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詐病躲過死刑嗎？
北投文化國小割喉案的被告龔重安，在受檢方偵訊時稱，其是因幻聽才殺人，致讓人有裝瘋賣傻以求免死之質疑。而到底現行法制，有否足以防止詐病的機制，肯定爲刑事司法的重要課題。
基於人的自利天性，犯罪者即可能借由佯裝精神疾病，以爲停止審判、規避刑事責任或爲拖延死刑執行等等之藉口，實非難以想像。而因身心疾病，其病徵之判斷多隻能依賴患者的口述，詐病的機率，自不會太低。惟根據我國刑法第19條第1、2項，只有在行爲時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造成是非辨識或行爲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降低之情況，才能以無責任或限制責任能力，來不罰或減刑。也就是說，就算被告真患有精神疾病，是否能免除或減輕罪責，仍須視此疾病或障礙是否足以影響辨識或控制能力來決定。而此次割喉案的行爲人，即便稱有幻聽、妄想或有情緒不穩等等狀況，但從其觀察犯案現場多時且選擇校園死角，即廁所行兇，甚至事後能清楚知悉與主張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來看，似無以精神抗辯來免除或減輕責任之理由。
只是司法人員並非精神醫學專家且爲避免爭議，現今在涉及殺人案件的場合，只要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表徵或懷疑，檢察官或法官即會送請精神鑑定。故對於被告的精神狀態，自可經由精神醫師的深度晤談、檢視過往的精神及生理病史，甚至利用先進的核磁共振掃瞄來檢查腦部病變或受損等等方式，以來詳細確定是否屬於精神障礙。同時，鑑定者也須出庭陳述，以讓其鑑定報告有受當事人詰問與檢驗的機會，再由法官對此事實狀態做出最後的法律評價。則在如此繁複的審理過程中，被告欲以詐病來脫免或減輕罪責的可能性，就顯得微乎其微。
惟須注意的是，精神鑑定並不像DNA鑑定般，具有接近百分之百的精確性，致仍帶有鑑定者的主觀，再加以我國在簽署兩人權公約後，關於精神障礙或心智欠缺可否判死，一直有爭議，這就難免於法官爲求慎重，而再委請精神醫師爲鑑定之狀況。如2012年底所發生的臺南割喉案，從第一審到第二審，送請精神與心理鑑定竟已超過十次，而在高等法院的無期徒刑判決，又遭最高法院以精神障礙未查明之理由撤銷發回後，此案恐會步入不斷重行鑑定的夢魘。
也因此，即便現行司法難以詐病來躲避究責，卻因要查證此等事實致會陷入長期訴訟的泥沼。不僅被告將在生、死間糾纏，被害人家屬也將在暗夜中繼續哭泣。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