差異。一二八以前，各國對華雖勉強說公道話，但卻很冷淡。自一二八淞滬抵抗後，世界輿論，即時改變，各國對華態度，亦好於往昔。
時任外交部長羅文幹指出：淞滬戰役，日方初意三日可取上海，後經三十日尚未得手。我軍雖退，而日軍進攻亦難，故願停戰。
蓋因專賴外交，而不能自助，其效必微。九一八事變，我雖竭力呼籲，而國際上影響極小。迨淞滬戰役，我軍奮勇抵抗，世界目光，始爲之轉移，國際輿論，亦因改變，外交方面，乃有活動可能。
惟自塘沽協定至何梅協定的兩年期間，因戰而後屈及不戰而屈，其所發生的現象，有如下述：
自塘沽協定以來，迄今兩載有餘，政府之中日提攜政策，只造成以下幾種惡果：第一，民氣與士氣之消沉（原因於新聞與言論之取締，排貨之禁 賮央^；第二，無恥政客與漢奸之公開活動；第三，忠實而有氣節者，漸漸不能安於其位；第四，日本少壯派軍人氣焰之高長；第五，國際對華同情心之消失；第六，國民黨道義權威之消失；第七，冀、察、平、津之名存而實亡。
調整中日關係談判與綏遠戰役，又回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原點。但其不同之處，交涉是談而不讓；抵抗是戰而不屈。尤其後者由過去的戰而後屈及不戰而屈，提升到戰而不屈。此亦盧溝橋事變後「抗戰到底」戰略方針之前驅也。
爲時將近一年的調整中日關係之交涉，雖無結果。但其所獲得的代價，是爲準備長期抗戰，爭取到一年半的時間。因爲若干建設工作，是在1936年這一年中積極進行的。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