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報：誰在定義“被害人有罪論”？
原標題：人民法院報：誰在定義“被害人有罪論”？
近日，高校對女性的安全提示屢屢引發爭議。
中國美術學院《新生安全知識手冊》在性侵害產生的因素中僅羅列了“女生自身的內在因素”，如注重打扮、長相漂亮、處事輕浮、無力自衛、意志薄弱等。引發網友質疑後，作爲內容出處的浙江省高等教育學會《大學生安全知識讀本》表示將予以修改。
此前，廣西大學“女生安全攻略”就曾引發社會熱議。該攻略建議女生“不要穿過分暴露的衣衫和裙子，不低胸、不露腰、不露背，防止產生誘惑”。
而另一端，深圳公安曾於2018年向女性公開宣告：“世上好看的小裙子，你儘管去穿！地鐵上的色狼，我們來抓！”與之相望的是，北京公安32支獵狼小組自成立以來，累計拘留流氓滋擾人員840餘人。此前中國銀保監會一李姓處長在“獵狼行動”中被當場抓獲，被行政拘留10日。
如何合理而不冒犯地提示女性遠離性侵，除了犯罪預防外，也被納入性別偏見、“受害者有罪”等宏大討論。一方觀點認爲，以上提醒僅在從既往經驗提示女性遠離風險，不是歧視；而另一方則認爲，性侵應當歸責於男性，防止男性實施性侵，比防止女生穿吊帶更重要。
被害人不因受性侵而有原罪
事實上，“被害人分析”一直是犯罪觀察中的重要課題，也是犯罪預防的必要考量。從實證角度對風險特徵進行分析並預警無可厚非，這樣的公開提示是否可取實際上取決於兩個要素：
第一，“打扮”“漂亮”“輕浮”“暴露”是否和性侵發生有科學、合理的因果關係；
第二，提示是否能夠傳達科學理念，助力犯罪預防，而非助長偏見。
圖片來源網絡
可能有人會覺得：難道“漂亮暴露輕浮容易被性侵”不是一個常識？
這個“常識”來源又於哪裡呢？可能來源於影視作品、倖存者偏差，也可能來源於迫切需要指摘被害人有錯，來獲得“如果我沒錯就不會被侵犯”的安全感。
將性吸引力作爲性侵原因，忽略了性犯罪和正常性行爲的區別：性犯罪中對性的滿足方式是異常的，不僅僅在於個體差異，還在於在認知心理中產生了不正當的生理需要和性慾衝動。在犯罪動機中，除了性需求，還包含自我確認、自我展示、充實生活、征服他人、報復等諸多層面，已不侷限於性，也不能簡單地和性吸引力掛鉤。
理論之外，在對性侵犯案件的實證分析中也無法找到性吸引力維度的論證。而提示女性注重在夜晚和夏季提高防範，是完全合理的，因爲統計表明北半球國家強姦等性犯罪從三四月開始遞增，六七月達到高峰，冬季則明顯減少；囑咐在交友中提高警惕也無可厚非，“熟人強姦”在性侵案件中比例極高，在上海市某區的統計中， 85.11%爲熟人作案（金澤剛、朱嚴謹：《性犯罪被害人特徵實證研究》），而根據2010年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的披露，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中40%爲“約會強姦”。
但將“意志薄弱、難拒誘惑”作爲誘因，則是一種以偏概全。性侵總體可以分爲暴力性性犯罪、性違法行爲、性變態行爲，在相關調研中，136起案件中有114名性犯罪人使用暴力手段，居前手段爲持刀、扼頸、捂堵口鼻（金澤剛、朱嚴謹：《性犯罪被害人特徵實證研究》）。我們不鼓勵在面對暴力犯罪時一味強行抵抗，更不能將受害人“膽小懦弱”當做犯罪誘因。
新的“常識”也在崛起。2018年比利時“What were you wearing？”展覽中展示了18套被害人被性侵時所穿的衣服，包含了T恤、裙子、襯衫、長褲、運動服等。這些普通的衣物顯然與所謂的“性吸引力”無關。
“What were you wearing？”展覽。圖片來源網絡
當有人試圖桃色性侵犯罪，將性吸引力、抵抗不力與性侵關聯時，我們首先應當記得，這是一種血色的暴力犯罪，和搶劫、傷害並無本質不同，被害人不因受侵犯的是性自由而有原罪。
注意，在被侵犯的性自由中，既有女性的性自由，也有男性的性自由；有成年人的無力抵抗，也有孩子的不知抵抗。2015年8月29日，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被變更爲強制猥褻、侮辱罪，法律開始認可男性也是性侵的被害人。
這當然不是說受害人分析或風險預警毫無意義，而是說我們應當以切實減少性侵爲目的，進行科學而友善的提示。在信息傳導的鏈條中，表達被解讀爲善意，往往比出於善意表達更重要。
“她漂亮、她穿吊帶，她被性侵了，但不是她的錯，是他的錯”，和“她漂亮、她穿吊帶，她被性侵了”也許將導致完全相反的結論：前者導向“小裙子你儘管去穿，色狼我們來抓”，而後者導向“不要穿暴露衣衫，防止產生誘惑”。
爲何會有“歸咎被害人”的觀點？
事實上，不侷限於性侵犯罪，歸咎被害人乃至被害人自我歸責都是極爲普遍的現象。
交通肇事、入室盜竊、激情殺人，部分被害具有強烈的突發性和偶然性；但我們同時執着於在消極事件和意外中探討爲什麼。“蕩婦羞辱”“受害者有罪”的觀點不能簡單等同於性別歧視、道德優越，背後亦有在面對不確定風險時，旁觀者急於通過歸責他人來營造心理暗示：
“只要我不這樣，我就不會被侵害。”對於受害人而言，自我歸責的情緒衝動則更加強烈，證明“我有錯我活該今後我能避免”似乎比“我沒錯我倒黴”更利於自我的重建。
而性侵的特殊性則是，男性確實比女性表現出更高的性自信：女性拒絕的舉止被男性解讀爲“半推半就”，在司法實踐中十分常見。在相關調查中，23%的女性報告自己曾被強迫進行性行爲，對應的男性則只有3%承認進行過強迫性行爲（戴維·邁爾斯：《社會心理學》）。
在這種特殊的性心理差異和受害人心態下，大張旗鼓的“女性無罪”尚不能有效保護女性、消除恥於求助、報警的受害暗數，何況是言未盡意的“安全提示”。
更令人擔憂的是，如同犯罪人會形成標籤而重複犯罪，被害人同樣會由於社會觀念將受害者身份自我內化，對性侵容忍，進而可能再次被害；而罪犯則通過羞辱將性侵合理化，可能再次實施性侵。
通往地獄的道理，往往由善意鋪就。在追求美的國度裡，在青春流淌的園地，視美與青春爲危險，是一種遺憾。
關愛女性、預防性侵犯罪，獵狼需要，提示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