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水互聯網醫院
疫情期間，徐彙區中心醫院設立“新冠工作室”爲羣衆提供24小時在線諮詢服務，後也稱“上海市發熱諮詢平臺”並接入一網通辦。
“我在上班，”34歲的楊雪坐在工位上，對着手機說，“剛想起來藥快吃完了，抽空看個病。”她向鏡頭這邊的醫生徐蓉報了這兩天的血壓。
這只是她第2次網上看病，卻並不妨礙她迅速適應這種更爲輕鬆的模式。3分鐘後，她在手機上收到了處方，付費，藥預定在第二天由國藥送藥平臺送上家門。
對於徐彙區中心醫院老年科醫生徐蓉來說，在互聯網上看病，氣氛和在診室不太一樣：視頻的背景有時是辦公室格子間；有時是各式各樣的客廳、書房；有時在私家車裡甚至道路上；也有時，背景是牀鋪——長期臥牀的患者以前都由家人代開藥，現在可以自己和醫生對話了……
在不受拘束的環境，談話能抵達的深度也不太一樣。徐蓉接過最長的一通問診持續了半小時。一位53歲的阿姨，眉頭緊鎖，一口氣講六七分鐘無法打斷。徐蓉與她對話半小時後，她平靜下來，說：“徐醫生，我今天終於能睡着了。”
而更明顯的變化是，線上等候的患者們似乎更有耐心。疫情期間線路擁堵時，最長需在線排隊1小時。有患者會用iPad掛着，打個小盹再看看排到了沒有；還有人上來第一句不是問診，而是關心醫生“吃飯了沒有？”
上海發放首張公立互聯網醫院牌照8個月後，患者楊雪和醫生徐蓉都感到，多年習慣的就醫模式已經改變——掛號提前網上預約、醫院內聯網繳費、慢性病複診可用互聯網平臺、醫保在線結算……改變並不僅存在於上海。國家衛健委10月公佈的數據顯示，全國目前已建成900多家互聯網醫院。疫情期間，國家衛健委44家委屬（管）醫院互聯網診療人次同比增長17倍，第三方互聯網診療諮詢增長20多倍，其中線上處方流轉增長近10倍。
但有一種聲音認爲，當前的熱潮只是疫情風口與政策紅利下的假性繁榮，互聯網醫療的核心問題並未解決。
後疫情時代，互聯網醫療能否留住病人，這是一批院長和創業者在做的功課。
熱潮
徐彙區中心醫院，淮海中路陝西南路寸土寸金的地段，執行院長朱福硬是在門診一樓黃金位置闢出一塊“雲診室”。
下午2點，玻璃門隔開的不同科室裡，各有一位醫生戴着耳機與病人視頻。楊雪就出現在徐蓉面前的屏幕上。
第一次聽說“網上看病”，楊雪內心是拒絕的，“像是炒作的概念”。但3月份第一次摸索操作後才發現，“原來可以這麼方便”；外企高管廖清此前常向70多歲的父母推薦她使用過的徐匯雲醫院App，兩人每次都說“回頭試試”卻再無下文，這次，被疫情“逼上梁山”後，突然發現了新世界。
誰會來互聯網上看病？與很多人想象不同的是，使用徐匯雲醫院App就診的患者不少都是老年人。徐蓉的電腦屏幕上，5位預約者中，3位是60歲以上。
當然，這的確是疫情推動下的結果。
年初疫情突發而至，1月29日，上海市衛健委鼓勵上海市級醫院採用線上門診等形式滿足問診、諮詢和科普需求，減少線下就診帶來的交叉感染風險。因徐彙區中心醫院2015年就已開設“雲診室”，醫院迅速聯合商贏互聯網醫院設立“上海市發熱諮詢平臺”，接入一網通辦，爲發熱、有呼吸道症狀的羣衆提供24小時在線諮詢服務。
徐蓉記得，那段時間，平臺最多一天接診10000號，是醫院平時日接診量的30倍。求助如何操作的諮詢電話也一直沒有斷過。
熱潮源於需求，也有來自政策的助力。關於促進互聯網醫療的政策接連下發。國家衛健委發佈的《關於加強信息化支撐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聯網診療諮詢服務工作的通知》等,均強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充分利用“互聯網+醫療”的優勢作用，大力開展互聯網診療服務。各地紛紛加快審批互聯網診療平臺：某市甚至11分鐘火速審批互聯網診療項目。
“從政策上來講，熱度好像是過去一塊很冰的石頭一下子變得燙得你的手都拿不住了。”朱福感慨。
2月25日，朱福得到消息，市裡將走綠色通道爲徐彙區中心醫院發放互聯網醫院牌照。這意味着，上海公立醫院醫生可以在網絡上開處方了。而這也是上海第一張公立互聯網醫院牌照。
朱福很激動，“能否網上開方”之前一直是制約互聯網醫療發展的瓶頸之一。有人形容這是“用60天走完了過去6年走的路”。一位曾投入互聯網醫療又離開的創業者感慨：“2014、2015年時，我們設想過各種引爆互聯網醫療的條件，做夢也沒想到是一場疫情。”
歷練
質疑聲也有。
形勢漸好的5月，互聯網醫療創業者陳罡往一個382人的醫療微信羣裡扔了一篇推文。標題爲《高喊“互聯網醫療進入快車道”衝進來的同學們，你們會超速撞車的》。打開，內容只有一行字：“撞車真的會車毀人亡的。”
隨後迅速出現的大笑表情提示着，這至少不是一個人的感受。
陳罡從2014年進入該領域。鼎盛時期，國內移動醫療公司一度擴張到5000家。但到了2017年，因市場過度飽和又無清晰的商業模式，互聯網醫療行業遇冷，僅註銷的移動醫療公司就達1000餘家，此後真正運營的“倖存者”不足50家。
“今年的疫情或許是重新叫醒了資本。但事實上，目前尚沒有一家企業形成完整的商業閉環和可持續的盈利模式，公立醫院也不夠互聯互通。疫情不可能推動互聯網醫療一夜長成。”陳罡說。
朱福當然理解這些質疑，但他解釋，公立醫院並非沒有思考這些問題，至少，他所創的平臺已經經過了長久的準備。
朱福對互聯網醫療的認知起步於上世紀90年代。他是甘肅人，“讀書時就開始鑽研DOS系統、Basic語言”，1998年他從華西醫科大學（現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研究生畢業後，分配至上海南匯區中心醫院工作。
2000年，他去秦皇島開會，一位高高大大的男醫生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他從市中心醫院到鄉鎮醫院，將不少高血壓患者病情資料錄入一臺手提電腦，靠着Excel表格，一個人管理了其他醫生好幾倍患者數量。
“在當時情況下這是非常了不起的，對我影響很大。”回到上海，朱福就向南匯區中心醫院和區衛生局申請開發一個項目，名爲“高血壓病的專家複診輔助系統”。他成了醫院第一個申請買電腦的醫生，在系統裡積累了3萬多位患者資料。
此後，朱福擔任徐彙區中心醫院院長助理、醫務科長、徐彙區衛計委副主任等職位時，始終沒忘打磨這套系統。2010年，朱福把原先的單機版高血壓病專家系統連接到網絡，升級爲一個高血壓專病網絡醫療平臺。他和心內科醫生胡珺免費給患者遠程看報告、做諮詢。“現在想來，這應該是上海做單病種互聯網醫療的先河。”如今已是徐彙區中心醫院門診辦公室主任、互聯網醫院主任的胡珺說。
2014年10月，中國第一家網絡醫院——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網絡醫院上線。朱福帶了5個人去考察，不先進醫院門，而是去醫院旁藥店裡的PC端“看病”。“一下子四五個人在同一個電腦上面看病，他們互聯網醫院的主任就打電話到藥店，問什麼情況，我們就實話實說，是來體驗、學習的。”朱福說。
考察3天后，朱福深受啓發。“技術上來講，我們的小平臺已經有了，但一對比別人的，我們光看高血壓病肯定不行了。”回來後，朱福申請了吳階平醫學基金的重大項目，把高血壓專病網絡醫療平臺升級爲雲醫院平臺。2015年12月16日，世界互聯網大會在中國烏鎮召開之日，“徐匯雲醫院”在“雲端”誕生。
過程當然沒有說得這麼輕鬆。
最大的阻礙來自觀念。“單位也好，上級部門也好，專家也好，大家都對你互聯網看病不理解，‘網絡上看病見不着人、怎麼保證醫療安全’，‘出了醫療事故，誰承擔？’”申報國家衛計委吳階平醫學基金時，朱福記得，13位專家輪番提問，他很多問題回答不出，感覺“被批得體無完膚”，所幸最後分數還不錯。
平臺建好，患者從哪裡來？朱福去找教育局，“免費把服務送上門”，但教育局局長還是存疑，朱福就解釋，學校醫務室總有醫護人員的，網上看病也肯定是他們陪着學生看病的；而且醫院既服務學生，也可以服務教師。反覆溝通，雙方相互考察七八次，一年半後終於簽約。
覺得面還不夠廣，朱福又把目光投向民政局。民政局下面有40多個養老院，缺醫療服務，“我互聯網醫院免費給你們提供服務”；又去找上海市總工會，“工會總是要提供服務的，過去沒人來做醫療方面的服務，現在我們用互聯網來服務大家”。
對朱福來說，只要認定一件事是有前途的，就值得一路探索下去。他說：“要對自己有信心，探索總得冒點風險，擔點責任。”沒有互聯網診療管理辦法，何不自己制定一個？爲此，徐匯雲醫院設立了一個專職部門，制定出54條雲醫院的管理和診療制度。上海市衛健委基於此，就讓徐匯雲醫院參與起草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初稿。《上海市互聯網醫院管理辦法》初稿完成，朱福也把申報互聯網醫院的資料都填報好，報至上海市衛健委衛生監督所等待審批。
也正是基於這些準備，纔有了疫情期間爲徐彙區中心醫院開“綠色通道”的故事。
爲早些拿到牌照，2月26日，朱福派人一早就去上海市衛生監督所取證。結果還是從早上8時一直等到傍晚7時纔拿到。
那天，一向淡定的朱福一直守在醫院的“雲診室”，牌照送來的那一刻，在場者一起鼓掌。他把執照的複印件掛在醫院走廊上，還特地叫來各部門負責人合影，堅定地認爲這一天一定會“載入史冊”。
獲知能走綠色通道的當晚，朱福是疫情發生以來第一次睡了整覺。
但好覺只睡了一天，就有了新難題。
實際上,在獲批互聯網醫院牌照的第二天，上海醫保局就計劃批覆徐匯雲醫院開通“醫保在線結算”，即“互聯網+”醫療服務與線下醫療服務實行同等的支付政策，執行相同的醫保目錄、醫保支付類別和支付標準。
“網上看病不能用醫保”，曾是制約互聯網醫療發展的主要瓶頸。醫保局的批覆意味着，互聯網醫療連接到普通人的最後一公里即將打通。
而實際操作中，要打通這最後一公里，還涉及諸多技術問題——比如，數據交換。
一位病人登錄平臺後，醫保身份信息需經過認證，再到平臺上看病；看病之後，互聯網上的數據要和醫院內部的數據進行交換，通過上海市隨申辦的也需與隨申辦一方交換數據；最後的數據還需再與上海市醫保局進行交換，醫保局認可後才能進行醫保結算。
結算時，醫保扣除後的自費部分如何進行電子支付，藥物配送等細節，都要一一落實。
通常打通這樣一個流程需半年時間。醫保局領導體恤朱福的不易，說：“我們等你什麼時候做好了，什麼時候再用，不要太有壓力。”
但朱福給自己框定的時間是1周。“你要是不把醫保打通，老百姓對互聯網醫院的體驗就不是最好，病人不容易，自費總是捨不得的。”
朱福迅速組隊，隊伍來自醫院內部、互聯網公司、上海醫保局信息中心，還有隨申辦平臺，大家直接找了個會議室，團隊通宵工作，睡覺輪換着睡，疫情期間來不了的技術人員就遠程辦公。跨團隊要思想一致很難：6個人就有6個想法；管理人員講的，技術人員未必能理解。朱福那幾天說得最多的話是，“推倒重來”。
一週後，道路終於打通。朱福邀請廖清父親作爲第一位測試者。
從患者上線、登錄醫保信息、開好網上處方，再到國藥平臺把藥送到廖清崇明的老家，朱福看到對方捧着藥的照片時，才覺得心裡石頭終於落地。這意味着，徐匯雲醫院已經率先實現互聯網醫療核心業務的全流程服務。
此後，7月15日，國家13個部門聯合發文鼓勵以互聯網優化就醫體驗，打造健康消費新生態；7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 更好服務市場主體的實施意見》又針對幾個行業熱點話題做出要求，即關於診療範圍、醫保支付和審批的要求。
而對朱福來說，他更看重的是醫保在互聯互通上的意義。外界對公立醫院辦互聯網醫療一直以來的詬病是“一家醫院一個App”，但接入醫保後，勢必要與醫保局、醫藥平臺等打通數據，未來可期。
較量
獲批牌照後，徐匯雲醫院已經受到來自各方的矚目。疫情稍和緩時，朱福每週要接待約14批來訪者，日程以小時計。
“我以前是求人去網上看病”，朱福說，今年“雲”上門診量終於超過此前五年的總和。
而來訪者們也關心，對於醫院來說，什麼是可持續的動力？一個例證是，國內某互聯網醫療平臺在疫情期間，平臺上線和活躍人數達到了每天幾千人次的峰值，但半年後，已經回落到每天100多人次的水平。
朱福承認，目前醫院還是在“貼錢”。網上看診，如果患者只是諮詢，最後沒有開藥，那麼按現有收費流程，實際上醫院是連掛號費都收不了。而不管有沒有收到掛號費，醫院還是會給看診的醫生算績效，且與在門診看診一致。
但朱福認爲，一方面醫院屬於公立性質，不能完全爲了錢做事，另一方面病人提高了感受度，也會提高對醫院的認可度和黏性，開辦徐匯雲醫院以後，他明顯感到患者的迴流增多。
“這麼多年，我們不是憑着一點熱情做起來的，也不是靠某種加速度，我覺得靠的是一種堅持，還有對大勢發展的把握。”朱福說。
朱福聊起他曾去法國交流的經歷。2019年他受邀參加歐盟衛生政策論壇，與會者有法國的副總理、法國衛生部部長等。他講了15分鐘，同聲傳譯，反響熱烈。與會者提了很多問題。而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沒人提任何關於醫療安全的問題，卻有好幾個人問他，爲什麼要去做互聯網醫院。
他隨後解釋，中國很大，許多老百姓看病不方便，而互聯網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這麼多年，朱福始終堅信，互聯網醫療是未來的趨勢。對方頻頻點頭，還詢問是否可以將系統翻譯成英文版。
“我感到我們中國在互聯網醫療方面還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但狀態也纔剛算是冰石頭摸上去不那麼冰了。”朱福笑言。
截至目前，徐匯雲醫院自2015年12月運行以來共計服務人次200餘萬，實名制註冊用戶20餘萬。開通醫保在線結算後，雲醫院又實現了企業商保付費，成爲全國首家完整開通醫保付費、企業商保付費和自費三種支付模式的互聯網醫院。
但朱福也說：“老百姓未來會不會繼續用、醫生們會選擇留在什麼樣的平臺上，都事關一個平臺能否走下去。”
較量纔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