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西藏史（一百八十九）——沙州之圍
喜歡聽音頻的朋友可移步喜馬拉雅，搜索《通俗西藏史》，老布充滿大碴子味兒的口音，將撲面而來！
各位喜馬拉雅的小夥伴大家好，藏史德雲社的老布，又來啦！
上期咱們講到，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涼州陷落、永泰二年（766年）甘州陷落、同年稍晚（也就是大曆元年）肅州陷落、大曆十一年(776年)瓜州陷落。
期間唐朝的河西節度使也換了三位，765年楊志烈被殺、767年（大曆二年）楊休明被殺、777年（大曆十二年）周鼎被殺。
這些背景資料可以告訴我們，在吐蕃遮天蔽日的軍事壓力下，河西唐軍有過怎樣一番動盪。
除了這些宏觀視角的記載，保存在敦煌的文獻，還可以從微觀視角補充一些歷史的細節。
在法藏敦煌文書P．2942的長卷裡，保存了一份河西觀察使的判文，其中提到一位姓朱的都護見大難臨頭，不首先考慮守土保民，而是趕緊安排家屬西逃，並要求讓自己在職的女婿、兒子帶人護送。
河西觀察使看到申請後很生氣，在判文中直接了當的寫道：“人爲邦本，本固邦寧，時屬艱難、所在防捍，稍有動搖，誰不流離？”
您身爲都護守土有責，您都跑了，讓老百姓咋辦？
所以在《判文》的最後，他理直氣壯地要求朱都護，“殉節佇冀忘家，臨難終期奉國，將子無努，義不緣私。”[1]
除了這種保小家，棄大家的，還有趁機渾水摸魚的。
就是在楊志烈被殺後，甘州城裡冒出一個叫張環的貨。詐稱接任河西節度使，不但僞造敕書、矯授旌旄，還裝神弄鬼騙取河西官馬。
《判文》要求關東兵馬使對其就地推問、收監，並要求甘州官員認清形勢，不要和張環沆瀣一氣。
這件事情大致發生在涼州陷落之後，甘州陷落之前。
按《元和郡縣誌》的記載，永泰二年的六七月間，甘州陷落。所以這件事情應該就在764年的十月，至766年的六七月之間。
除了張環這種作死的，河西各州之間也是各懷心腹事。
涼州失陷時，河西節度使手裡還有點家底兒，建康軍、玉門軍和豆盧軍的建制還比較完整。
這三個軍鎮，分別位於甘州以西、肅州以西和沙州城內。
面對吐蕃的軍事壓力，河西各州就開始打小算盤了。
甘州作爲直面蕃軍的堡壘，迫切需要軍事援助。當他們向肅州求援的時候，肅州刺史爲了自保，拒絕支援甘州。
《判文》裡苦口婆心的勸說肅州，使用“豈唯脣亡齒寒，或慮芝焚蕙嘆”的比喻，來說明支援甘州的重要性。
但不久之後，肅州甚至中斷與甘州的貿易。
最後甘州唐軍連最基本的口糧、禦寒的棉服，都無法保證了。
《判文》保存了一份《甘州兵健冬裝、肅州及瓜州並訴無物支給》的文件，上面寫到“時屬霜寒、切須衣服，事宜應速、不可後時，瓜州既許相資，計亦即應付了，休明。”
這個地方出現的“休明”，可能就是河西節度楊休明。
前線士兵缺乏冬裝，居然需要河西節度使親自過問，可見當時河西局勢有多混亂。
這種混亂肯定不是常態，它應該是吐蕃軍事壓力下的結果。
因爲同樣是肅州刺史，在762年的行事方式，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敦煌文獻裡保存了肅州刺史寫給吐蕃將領尚贊摩的書信，名爲《爲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
這封書信很長，我就不念了，咱就說說書信的大概意思。
書信啓示部分說，“和使論悉林琮至，遠垂翰墨，兼惠銀盤，睹物思賢，愧配非兮。”
按鍾書林老師的解讀，這段文縐縐的話，意思是吐蕃使臣來肅州了，還送我了一方銀盤。我看到以後，睹物思人，心中感慨，但投降這種事兒，我不能幹。
非常騷瑞！！
緊接着，書信敘述了唐蕃友好的過程，提到了公主和親，結爲舅甥之好，還提到了唐蕃會盟，碑契猶存。
然後，書信上說這麼一段話：“吐蕃東有青海之隅，西據黃河之險，南有鐵領（嶺）之固，北有雪山之窂（牢）。邏娑之外，極乎崑崙。……平陸牛馬，萬川羣［鱗］。國富兵衆，土廣而境遠；自然方圓，數萬裡之國。足可以爲育養，何要攻城而求小利，貪地而損人？此天道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必罰。”
這話的意思就是，您的疆域都扶搖萬里啦，您還不滿足啊？！非要來打我肅州，這個小破地方？！
再往下就說到，現在我們國內呢，是有點爛事兒。
安史這倆小子，蹦躂得挺歡。
你們借這個機會進攻，這是趁人之危啊，這事兒有點不敞亮啊！
再下面，就是這封信裡最重要的內容了，“肅州小郡，山險路俠（狹），境少泉澤，周圓磧鹵，地方不過二百里，素非士馬偃憩之所。三年已前七月十五日，勞贊摩大軍，遠辱弊邑，渡金河單酌，論兩國甲兵，傾東門淡杯，敘舅生義好。一言道感，便沐回軍，期不再來，果副明信，則知贊摩量廣而器深，節高而志大。懷其愧（饋）也，何嘗忘之？”
這段話裡的“三年以前七月十五日”，指的是之前的一件舊事。
據戴密微、鄧小南考定，這封書信寫成於762年（唐代宗寶應元年），那麼“三年以前”就是759年（唐肅宗乾元二年）。
這次進攻在唐史裡沒有記載，敦煌保存的文獻，正好補充了史料的不足。
從書信內容上看，這次進攻似乎以和平方式收場，而且還相談甚歡。
文中提到“渡金河單酌，論兩國甲兵，傾東門淡杯，敘舅生義好。”
這就是說，兩邊喝着小酒嘮得挺愉快。
然後是“一言道感，便沐回軍，期不再來，果副明信，則知贊摩量廣而器深，節高而志大。懷其愧（饋）也，何嘗忘之？”
這意思就是說，聊痛快了以後，您就帶兵撤了，之後再也沒派軍隊來過。您果然是個守信君子，我心裡一直都念您的好，從來都沒忘記。
如果單從書信上看，肅州刺史劉臣璧事兒辦得是有裡有面，滴水不漏。
這也不是對甘州見死不救的人啊！
我們現在不知道，劉臣璧的任期是不是從758年，一直延續到766年，但就算是同一個人也不奇怪。
因爲他所處的環境有了很大的變化。
758年到762年期間，河西走廊還掌控在唐朝手裡，雖然隴右被吐蕃佔領了，河西還可以通過靈州與關中聯絡。
此時的河西唐人心裡還有希望，他們認爲國家雖然形勢不好，但叛亂肯定能平息，被吐蕃佔領的州縣肯定能收復。
因此，他們面對吐蕃軍隊和使臣，心裡都有底，能做到處變不驚，有禮有節。
對吐蕃來說，758年的時候還處於試探階段，他們做的事情是拔除外線的釘子，把控制區向祁連山南麓推。
兵至肅州城下也是試探河西唐軍的虛實，因此纔會和平撤走。說白了，這一切的表現都是基於雙方的力量對比。[3]
但到了766年，吐蕃已經控制了隴右，拿下了涼州，再加上打進長安對河西唐軍心理上的打擊。整個河西走廊上的唐朝人都感覺大難臨頭了。人在重壓之下是會變形的，肅州刺史沒有了以前的風度，也可以理解。
之後，甘州、肅州、瓜州相繼被吐蕃攻克。
在此期間，連接河西與北庭的伊州（新疆哈密）也被吐蕃攻佔。
沙州（敦煌）成了河西唐軍最後的據點。
“敦煌”是一個讓人神往的名字，不光今天的我們神往，古代中國人也神往。
它位於河西走廊的西端，黨河下游的一塊綠洲上，南面是祁連山脈的三危山，北面是北山山脈，疏勒河橫貫其境，西扼玉門關、陽關，東接瓜州、酒泉。
如果說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幹線，敦煌則是連接中原與西域、中國與西亞的咽喉。
作爲走廊西部的門戶，敦煌是東西方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交匯地，因此纔會給我們留下莫高窟這樣的寶庫。
公元前121年（漢武帝元朔六年）3月，鏢騎將軍霍去病率一萬精騎出隴西，痛擊匈奴右賢王。六天內連破匈奴五國，殲敵九千，殺匈奴盧候王、折蘭王，俘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從此，河西走廊歸入了漢朝版圖。
隨後，漢武帝設武威、酒泉二郡，敦煌一帶歸酒泉管轄。
前111年（武帝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的轄地，增設張掖和敦煌二郡，這就是著名的“河西四郡”。
失去河西走廊對匈奴來說損失慘重，他們悲歌道：
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匈奴歌》
“敦煌”一詞，便隨着河西四郡，首次見諸史端。
關於這個名詞的由來，目前學界尚有爭議。
《漢書》中對敦煌的解讀爲：“敦，大也！煌，盛也！”
但現代學者多認爲“敦煌”的詞源不是漢語，可能是當地語言的音譯。
不管“敦煌”一詞從何而來，其對漢朝的重要意義卻是公認的，爲了能穩固控制敦煌。
漢武帝把長城繼續向西延伸，過令居塞(今蘭州永登縣)、烏鞘嶺、武威、張掖、酒泉，直達玉門關，形成了一道東起遼東，西到敦煌，長達一萬一千餘里的雄偉屏障。
漢朝對敦煌的經營，還表現在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屯墾上。
爲改變河西地區人口稀少的現狀，漢武帝實行了從內地往河西移民的措施。
到西漢末年，河西四郡已有六萬一千餘戶，人口二十八萬多。其中，敦煌郡就有一萬七千餘戶，三萬八千多人。
這些移民中有很多是罪犯，在漢史裡常見發配罪犯徙邊敦煌的記載。一般來說，徙邊敦煌的罪犯大概可分三種：
第一，犯罪的官員；
第二，大逆無道罪犯的家屬；
第三，各種刑事犯罪人員。
這些犯罪的官員大多有很深的文化造詣，他們舉家遷到敦煌，反倒促進了當地文化的發展。
比如，西漢時期的清河張氏、鉅鹿索氏都有官員被貶敦煌。[4]
唐末歸義軍的首領，一個姓張，一個姓索。
雖然我們不能說，這兩個家族就一定是清河張氏、鉅鹿索氏的後人，但張、索兩家是河西大族確定無疑。
隨着遷移人口的增加，再加上三十萬左右的戍卒，河西的族羣構成發生了根本變化，漢人成爲敦煌的主體民族。屯田與農耕逐漸替代了之前的遊牧生活方式。
魏晉時期，河西走廊上先後建立了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前涼的張駿改敦煌之名爲沙州，西涼則以敦煌爲都城。
十六國時期，中原離亂，河西成爲相對穩定的地區。
中原碩儒逃奔河西避難，佛教在敦煌空前興盛，成爲了河西的佛教中心、竺法護、宋雲、法顯、鳩摩羅什都在敦煌留下了足跡。
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樂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開石窟供佛，莫高窟從此誕生了。
等李淵於武德二年（619年）平定了河西，他循隋文帝舊制，在敦煌設瓜州，命李世民爲左武侯大將軍、涼州總管，節制甘、涼九州諸軍事，可見對河西地區的重視。
但唐初的河西並不穩定，兩年後（621年）瓜州刺史賀拔行反唐、623年張護、李通謀反，等唐朝把這些反叛撲滅後，將瓜州改沙州，河西地區纔算穩定了下來。
隨後唐朝以沙州爲中心，向西域開拓，先後拿下了高昌、焉耆、龜茲、于闐、疏勒。
隨着西域的不斷拓展，沙州的戰略地位愈發重要。每次唐軍入西域，都以沙州爲物資供應地，沙州唐軍也經常隨軍出征。駐守安西四鎮的戍卒，也主要是來自敦煌與河西的府兵。
安史之亂後，吐蕃拿下了涼州和甘州，“路阻蕭關雁信稀”，關中對安西和沙州存亡不知，長達十八年。
781年（唐德宗建中二年），久無音訊的安西四鎮，終於和大唐取得了聯繫。
安西使者取回紇道，從河西走廊北側，跨越大漠回到長安。
李適終於得知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安西四鎮留後郭昕，在吐蕃佔據河隴後，仍舊率將士苦苦支撐着大唐在西域最後的飛地。
安西使者還上奏了伊州刺使袁光庭的事蹟。
《舊唐書·袁光庭傳》的內容，應該就是來自這位安西使臣的口述：
“袁光庭者，河西戍將，天寶末爲伊州刺史。祿山之亂，西北邊戎兵入赴難，河、 隴郡邑，皆爲吐蕃所拔。唯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虜百端誘說，終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盡，糧儲並竭，城將陷沒，光庭手殺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聞之，贈工部尚書。”
李適聽後垂淚以對，但此時的唐朝，再也不是貞觀、天寶之時，那個健碩恢宏的唐朝了。也不是神皇二聖之時，那個越挫越堅、屢敗屢戰的唐朝了。
現在的唐朝內憂外患，風雨飄搖，李適遙望着關山阻隔的西域，君臣上下只有相對而嘆。
大曆十一年(776年)，吐蕃攻陷了瓜州，沙州成了河西唐軍唯一的據點。
歷時十一年的沙州之圍，拉開了序幕。
《新唐書·吐蕃傳》裡對沙州之圍有段很精彩的記述：“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尚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逾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閻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讓，射沙奴即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他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靴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之。”
爲了拿下這處河西重鎮和佛教聖地，吐蕃顯得異常重視，赤松德贊親自來到南山督戰。
我們都知道，唐朝時期穿越祁連山的主幹道有三條：
從蘭州經洪源谷到武威；
從西寧經大斗拔谷（扁都口）到張掖；
從柴達木經當金口到敦煌。[5]
估計赤松德贊就是經都蘭、德令哈，沿着伏俟西道向西，過當金口到達敦煌。
在當金口東面不遠處，有座黨城遺址建於十六國時期，爲西涼國的子亭城，唐朝時設紫亭鎮。
向達先生在《西征小記》裡說：“是至唐、宋之際，子亭不僅猶爲駐兵之所，且系瓜沙南藩一雄鎮，非親貴不能膺斯重寄也”。赤松德贊沒準就駐紮在此。
負責攻取沙州的吐蕃大將是尚綺心兒，他就是打肅州的尚贊摩的兒子。
吐蕃重重圍困之下，沙州城內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大曆元年(766年)，甘州淪陷，時任節度使楊休明西遷沙州。從此，沙州就成了河西唐軍的大本營。
沙州本來就是唐朝接待各國元首和外交使節的重要接待站，這些人享受免費供應口糧的待遇。但由於河西路阻，外國首領與使節長期滯留敦煌，沙州當局也只得長期供應下去。
再加上從東部退卻而來的唐軍的各級官吏家屬，也都來到沙州，導致城內存糧日益短缺。
於是我們在《判文》裡就看到了，《判諸國首領停糧》、《關東兵馬使請加米》、《思結首領遠來請糧事》的文章。
甚至到了最後，連敬神祭祀的供品都成了關注的焦點，判文裡有一篇《沙州祭社廣破用》的文章，說的就是“艱虞已來，庶事減省，沙州祭社，何獨豐濃，稅錢各有區分，祭社不合破用。”[6]
內無糧草，那外面是否有救兵呢？
《新唐書·吐蕃傳》的記載是“（周）鼎請救回鶻，逾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
也就是說，時任河西節度使周鼎向回鶻的求援，好幾年都沒見音訊。
正是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局勢下，周鼎決定放棄沙州，焚城而去，帶領城中居民舉城東遷，回到大唐。
可是這一政策，遭到沙州大族和民衆的激烈反對。
大曆十二年，周鼎派沙州都知兵馬使閻朝出城勘測水源和道路，爲舉城東遷做準備。結果閻朝用計殺了周鼎的親衛，又用弓弦勒死了周鼎。
從此沙州的軍政便轉移到了閻朝的手中。
閻朝爲什麼要殺自己的長官呢？
在他管理下的沙州又有怎樣的作爲呢？
我們下期接着講。
參考書目：
[1][6]、《河西節度使覆滅的前夕—敦煌遺書伯2942號殘卷的研究》_史葦湘
[2]、《敦煌寫本‘爲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疏證——兼論唐代中期的唐、蕃關係及書信創作時間》_鍾書林；
[3][5]、《敦煌文書‘爲肅州刺史劉臣壁答南蕃書’所見吐蕃進攻河西的兩次唐蕃戰爭》_李宗俊；
[4]、《西漢政府的罪犯徙邊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獻爲中心的考察》_鄭炳林；